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吃饱了 撑着呢(下)

【新唐人2012年5月25日讯】今年我写的《力挺温家宝,左派要杀人》,登在今年香港《开放》第四期,公开发表还不到十天。所以文革当中林彪出逃,跟这次王立军到美领馆,我觉得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和政治反应。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变化,我相信这个变化会是好事。去年我写了一个《可喜的2011年》,主要讲三点,第一点党内矛盾公开化,这是推动社会进步、推动党内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毛泽东的语录都提倡党内一定要团结。不团结是没有党性的表现,是想分裂党的表现,不能使党内矛盾公开化。历次党代表大会,哪怕吵得再厉害,拍桌子骂娘,会议公告也一定这么说,这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无一例外。去年不一样了,去年温家宝跟吴邦国明显不一样,温家宝和李长春就完全不一样。一个大国总理在外面的发言,在外面的报告竟然敢删,竟然敢屏蔽。温/家/宝这么说,吴邦国那么说,其实这是矛盾的,公开化,还不是半公开化,我说这是好事,可喜之事。

第二个“乌坎事件”,也是我把他捧得很快。这是非法组织啊,共产党最忌讳有组织行为。你怎么在一个村子里面,在一群政权组织当中没有共产党。汪洋和广东方面居然承认合法,这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

第三个就是独立候选人,我看得也很重。独立候选人什么意思?就是我要掌权,这怎么可能呢。而且去年的独立候选人是超过历届,历届的人代会都有搞独立候选人,但人数并不多。去年有多少?一千多,这还是很保守的,遍布于全国。所以讲百姓、知识分子,包括干部,这种意识比往年都加强了。我说这个三点可以改变中国面貌。而且我预测今年还有好戏可看,没想到二月份就开始了。我是搞戏的,最注重戏剧性,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的政治戏剧如此之强,你不知道高潮在哪里,不知道陡转是在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尾潮在哪儿。但是这样说并不是好事,因为我们的新闻不公开,而且还是在黑箱里面进行作业,民主还没到应该到的那个程度。但是我认为已经了不起了。

本人是共产党员,中国很少有我这样的共产党员,为什么?因为胡耀邦亲自批准的,御批党员。1985年佐临先生要退休了,他很看重我人老实,另外又很用功,我真的是很用功,无一日不看书。说,沙这人很好,就要提拔我做院长。而做院长不是党员不行啊,这么大的权怎么可以落在非党员手里,不可能。就劝导我入党,可就是通不过。为什么通不过,因为我在改革初期写了《假如我是真的》,认为我给党脸上摸黑,这是一条罪状,第二条你这个戏既然台湾演了,敌人拥护的我们要反对。因为那时候两岸关系还不像现在,你看你这个戏是反动吧,台湾都拍成电影了,是谭咏麟主演。谭咏麟对这个戏,和我们中国共产党对这个戏完全两种态度。

谭咏麟大歌星,第一次到上海,一下飞机,就碰见个记者,说,我要见沙叶新。正好那个记者说,沙叶新,我知道。就安排在锦江饭店,一定要请我吃饭。他说,我非常感谢你,是你给我带来好运。谭咏麟在演《假如我是真的》之前并不出名,演了《假如我是真的》之后,连连得奖。他们很迷信,说是我给他带来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真是有情有义。他现在那么红,还记得这个事,我就感到自己很惭愧。在这之前我跟谭咏麟的关系很奇怪的。香港的肥肥,胖胖的后来死掉的那个,她是上海人,市三女中的,她希望我能见见谭咏麟。我当时想我是作家,知识分子,清高,一个唱歌的,好像没有共同语言,就没见。我到新加坡,他刚走,我到澳大利亚,他又来了,好想冥冥之中非要我们见面不可,结果在上海见了面。我万万没有想到谭咏麟影响那么大,我儿子听说了,爸爸,谁请你吃饭?我说,谭咏麟。你再说一遍。我说,谭咏麟啊。这等于邓小平请你吃饭啊。他就这么崇拜啊,谭咏麟穿什么衣服,鞋子有多大号码等等非常清楚,我才知道好的歌星在歌迷心中的影响,你是想像不到的。谭咏麟住在锦江饭店时,歌迷从天津、北京跑到锦江饭店来,彻夜地唱谭咏麟的歌,实在是扰民,没有办法了,谭咏麟亲自下来,租了20辆公共汽车,跟大家见面,给大家签名,然后把这些歌迷送回去,影响这么大。

