横河:来自中国劳教所的信在美国激起千层浪

【新唐人2013年1月3日讯】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从马三家劳教所寄出的一封信,在美国和国际社会引起的巨大的反响。这件事情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是在圣诞节之前,正是美国民众忙于采购圣诞用品和礼物的时候,有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在美国的社交网络上快速流传,很快的就变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美国社会的巨大反响

这事情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俄勒冈州有一位妇女叫朱丽叶‧凯斯,她是在去年万圣节买了一套墓地的套件,但是一直没有用。今年到了10月份的时候,她准备拿出来装饰她女儿的生日派对,在这两块泡沫墓碑之间,发现了一张折成八折的纸条,纸条是用英文写的,夹杂着一些中文词汇,上面写着:“先生,如果您偶然间购买了这个产品,请帮忙转送这封信给世界人权组织,这里处在中共政府迫害之下的数千人,将永远感谢并记住您。”

这封没有署名的信介绍说,这个产品是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制造的,他说这里工作的人们不得不一天工作15个小时,没有周六、周日休息和任何节假日,否则他们将遭到酷刑殴打和粗暴的话语,几乎没有工资,他列出来一个月10块钱人民币的收入。这里的人平均被判1~3年劳教,但是没有经过正常的法庭判决,他们许多人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完全是无辜的人,仅仅因为他们有不同于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他们常常遭受比其他人更多的惩罚。

看到这封信以后,凯斯女士联系了“大赦国际”,但是她没有得到回音,怎么办呢?她决定求助于社交网络,她把这封信公布在脸书上,很快的就得到了朋友们的回应,这时候就有朋友帮助她联系了当地最大的报纸《俄勒冈人报》,《俄勒冈人报》不仅刊登了这封马三家劳教所寄出来的信,而且还通知了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现在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表示已经开始着手调查;同时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这是美国一个著名的人权团体,表示这封信里面描述的情况,和他们所掌握的中国劳教所的情况是一致的。

这一套墓地套件是在美国的超市Kmart购买的,Kmart的母公司就是西尔斯(Sears),这个公司也表示要进行调查,其它的主流媒体现在也正在跟进报导。可以说这是我在美国二十多年,所看到的对中国劳教产品、奴工产品最密集的报导。据《俄勒冈人报》的一篇跟进的文章说,周五那一天,《俄勒冈人报》的第一篇报导的阅读量就超过了50万次,是近年来所有单个报导当中最高的,说昨天一天全美国各地的媒体,一直远到挪威的媒体,都在争相采访朱丽叶‧凯斯女士。

中共恶劣的人权纪录,再次受到了国际的高度关注,而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它是从草根的社交网络开始的,然后进入了主流媒体,进而敦促大公司和政府采取相应的行动。

劳教产品输出从来不是秘密

今天我们想谈一下几个事情,一个就是从中国来的劳教产品,从来就不是秘密。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说,也许他们听说过,他们感到震惊的是还真的接到了这么一封信。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这就像一个人在求救的时候,抛出的漂流瓶一样,当投出以后,这个真的写这封信的人和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们,就一直在期待着有人回应,而现在真的这个回应就来了。

对于人权团体和各国政府而言,中共向海外输出奴工产品,这个产品指的是来自监狱、劳教所的产品,不是私人公司的奴工产品,这种奴工产品其实并不是新鲜事,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各国政府不说,主流媒体也很少有这么密集的高度关注。

就以这次披露的马三家劳教所为例,在法轮大法《明慧网》上,十几年来一直有大量的受害者、目击者的报导。“追查国际”在2003年到2004年间,对于中国出口的劳教产品曾经做过系列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包括证据、证人、生产产品的公司、具体生产的劳教所,都有详细的追踪报导,就是对于某一个产品的详细追踪报导。这些公司和产品就包括像兰州的正林瓜子,上海的三枪牌内衣,河南瑞贝卡的假发产品,北京的咪奇玩具公司。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其实在西方媒体也有相关的报导,2011年的时候,半岛电视台英文出了一个系列节目,叫作“奴隶制——21世纪的邪恶”,其中有一期的题目,叫作“监狱奴工”,讲的就是中国监狱和劳教所的奴工以及他们所生产的产品。那篇半岛电视台的报导,记者采访了两名中国监狱的受害者,一位是美国公民查尔斯‧李,是一个法轮功学员,他曾经被指控计划插播,判刑3年,在监狱里面生产出口美国的产品;另外一位是一个家庭教会的成员,她也是由于信仰而被判刑,她在监狱里面生产出口产品的故事。一般人认为今年中共拒绝了半岛电视台英文记者的连续签证,等于把英文的半岛电视台赶出中国了,就是对这部电视片的报复。

