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明:推翻共党暴政 革除共党毒瘤

【新唐人2012年11月1日讯】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对他的尊重,在这一点上是完全可以不必经过任何的研究和论证就可以得出的结论。凡事人人平等,那就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成为了普世价值中的一个价值观。人人平等、男女平等,于是各个民族就平等,各个国家也平等。

许多人认为商人是唯利是图的,中国的传统观念是重农轻商,从唐宋时期的笔记小说中看,商人为了得到人们的尊重,首先就是自律,建立商业的道德,为了平等待人,提出了童叟无欺的规则。尤其是在秤的发明上,不是现在的十两一斤的十进位计算,而是十六两为一斤。

这十六两的来历是根据天上的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共是十三颗星为十三两,再以福禄寿三星为三两组成的十六两,这是商人做为自律的一个手段,卖给顾客的分量少一两便是商人自损其寿,少二两是自损其禄,少三两就是自损其福,以此来警戒自己不要卖给顾客东西的时候缺斤少两。由此看来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先要去尊重别人,日久天长,自然就换来了别人的尊重。

当希特勒宣扬优秀的日耳曼民族的时候,其他所有的民族就都变成了劣等民族;当日本宣扬大和民族至上的时候,亚洲的所有的民族就都应该归化于大和民族的共荣圈里了。一个一味的寻找和罗织自我优越感的人,通常是不太懂得尊重别人的,同样一个盲目自以为强大辉煌的民族,也通常不会去尊重其他的民族的。

大汉族主义似乎是最近这几十年才出现的东西,也是共党宣传不平等、制造矛盾、挑动歧视和仇恨的手法之一。从汉朝到唐朝的一千多年间,朝廷对藏族、蒙族采取的是抚慰和合婚的良好的平等往来的做法,而不是要去灭绝他们、管制他们、同化他们、入侵他们。

蒙古人统治了中原九十七年,满族人统治中原二百六十八年。中原的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或者是大汉族主义又在哪里呢?推翻元朝和清朝统治的并不是汉民族的民族主义,唯一的一次民族主义起作用的,那是在十四年的抗战当中,当时提出的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口号,而不是单指汉民族,是包括了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危亡。

例如生活在东北大兴安岭里的赫哲族,在日本入侵之前,人口是不足两千人,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这个民族的人口只剩下了两百多人,直到六十年代初,人口才发展到了四百多人,与汉民族一样经历了一次外族入侵的大劫难,但是民族没有亡掉。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族共和,共党当政以后也提出的是共和,而两个共和性质却完全不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满、汉、蒙、藏、回的五个民族是共和在一个法制平等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里。在一九四六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中明确的规定了各民族自治,各省和县自治的条文。

而共党的共和是要五十六个民族的全体人民共和在共党的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并且可以任由共党对任何民族和所有的人民随便的屠杀镇压,那么各民族人民反抗共党的暴政就是理所当然的。一本叫做《西藏通讯》的杂志,其中有一篇报道提到了,自从二零零九年至今的三年的时间里,藏族的僧侣学生和藏人共有五十一人以公开自焚的方式来表达对共党暴政的抗议。

藏族人民普遍要求的则只有两点,一是要民族的权利和自由;二是要求达赖喇嘛回到西藏。两条正当合理的要求对共党统治并不构成任何的危险,但是共党统治西藏的这五十年里为了这一正当的要求已经有几十万的藏人死于非命了,那么藏人的这个要求能否满足?共党和藏民族的关系能否达到和谐?

今年的十月二十日,共党的贾庆林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十年对藏族工作的经验为九个必须:第一个必须是,必须把涉藏工作摆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二是必须牢牢掌握涉藏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三是必须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推进跨越式的发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和西藏、四川藏区特色的路;四是必须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变;第五,必须注重加强思想教育引导,不断增强对祖国民族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第六,必须发挥统一战线在涉藏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七是,必须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做好涉藏的工作;第八,必须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第九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努力形成涉藏工作的强大合力。