再说回来,佐临先生很快就要退休了,得赶快有人填这个位置。他当时在广州的从化休养,就写了一封信给我。我拿着这封信像面对一团火一样,佐临先生留学英国,一看就是那种绅士风度,但他绝不是假情假意的人。他叫我小沙,说小沙你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假如我投机,我第二天会写入党申请书,佐临肯定就保驾我。我想这是慎重的事,想了两个多月想通了,我要写入党申请书。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在上我能跟邓小平、胡耀邦在一个队伍里,我感到光荣。在下我跟佐临、吕复,跟当时参加抗日战争演剧队的那些党员和地下党员在一个组织里,我感到光荣。所以我很慎重地写了一封入党申请书。支部不用说,一致通过。文化局有通过,就市里通不过。于是,部分老党员就写了一封信,反映我这么多年自到人艺以来的种种表现以及总支都批准了,按照党章总支批准就可以,等于挂了号,就把这原因列了。没想到耀邦同志的一个秘书,好像叫大老李,在统战部的知识分子处调查情况。我们剧院这些党员的信呢,都在知识分子处,正好有封信是给胡耀邦的,反映沙叶新的问题。大老李当然不知道沙叶新是谁了,但是他很慎重,到了北京之后,好像交给胡德平了,这样就转到耀邦同志的手里。这也让我很感动,这一生我虽然有很多坎坷,总能遇到这么多的好人。耀邦看了之后,有个总批,该同志够入党条件就应该让他入党,倾向性就很明显了。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理由,就是我反不反对党中央、反不反对胡耀邦。这又是怎么个事呢?

《假如我是真的》,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演出之后,上海人艺是主动演的,全国各地都在演这个戏,可以说轰动一时,几乎很少有城市不演《假如我是真的》。观点分裂,干部都坐在前台,纹丝不动,后面群众拚命鼓掌,是每个剧场演《假如我是真的》特殊的一种景象。干部的心里也很复杂,他不敢表态,他没看过这种戏,怎么可以批评干部呢。因此,1980年,还是1979年,对不起我数字是低能,在北京其实主要是因为《假如我是真的》开了一次全国剧本讨论会,这是六十年以来,或者是共产党掌权以来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了一个剧本惊动了邓小平,也让耀邦同志亲自主持这个事。讨论的结果,耀邦同志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一个地方,对我极为爱护,耀邦同志是搞宣传的,说话容易夸张,首先是鼓励,沙叶新是有才华的,是当代的曹禺,当代的莎士比亚,当代的什么。这是他的原话。当然我不会听进去了,我知道这是搞宣传。我说当代这个不行,我差远了,我真的不是谦虚。最后他希望这个戏能够改一改再上演,我不服,坚决不让改。我至今还是这个脾气,因为我写初稿的时候是用尽全力,一丝不苟。

我说黄佐临这样的大导演都不改我的剧本,还对别的导演说,你们不要改沙叶新的剧本,他对每个戏都是一往情深、一丝不苟的。《假如我是真的》,你叫谁改?叫宣传部改?然后组织一些班子来搀沙子,我说我本身就是沙子,我姓沙,我不要你们搀,我就不改。不改就不改吧,我还写了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很糟糕,叫《扯“淡”》,这是犯了大忌了,这个淡我打了一个引号,就是咸淡的淡,浓淡的淡。我说,你这个会一开啊,八十年代的那个戏剧的大好形势,这盛况啊,就要逐渐变淡了,那叫“扯淡”。