其实类似的事件也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2003年的时候,有一位奥地利人在购买的产品当中,发现了一封也是英文的手写信,是一位被关押在广东槎头女子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写的,显示的是广东槎头女子劳教所,利用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为德国的某个公司生产产品。当时这封信传出来以后,就转交给了“国际大赦”的奥地利分部,只是说那一次没有引起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社交网络。其实这些事件长期一直都在,有些也曾经得到过国际社会的关注。

曾被接力调查曝光的河南瑞贝卡案

在这些案例当中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是得到了接力曝光的,就是在“追查国际”所做的调查报告当中,河南的瑞贝卡公司,这个公司专门制造假发产品,输往世界各地。在“追查国际”的报告当中,有一位曾经在河南劳教所加工过假发的法轮功学员提供了证词,然后“追查国际”就根据这个证词,对这个假发的生产、出口、销售,一直到美国的进口,都进行了跟踪的调查,确定了在河南那个劳教所里面所生产的假发,最后出口到了美国。

《南华早报》的一位记者了解到这件事情以后,就决定自己亲自去调查。他到了许昌,调查了瑞贝卡公司,还找到了劳教所,包括劳教所的官员都很自豪的向他证实,他们为瑞贝卡公司生产出口假发,因为对于当地劳教所来说的话,接到了这么大的出口任务,他们认为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这位记者采访了以后,就很快受到了“关照”,这个记者为了防止自己也被抓起来,就连夜跑回香港去了。他写了一篇英文报导,发表在《南华早报》上。

这个报导里面还提到了,在瑞贝卡公司排在最前面的10家持股人当中,有6个是世界著名的银行。当时他对这6家银行提出要求采访,都被拒绝了。那是2005年的事情。一年以后,纽约的时尚杂志《村声》,叫作Village Voice,要写一篇关于纽约假发时尚的报导,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南华早报》的文章。Village Voice这个village指的是曼哈顿下城的格林威治村,那是一个艺术村。所以说这个杂志虽然是一个比较小的杂志,但是它的声誉很高,它是以写深度报导著名的,曾经因为深度报导得过3次普利策奖。

这个杂志的一个记者就进行了自己的调查。包括他去核实了《南华早报》关于6家银行投资瑞贝卡公司的情况,而且分别致电这些投资银行,询问他们关于持股的中国公司使用奴工生产出口产品的态度。那几个银行也分别做了回应,而且回应的各有不同,有的银行也拒绝回应。这个记者又进一步的进行调查,查到了在“追查国际”写了报告以后,曾经对美国政府提出正式要求,要求禁止河南瑞贝卡奴工产品进口美国,而且她对这个情况在美国政府和相关的部门进行了追踪调查,不同的官员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也都发表在这个报导里面。

但是因为这个杂志虽然说它的声誉很高,而且得过普利特奖,但是因为它不属于大众媒体,不属于那种发布很广的普通的大众媒体,它只局限在一定的特定人群里面,所以当时这个报导并没有引起社会上那么强烈的反响,不像这次,这次是社交网络和主流的大众媒体广泛报导,引起的震动当然就要大得多,引起的反响也要大得多。

相关的中美法律问题

我们想谈一下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对于美国社会来说,进口了这些奴工产品是不是违反了法律?对中国来说是不是有相关的规定?在《美国法典》里面,法典的第19章第1307款,是明文禁止奴工产品进口的。这个法典是禁止奴工产品进口的基础,这一条款已经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当时立法的时候和今天对这个法律的应用,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当时主要是保护美国的产品免受外国产品的不公平竞争。就是外国产品的竞争,美国是基本上自由的,但是外国产品如果使用奴工的话,那么这种竞争就是不公平的。在一百年前,美国人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就制定了这个法规。

而今天要求对这个法规进行严格执法的,主要是人权团体和劳工组织。这里就更增加了一个人权的因素。他们强烈要求对已有的法律严格执法,因为在这之前,使用奴工最多的是前苏联,但是前苏联当时跟美国之间没有那么多的贸易,所以它的奴工产品可能仅仅局限于在国内销售,或者是军工产品,不是向西方主要国家进行贸易的,目的不一样。美国在这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遇到过像今天所面临的这么大规模的奴工产品入侵美国的事情,几乎没有遇到过,所以才会有人权团体要求要认真执法。因为一个法律如果长期不去执行的话,长期没有执行对象的话,就包括执法机构也有很多人他们忘记掉了,因为法律条文太多。

