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通吃机制”终将自取灭亡

【新唐人2012年1月23日讯】这个地方的官员,近期出不了因超标建设楼堂馆所而被网民臭骂的事情。党政府办公场所简陋陈旧,以县委书记为例,他的办公室只有十多个平方米;这里也不会被网民当作权力系统自我提薪或滥发奖金的典型,体制内人员收入微薄,不会让人羡慕嫉妒恨,以房管局办公室主任为例,每个月能拿到手的工资只有九百多元——不过,要是因此而以为此地“清正廉洁”和“艰苦朴素”,那却是个笑话。

年关正逢公款吃喝旺季,各地公款吃喝渐入高潮。南方周末记者蹲点观察一个“非典型的中部县”,于1月12日报导了安徽萧县公款吃喝的情况。该县财政负债运行,同时,在公款吃喝、公款送礼这方面,官员依然保持了先进性。并且,多名官员间接或直接垄断了酒品批发,深度介入公款吃喝经济链条,催生出“吃公家的饭、喝领导的酒”的现象。

有条件的官场要公款消费,没有条件创造“欠债条件”也要公款消费,甚至挤占挪用社会抚养费来消费,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穷吃精神”,这是一种“再穷也不能穷官员”的精神。

各地官员总在大会小会上倡扬某种精神,而他们所倡扬的精神都神似精神病。官场中的“穷吃精神”历来不曾被倡扬,却发扬光大至不可收拾。“2010年萧县仅5个县直机关和3个乡镇公务接待,用于餐饮、烟酒食品和字画的支出就高达953万余元,而该县县直机关和乡镇多达63个”。

不久前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本市政协会上指,“最难(解决)的是公款吃喝”,“公款吃喝就是扰乱市场经济。”安徽萧县的公款吃喝与官员垄断酒品现象,可做为当地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的例证。实际上,仅从经济或市场角度分析公款吃喝等顽疾,实属避重就轻、不得要领之论,实情正如我早就强调的:公款消费其实就是直接“喝血”,拿走的是国民的“可支配收入”,夺走公众医疗费、学费和居住空间,当属彻头彻尾的“公仆犯罪”。

“官场财政”窘迫至此,民生之艰可想而知。萧县人口有140万,约50万人在外务工,农民人均纯收入仅4840元。在民生困顿之地“再穷也不穷官员”,尤显罪孽深重。

而今,部分官员已经“吃的很饱”,公款吃喝对他并无生理上的吸引力,他们之所以热衷公款吃喝等活动,概因整个系统“以公款消费为中心”。那种活动就是“公务”,就是“劳动”,就是“为人民服务”;那场合压根就是官场,在那场合如果不见了某官员的身影,几等于此人退出了官场,等于从此不再“进步”和“没有前途”。

谁劝也没用,谁管也管不住,公款吃喝、迎来送往,时时可闻哭穷声,处处能见吃喝景。说到底,这状况是被官场的“钢性需求”所规定。公款消费的理由非常充足,严肃而高尚,如对接上级、应对检查、树立形象…..还有争取相关部门、一地同僚的支持配合等等。

公款消费其实基本都花在官场圈子之内,就连“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的地方同僚之间,不吃不喝不送礼,也办不成“公事”了。为什么事已至此?权力都已经“私有化”、“黑化”或“商业化”,不能白用,要交换,要给好处。不进行公款消费这项“基础工作”与“基本程序”,上下左右方方面面,谁都不依不饶啊!

县委主要领导认为“公款吃喝是个普遍问题,萧县不典型”;当地一家饭店的负责人,得知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公款吃喝情况,感到十分不解,“这很正常啊,有什么可采访的。”公款吃喝在全国范围都固化为官场的“文化传统”,而官员、老板认为其“正常”,可以说明的或许正是“无耻无底线”,无制约权力的堕落不存在“保底”问题。

国民当然知道此情“极不正常”,但对此也难免麻木,这麻木,生于无奈和无望。民众没有干预、制约官场的任何手段,不麻木又将如何?保障官场豪吃或“穷吃”的机制,即不容民众干预、让民众百般无奈的机制,专为保障“权力通吃”而设计、而运行。

“权力通吃机制”,天生具有“饕餮”之本性。“饕餮”,是传说中的一种怪兽,十分贪吃,见什么吃什么,由于吃得太多,最后自行撑死。这怪兽在想像中,而我们的饕餮,是身边正在狼吞虎咽的庞然大物。饕餮不会自废吃功,这正是连一张嘴巴都管不住的真正原因。

萧县的官场宴会上,有一道菜叫“老公鸡甲鱼”(760元的价格,不及某些“发达地区”高端时鲜菜价的十分之一)。这道菜,该是改造鲁菜代表作“霸王别姬”(王八别鸡)而来。对饕餮体制,此不祥之兆。

文章来源:《凯迪社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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