我说你们要禁演《假如我是真的》,以后类似这样的剧本,批判社会黑暗的,批判官僚主义的就再也不出现了。这我说对了吧,好多年都没有嘛,戏剧界得转向新的表现形式,转向小剧场。但是这种戏没有,那叫扯淡。他们就上纲上线,你说胡耀邦扯淡,你说党中央扯淡,你是攻击胡耀邦。我不够入党条件的最重要之一就是这个。耀邦同志在部分党员信的旁边,批复说不要把他和这件事联系起来。话说到这份上是不容易的,他等于给我定性了。有人说沙叶新很狂妄,你看耀邦同志在大会上那么夸奖他,当代鲁迅,当代那个。他怎么还敢写《扯淡》的文章,辜负耀邦同志的信任,违背耀邦同志的指示。我说,你们不要忘了耀邦同志前面还有段话呢。耀邦同志在这个报告上讲,我这不是指示,指示是要执行的,我这是意见,意见可以讨论的,欢迎大家有不同意见。我说我遵守了耀邦同志的指示,我有不同意见嘛,所以我发表我的文章嘛。耀邦同志的批示发到上海市委,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就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不但如此,新华社发全国通稿。题目很光辉,听起来也吓人,党的作家、党的人沙叶新。你看以前不是党员,好不容易入党,才没几天就是党的作家,党的人。

所以要搞喜剧就该在中国搞,政治喜剧太多了,这就非常荒诞。当时的选举还是比较民主的,背靠背开党员会议跟群众会议,我的得票真的是很高,所以很快就入选了。现在我愧对于党,为什么呢?我二十多年不参加党组织生活,总支也知道我,特地写信,说你身体要是不好,可以请假啊。但是有一点,我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党费我照交。党费不交,你给别人,给总支带来麻烦了,对吧。所以我一交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一交交一年、两年。我还附了一封调皮的信,假如不到两年就开除党籍了,你得把党费退给我。这是我的入党。

温总理大概看了我两篇文章。网上有一个《评温文集》,大概有十几篇文章,我的两篇文章一篇叫《我在香港学习温家宝同志讲话》,他在前面加了一个按语,说非常幽默。我自己也非常满意这篇文章。

第二篇就是我在《开放》发的,十天之前的那篇《力挺温家宝,左/派要杀人》。这不都让我讲对了嘛。他不是杀人了嘛,以后还要杀。中央民族大学有一个叫张宏良的,气势嚣张,杀气腾腾啊,准备牺牲50万哪。我为什么说左派要杀人,六十年来杀人的都是左派,你说哪次是右派杀的?其他政治运动且不说了,政治运动还有个借口。文革不是左派嘛,那些杀老师的,杀邻居的,杀同学的,哪个不是左派当中的极左派。“六三”、“六/四”邓小平不也是杀人了嘛,重庆这么个大左派,他不是杀人了嘛,他还要杀人。昨天宣布了谷开来和一个人命案件有关系,不只一个嘛。

那天第一顿饭,这些老同志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两头真,年轻的时候满怀热情,真诚地参加抗日,追求进步,痛恨国民党的腐败,追随共产党。没想到这么大一段时间,中年、壮年受骗,到晚年他们却又回来。就讲到谷开来,这个应该还没有被证实,尽管谷开来现在受审,但是对她也应该按照法律程序,一定像温家宝同志讲的要实事求是。不过作为一个新闻说,谷开来的孩子发烧,坐车要赶到医院,结果在北京路上塞车了,根本不管红灯。是开枪打死的人嘛,打死对方来搭车子的司机。这是那个老同志讲的,就讲谷开来,不把人命当人命,在他们的心目中,人连蚂蚁都不如,真的是这样,更别说尊重人了。