为什么他们会提出来呢?就是说九十年代以来,人权团体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监狱、劳教所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被关押的政治犯、良心犯所生产的,这对于美国人来说完全是一个新问题。另外《美国法典》第18章1761条款规定,如果说你知道了而故意进口监狱产品,并且在美国跨州运输的话,就属于犯罪行为。

这样执法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要执法的话,你就要得到那个国家的合作,因为对于一般人来说,制定法律的时候,他所考虑到的其实并不是针对一个国家。很多国家有奴工产品,就像在中国有黑砖窑一样,但是这种黑砖窑它是属于私人公司的,他在这个国家本身,在任何国家使用这种奴工都是违法的,一旦被发现,都要被惩罚的。即使在中国那种地方,像这种黑砖窑那样的奴工,一旦被曝光以后,当局即使是不愿意,勉勉强强的也得假装去执一下法,不像这个劳教所和监狱产品,是政府出面大规模的违法。他们觉得很困难的就是,和中共这个政权来合作打击来自中国的奴工产品几乎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这个奴工产品就是中共干的。

我们如果去看一下在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的网站上,关于奴工产品的一些问答,也是很有意思的。他在问答的时候问到:谁是对于奴工产品对美国最大的威胁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就是当时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当时正好处于没收的21批货当中,有20批来自中国,就是已经确认是奴工产品要没收的;扣押的6批货当中,有4批来自中国。

回过来我们看看在中国有没有类似的法律。其实中国也有类似的法规。最直接的法规是1991年10月5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重申禁止劳改产品出口的规定,其中第四条是重申禁止劳改产品出口,外贸公司不得收购劳改产品,也不得让其它贸易公司代为收购用于出口,监狱不得向外贸公司提供出口货源。所以还不仅仅是它自己不能出口,它甚至不能通过别人出口。

第五条,监狱不得与外商建立合资或合作企业。第六条,如发现任何部门或企业出口劳改产品,海关有权扣留,没收其所得,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有关责任者相应的惩罚。所以你可以看到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美国的海关去扣留它,按中共自己的规定,在中国海关就应该把它扣留掉了,而且应该对相应人进行惩罚。但是问题在这里,监狱和劳教所本来就是属于国家机器,这是一个国家机器的行为,不可能一个国家机器对自己的国家机器进行惩罚,所以不仅没有人会被惩罚,而且劳改产品、劳教产品出口多的还会被奖励,曝光了会被掩盖。美国海关的官员认识得非常清楚,他们说得也很清楚,不可能得到中共方面的合作。

我们能做的和美国社会的反思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能做些什么?从上述的案例和今年马三家劳教所所发出的求救信,相对照比较的话,我们发现有个重大的差别,也就是在有了社交网络的情况下,民意更容易得到表达,而无论是当事的公司,还是美国海关,都必须对公众的强烈反应做出公开回应。所以可以看到,就在美国,公众的意见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有的时候民众的压力能够迫使大公司不得不做出一定的改变。

这里也有一个同样是关于中国劳教所的例子,我们看看个人能起什么作用。《静水流深》的作者曾铮,她曾经在北京女子劳教所生产过一种绒毛兔子,她后来设法逃到澳洲以后,就去找她曾经生产过的产品。她竟然确实发现了这种绒毛兔子是雀巢公司宣传产品用的一种附赠品,而且她后来也找到了为雀巢公司代工的那家北京的玩具公司,就是咪奇玩具公司。雀巢公司当然不承认自己使用了奴工,而海外对于中国公司在中国大陆的所作所为,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好像很难再进展下去了,就停滞不前了。

这时候有一个日内瓦报纸的记者注意到了这件事情,他是日内瓦这家报纸驻北京的记者,他就写信给咪奇玩具公司,询问有关的情况,并且提出采访要求,就是我能不能到你那去看一下?当然这个要求就被拒绝了。但是这个记者没有灰心,他仍然去进行了个人的调查,根据他自己调查到的情况,得到了他认为足够的证据,就写了一篇报导。报导发表以后,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反应。然而一年以后,咪奇公司突然给他去了一封信,邀请他到咪奇公司去参观,而且请他再写一篇报导,更正他原来的报导的内容,怎么样去正面的报导这个咪奇玩具公司。当然他后来去了,但是并没有再写一篇正面的报导。

为什么这家咪奇公司改变了主意,后来又专门邀请他去采访呢?原来是他那年那篇文章发表以后,咪奇公司的国外订货减少了70%。也就是说对很多大公司来说,我们不能说它知道或者不知道那些玩具是奴工产品。但是你要知道海外曝光出来的具体哪个劳教所、监狱生产了哪个海外公司的产品,并非是个别的案例。一般情况下曝光以后,大公司很少回应,有回应也多半是官样文章,他们也答应调查,但是最后往往不了了之。