这九个必须实际上是源于四个坚持,所反映出来的是共党一党专政的实质,其中丝毫没有藏族人民的意愿、利益、要求和权利,对藏民族人民是没有尊重,那么藏族人民也就不太可能会去尊重共党。因为得不到人民的尊重,于是就用屠杀、镇压、监禁的办法去强制人民服从共党,反复多次的使用这种办法,不但使人民觉悟,看清了共党无人性,同时也激怒了人民,强化了人民推翻共党兽性匪类政权的意愿和决心。压制从来是压而不治,最后是要引发反抗的。

二零一一年的十一月三十日,共党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长李德成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荒谬的批评藏人的自焚行为。文章中说,最近在四川藏区发生了几起僧人自焚事件,原本以慈悲济世,普度众生为己任的修行传教者,未能践行“法门无量誓愿学”、“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宏大誓愿,而以无名、残忍和极端的方式引火烧身,自绝于释门信徒,令人震惊,令人发指。这些无视生命的自杀行为,不仅严重违背了佛教的核心要义,更是对佛教根本戒律的肆意践踏。

从这一段文章中看,足以表现出来的是共党统治下的学术体制内的专家学者们的恶劣底下的素质,打着专家学者之名,行着犬儒、五毛、奴才之实。这段文章与共党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自焚事件上的发言是如出一辙。

洪磊说,藏人组织对自焚不仅不予以谴责,反而进行美化炒作,甚至是煽动其他人效仿,这是挑战人类的良心和道德底线。洪磊不过是共党的传声筒,头脑简单、不学无术情有可原。佛教反对杀生和自杀,但不包括未来信仰,为了自由和反压迫的殉道,这就如同中国历代的许多古圣先贤们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一样的。

记得六.四大屠杀的三天以后,有消息说军队要进入各大学去抓参与民主运动的学生,当时任北京医学院教授的马海德教授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搬了一把椅子去了学院的正门,把椅子放在了大门的中央,坐了上去,人们问他这是为了什么?教授回答说,军人想进学校抓学生,那就请他们把坦克开来,从我身上碾过去,然后再进来。

难道马海德教授的这一做法也是在挑战人类的良心和道德的底线吗?这是对血腥屠杀市民和学生的暴政的挑战,是为了高贵的情操,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的行为,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殉道的精神。

佛教僧侣和信徒的自焚不是暴力,更不是武力,而是自我牺牲的殉道精神,是可歌可泣的行为。然而近三年来的五十一位藏人自焚抗议,并没能打动共党的僵化僵死的一贯立场。近日有报道说,新上任的西藏党书记陈全国在一次会议上说,在全西藏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上,要听不到达赖的声音,看不到达赖的形象。

在藏传的佛教中,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就是前藏和后葬地区藏族信徒们心中的活佛,这就是藏族的文化,已经形成了一千五、六百年了。共党重新祭出了早已被打倒了的极权主义统治文化企图在五六十年内灭绝中国的一切文化,这不但是疯狂更是痴心妄想。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人类长期对生活探索的结晶。那是智慧,是文明,是伦理道德和对美好的自由追求的象征,是在人们的精神心灵和行为中根深蒂固的东西,又岂能是一本资本论或者是一篇共产党宣言所能渗透的呢?当然就更不是精通左娅和苏拉的故事的人所能改变的。

民主的制度能够确保各种文化自由的发展,相互尊重,不会出现灭百家而独尊一家的做法。共党极权政权永远处理不好民族的问题。因为马克思曾经说,宗教是精神的鸦片,于是毛泽东就说民族问题说到底其实是阶级斗争的问题,而民主的理论和自由主义者们则认为民主问题就说人权的问题。

每一个人无论种族、宗教信仰、皮肤的颜色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天赋的权利,人人平等、权利平等,那么相互尊重、相互关怀和携手共同生活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共党却要反其道而行之,不但制造出不少的笑话还要给人以口实去批判他。

今年的七月十四日西藏共党书记陈全国跑到了林芝县的第二中学向学校的负责人说,一定要高度重视学校的建党工作,积极发展学生党员,教育引导学生们从小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仅仅这几句话就是在宣告共党的所谓教育,其实就是愚化、奴化和毒化。六十多年共党一手造成上亿条无辜生命的丧失,人民还要为此而感党恩嘛?可是体制内的大小干部们捞足了就跑反而没有人感党恩。