顺便说一句,我就不相信,一个能把自己的父亲踹得肋骨都断了,父亲坐了十年牢,母亲在监牢里自杀的人,他那么热爱毛主席?怎么可能,违背常识嘛。所以说,只有恢覆文革,只有极权,只有个人迷信,他才能真正掌握权力,他的目的就是这个,他的权益就是这个。对于温家宝我就不说了,就看别的。

剧作家哈维尔先生对你有什么影响?我很荣幸跟哈维尔同行,他也是剧作家,他也写小说。我也在写小说,我的小说不成功,写了三稿。也看过崔卫平赠送给我的《哈维尔文集》,我不认识崔卫平,崔卫平说,这本书一定要送给沙老师。我不具体谈哈维尔,我只说他一句话,活在真实中。太有针对性了,这个太针对中国国情了,我们多少人活在虚伪中,你想想真的可怕。我可以说一句,中国人从来没有这么虚伪过。所以这句话我一直警醒自己,一定要活得真实,哪怕我说错了,那也是真实地错,而不是虚假地错。在车上我听音乐,我听音乐会哭的,看戏也会留眼泪的,爱看画,爱自然。但是我最钟爱的还是戏剧,前年我到欧洲去,我到贝多芬的故居,看着他的原稿,就感觉他的原稿中有他的气息,有他停留下的目光。这当然我是文人,会夸张,会描写,当时的心情是这样的。到歌德的故居,我就想一个人假设没有这么乱七八糟的事,没有争权夺利,没有政治上的你死我活,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中有多好。当然我是理想主义者,要达到那个境界,还要我们做些牺牲,我们精力上的牺牲,兴趣上的丢弃,我们尽量去做这个。

我不是个政治家,也不是时评家,假如我能回到我的舞台,我看到舞台会眼睛发亮,本来今天晚上我想到北京人艺去看戏的,《推销员之死》。从这点来说我也是吃饱撑的,你干嘛写那些杂文,干嘛写那么多的时评,干嘛写那么多的微博。苏联有个作家写了一本书,一天24小时,他把一天24小时设计得很好,我读什么书,要做什么事,我的工作程序怎么样,我也是这样。早晨我要烧早饭,什么时候拿鸡蛋,什么时候拿勺,什么时候烧水,什么时候打开电脑,然后再过几分钟赶快看天气预报,什么时候吃,我在家里走路都是小跑,非常爱惜时间。可是我这么爱惜时间的人干嘛就做那些事?大概一个社会要真正走向进步,走向理想,真的需要一些吃饱撑著的人去走,是这样的。

去年《新民晚报》就批评《江青和她的丈夫们》,什么江青和她丈夫就行了,还“们”。我说毛/泽/东也和他的女人们呀,门当户对啊,是吧,都是“们”。为什么男人可以“们”,女人就不可以“们”呢。《新民晚报》公开批判我这个,安全部也找来劝我,不要给香港演,投鼠忌器。因为江青她不会翻案,前年演了,这个导演我非常佩服。香港这一点比较好,毕竟是一国两制,不会送本子到新华社,不可能送本子到地下工委,也不可能送本子到中联办,但是他会干涉你,他控制三个报纸啊,《文汇报》、《大公报》、《商报》,他会限制你。

可是这个导演会说话。当局问,听说你们要拍沙叶新的《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呢,这个导演说,是啊,是啊。你们什么时候有空来看看戏。当局说,好啊,来看看戏。结果一个没来,怎么说服他们的?《江青和她的丈夫们》在香港的演出,极大地证实了一国两制的胜利。他这个话中听啊,就演了,就没有干涉,也不敢来看戏。来看戏本身就认为是个态度,中国的官员真是活得累啊,戏都不敢看,还怎么评价,结果临时打电话说要开会,还算礼貌。