本来中国的经济怎么发展起来的,实际上就是西方的大财团和中共的统治勾结出来的结果。中共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它的低成本是怎么来的,是三个代价换来的,人权代价、环境代价、自然资源代价,这三大代价换来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这个经济发展的成果是谁得到的?最近《彭博社》有一篇报导,讲的是中共毛泽东当时跟他一起革命的那些领导人们,他们的家族,现在那八个家族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其中三大家族控制着总资产就达到中国国民经济产值的1/5。

这种监狱、劳教所的奴工产品绝大部分都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它的技术含量并不高,这种劳动密集型产品西方公司都会去找中国,或者当地的公司去代工,它可以免去很多人权方面的指责。你像富士康,它就为苹果公司承担了很多人权方面的指责,尽管在同类企业当中,我相信富士康的工作、生活环境还是算比较好的,而比起这次曝光的马三家劳教所来说的话,那更是好了何止百倍。但是曝光总是有效的,因为一旦曝光以后,大公司就要顾及到自己的形象,就必须做出适当的回应。

对于一般的代工公司,不那么大的代工公司曝光以后,大公司会非常简单的终止代工关系,去找另外一家。就像为雀巢加工绒毛兔子的公司,这个咪奇公司一样,很可能雀巢公司立刻就会终止跟它的合同,其它公司也就会终止和它的合同,因为谁都不愿意沾上这种事情。所以它可以装作不知道,去签另外一家公司,那家公司只要答应说我们不会去找监狱、劳教所生产,它就够了。至于那个公司怎么做,那是中国公司在违法,违反的是中国的法律,而中国的法律肯定不会去追究,所以结果就往往是这样。

所以在曝光奴工产品的这个最终的母公司,就是这个品牌的公司以外,还需要曝光那些为西方大公司代工的中国公司,因为劳教所最终是不会受惩罚的,但是这些代工的中国公司会由于西方大公司害怕担上奴工产品的罪名,而终止和他们的合同。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不放弃是最重要的。你像曾铮女士,如果她不去寻找她曾经生产过的产品,澳洲的媒体没有对她进行报导,就不会有下一个日内瓦记者的兴趣;而日内瓦的记者不去跟踪报导,或者说人家拒绝他,他就不去了,他不进行深入调查,那也不会出来那篇报导,也不会有结果。所以每一个人的努力,很可能看上去是没有特别大的作用的,但是加在一起,连续的做下去,就没有一步是会白费的。

在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的问答当中,谈到了奴工产品的消息是怎么得到的,他说来源包括执法机构的检查、跟进口有关的社区,另外就是人权团体。所以个人、人权团体进行调查取证,也是非常重要的,给美国执法机构提供消息来源,这也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事情。

这次曝光的事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全社会的反思。对于西方社会而言,这些年为了商业利益,各国政府曾经有意无意的避开了人权话题,而这件事情又一次把这个至关重要的议题,摆在了西方民众的面前。

很长时间,在西方国家,似乎中共的问题就是操纵人民币汇率的问题。然而这件事情使得更多的人在反思,究竟美中关系,扩展开来是西方世界和中共的关系,它实质究竟是什么?《投资者商业日报》12月26日有一篇报导,谈到这封来自中国的信件,提醒人们中国是如何工作的,然后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美国从自由灯塔变成了被收买者了吗?他就把一些问题点得更深,远远超过了人民币汇率,和一些对于西方政府来说是重要的议题。实际上最重要的议题,仍然是在人权方面。

对于中国的民众而言,他也有很重要的意义。一个法外的惩罚机构,像劳教所,它除了任意关押不同意见的人士以外,还有一个更随机的,谁都可能立刻成为受害者的陷阱,因为劳教产品已经是一个涉及到每年数千亿元产值,数百亿元出口的庞大利益集团。任意劳教已经不仅仅是政治迫害问题,还有巨大的商业利润的动机在里面。

昨天我在新唐人的《热点互动》同一个内容的节目里面,有一位观众打电话进来,谈到他有两个同学,一个在沈阳某劳教所当大队长;一个在沈阳公安局的法制科里面,法制科是批送劳教的地方。那个劳教所的大队长告诉法制科的同学,说:最近你能不能多送一点人进来劳教?因为劳教所接的活太多,来不及完成。

也就是说,当他的任务太多,利润指标来不及完成的时候,他就需要更多的人抓到劳教所里面去当奴工,这时候被抓进去的人和他是不是异议人士、是不是宗教信仰人士都没有关系了,而仅仅是为了充填免费的劳动力,这时候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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