有人总结说,共党的教育体系实际上是在做着四件事,第一是仇恨教育;第二是思想和精神上的禁锢教育;第三是谎言教育;第四是双重人格的教育,也就是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其实这就是共党的一贯行为,由此在联想到近两个多月在香港爆发的反对共党的所谓爱国教育的种种活动,其实质就是抵制谎言,反对对学生们洗脑。

五十一位藏人自焚,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许多国家的政府对共党政权谴责批评,外国或许很难理解共党统治下人民的苦难。最近在中华民国台湾出现了一条标语,是读西藏书、说西藏话、写西藏字、做西藏人。这四句话是一个民族对自己进行保护不被同化、不会灭绝、增强民族凝聚力、反抗外来暴政的最好的对抗办法。

每一个人都是来自于一个族群,且不论是国家还是民族的基本定义,那就是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仰和生活的习俗,这是四大要素。凡是对民族的信仰和习俗持不尊重心理的,其实就已经构成了种族的歧视罪。

消灭人家的语言文字,破坏人家的宗教信仰,改变人家的生活习俗,那是种族的灭绝罪,强行进入人家的地域去实行同化政策其实是入侵行为。

日本侵略中国十四年强制中小学生学日文就是一个例证,当然也有例外的,满族的大清朝灭亡了刚刚一百年,今天说满族话、写满族字、信满族宗教,懂得满族生活习俗的满族人却是寥寥无几了。满族被同化了,满民族有名而无实了,这只能说的是在历史的进程中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而不是由于强权暴政灭绝了满族。

那么当中国再次走向民主共和的时候,满族人还要不要成立一个自治政府那就要听从满族人的意愿了,只要满民族人民的凝聚力或者是维系力仍然存在,满族人们仍然享有民族的自决权。汉民族固然是个伟大的民族,但是莫名其妙的出现的自我优越感和共党煽动起来的民族仇恨,于是就形成了大汉族主义,把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人民看作是蛮荒、落后、未开化、甚至是生番。

可是在大饥荒的年代,吃人肉、易子而食的是汉人,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消灭阶级敌人,在北京市的周边县,把所谓的五类分子的家属子女们集体活埋,在广西杀人吃人肉成了普遍现象,这种生番的行为在其他的五十五个民族中却没有发生。

一九七零年共党在内蒙古发动了一场反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运动,整死了二十八万人,汉人没有任何的表示;二零零八年的三月十四日共党在拉萨对藏人发动了第二次的大屠杀,当月就有汉人摇旗呐喊表示支持共党对西藏的政策;二零零九年,共党又在乌鲁木齐发动了对维族人的大屠杀,不少汉人表现出的是幸灾乐祸的样子。

可是当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杀发生以后,蒙藏维和其他民族的人民所表现出的是震惊、愤怒和同情,从那以后至今的近十次对藏人的屠杀,所有民族的人民发出的是对共党谴责和对受害人声援的声音。一九九九年共党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汉族人表现出的是冷淡,甚至对法轮功还进行讽刺和污蔑。

汉族人不团结也就罢了,在共党的阶级划分和残酷斗争的挑动下,以及妖魔化的宣传之下,汉族人相互歧视、自相残杀、投靠权势、出卖亲属朋友,为了蝇头小利、窝角之名,不惜出卖个人的人格和灵魂,以致人性缺失道德败坏。至今仍有人认为凡是说六.四军人开枪打死了人的人那就是神经病。

比较藏族人民的团结一致共同抗争,为了民族的利益不惜以自焚的方式表达对共党暴政抗议的民族精神,汉民族的民族精神又在哪里呢?一个没有了独立人格和不会独立思考的人是不太容易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的。一个没有了精神,丧失了原则的,唯有功利在支撑的民族不但永远不会强大,反而会成为边缘民族,一个丧失了文化传统的民族,只能是在历史的进程中自然的被消亡和淘汰。

推翻共党暴政,那是五十六个民族全体人民当前的共同工作,革除共党这个毒瘤,建立起一个适合于全体人民利益的新的政治制度,更是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大业。团结起来相互支持,彼此尊重携手合作,才是完成这一大业的根本保障。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次的这个节目的时间里我们再见。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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