这个戏在香港用广东话演的,加了一点歌舞,为了适宜给香港的青年看,因为现在的香港青年不一定都了解江青。明年呢,美国的百老汇演英语版的,英语不是我翻译的,现在已经开始造势,我也去导这个戏,联合导,他一定要把我名字放前面,一定要写导演沙叶新,编剧沙叶新。我说这不好的,一看导演是我,编剧也是我,不好。我说,做个副导演,我名字在你后面,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导演十天前,我来北京之前,一下飞机就到我这儿来,首先告诉我好消息,已经开始签约了,这个戏黄不了了。

外国人做事是非常严谨,明年是肯定的,档期没定。但他们有点顾虑,怕造势太大会影响我在这儿的安全。我说不用怕造势,这个本子绝对不是根据中央文件来写江青,不是写从头烂到尾的,她到延安去就是想扮演赫鲁晓夫睡在毛泽东身边的,不是的。她在上海市,也不能说她是三流的演员。还有人说江青是秃子,是假头发,那都是我们的政治语言,是中共的语言。应该来说年轻的女人一般来说都很漂亮,因为高挑嘛,山东人。我说她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贫寒的子女,到上海来追求进步,不敢说追求革命。她喜欢的这些男人,无一不是社会精英,一时之选啊。包括俞正/声的爸爸,黄敬还做过部长呢。还有章敏,很多人,包括唐纳,他是写进步影评的,当时没有做二奶嘛,这就应该肯定嘛。

她即使跟一些男人同屋而居,文艺界这个是小事,都很穷,住在筒子间,筒子间是一楼到二楼楼梯拐角的一个小房子,一般都是佣人住的。文艺家们穷,就把这个房子租下来。据说魏鹤龄,魏鹤龄可能在座的一般人不知道,岁数大的人知道,《祥林嫂》的男主角就是魏鹤龄,打地铺睡就是很正常的事嘛。在上海是这样,你至少说她是追求进步。到延安,你说她三流也好,她毕竟是个明星,吃穿不愁,至少是安定嘛,她能跑到延安去,那个山沟沟里,不能不说她有革命的愿望吧,至少不怕吃苦,不那么脆弱吧。她去了,这都应该肯定她嘛。那我是这样写的,只是到文革期间权力失控,她才开始变嘛,才变得那么丑陋嘛。所以我跟导演说,你别怕,经得起审查的。

还有一个新戏,已经写好了,为了保护那个剧团,我就没涉及“六四”。但是邓丽君在“六四”的表现上流泪,大陆都没报告这个。我为什么写邓丽君,到日本,到香港,到台湾,到法国,都采访过。我认为我掌握的材料比较全面、比较真实。也到邓丽君的墓前拜祭她,跟邓丽君说,邓小姐你放心,这事交给我,我会像我所有的作品一样一往情深,全力以赴。而且跟她说,我一定要写六/四,不写六/四就不是你。我也跟她的弟弟邓长禧说,不写六/四就不是邓丽君,你就歪曲邓丽君了。明年的一月份是邓丽君的六十大寿,本来这个戏是在六十大寿的时候演,可是现在改成五月份,是她的忌日,她死在五月份。而且五月在香港也是一个演出旺季,剧场已经定好了,但是我剧本没写,戏曲都写好了。邓丽君我就光说六三、六/四,她的歌就不用说了,都知道,一直充满了戏剧性。另外我说她这人很好,没有什么绯闻,很单纯,很有礼貌,接受过传统教育的一个女孩子。

几乎在采访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说她坏话,连佣人都说她好。给小费都比别人多,只有她最后在法国那个男朋友,说,你给太多了。她呀给十块,她男朋友会把五块拿走,她是这样的人,人很好。中联部、统战部为了把邓丽君统战过来。只有她来大陆能举行一次演唱会,那影响巨大。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有邓丽君的歌声,为了统战,她不遗余力,已经到家,是真正到家了。可以到邓丽君的家里去,可以和邓妈妈在一块吃饭。邓丽君是非常非常想回大陆,她是河北人,离北京不远。她爸爸妈妈一个是山东人,一个是河北人。越到晚年越想家,故土之念嘛,人之常情,就是回不了,因为有军职在身,那时候国民党还有限制。她说我在大陆,一方面我是歌手,我唱遍全世界,没到过祖国来唱,我觉得是个极大的缺陷。第二,我假设能到大陆看看,能到河北去看看,把我的父母照片带给我的亲友看,再给亲友拍一些录像带带回给爸爸妈妈看,也了了他们的故国之思,尽了我的一份孝心。

已经开始做组织工作了,乐队是日本的。曲目都已经选好了,邓丽君提出来第一场在天安门,一定要在天安门演唱。那个时候你谈什么条件都可以,你只要能来就行。来了之后的变化是另外一回事。第二,天安门广场这一次,她在城楼上唱的,不卖票。为什么不卖票?我要报答那些八十年代听我的歌,用那个机子听我的歌,唱我的歌,因此受到开除团籍、受到批评等等的歌迷们,我要谢谢他们,为我走了第一步。假如我进行商业演出的话,估计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买不起票。因为已经跟我们说好了,卖票随便你,你要多少钱是多少钱。大家知道我们根本就不在乎钱的,能把她搞到北京来演出一下,你说那个影响有多大。那比张惠妹到大陆来的影响大多了。这个时候北京学生开始绝食,天天看电视。我跟你讲,其实在台湾,在香港,他们的人民吧,群众吧,对国内政情的关注大大超过我们,或者超过现在我们的一些人,我们麻木了,冷漠了。很多人都不知道薄熙来是谁,真是这样。

邓丽君当然也很关心,天天看电视。她估计不会开枪,不可能啊。台湾“二八”就是个教训,朝鲜的“光州事件”也是个教训,闹得全国沸沸扬扬的,怎么可能开枪呢,不可能啊。那时候绝食已经戒严。但是他们知道什么叫戒严,我们对戒严的概念跟他们不好比的。你违反了“戒严令”就是要开枪的,就是很明显的嘛。她当然不,看电视,看这些实在是同情。五月二十几号我忘了,在“六四”之前,在香港的跑马地举行一次支持北京学生民主运动的演唱会,连续12小时。其中有成龙,有曾志伟,我还有一次拿曾志伟开了玩笑,志写成了痔疮的痔。因为我写了一本幽默小说,壮痔凌云,那个痔也是痔疮的痔。我写的一国两痔,那个痔也是痔疮的痔。她临时借了一部钢琴,练了一练,唱的那个《在山那边》。这个歌是原来东北抗日的歌,我的家住在东北松花江上,基本旋律是那个的,歌词改了改就唱这个。还是能反映台湾人的家国之思,我的家在山那边,她唱了这个。其实她的心是在大陆这边,非常关注我们这场六四运动的发展,唱完没几天开枪了。她怕,她躲,怕中共会下毒手,就跑到屯门,跑到西贡。

合同还没结束,怎么办?她就发表声明,中共当局不向学生道歉,不抚恤受难家属,我就一天不回大陆。这种惊险来讲,把成吨成吨的银子往外推啊。然后她怕迫害,就跑到巴黎。与此同时,那些著名的歌星们,不到半年纷纷跑向北京,名字我就不说了。表示歉意,表示我们不了解情况,我们受了民运分子的挑拨怎么样。一个女人,一个歌唱家,我不是看不起女人,能像她这样,她在我心目中马上就升得很高。在巴黎,每一次六/四她都参加祭悼。在巴黎有一个墙,叫什么墙,在那儿祭悼。前几天都哭,我想她的内心一定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好的机会失去了,我可以回大陆的。我话已经说出口了,你不平反这件事我就是不回去。我觉得这样一个女艺人,这样一个艺术家,像她这样的人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所以我抱着一种不敢说神圣,极为虔诚,极为尊重的心情,去写她,这个本子冬天可以完成。好,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听我这么多废话,真是不好意思。

文章来源:《律师文摘》

(全文完,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沙叶新先生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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