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4日讯】【编者的话】潘光旦，1899－1967，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又成为“批判斗争”对像，从1966年夏天开始，一直在该校“专政队”中“劳改”，1967年6月10日病重去世。在去世前，他用四个S开头的英文词，即“投降”、“屈服”、“活命”和“灭亡”，描述了自己的一生。
（接上期）
5、潘光旦死后
潘光旦死于文革的第二年。潘光旦死后，文革的大规模迫害继续进行。在１９６８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害死人最多的一段。
在各个工作单位设置监狱，关押工作人员，是在1966年就开始的。到了1968年，全国每一个单位都正式建立了关押人的场所。当时的正式名称是“隔离审查”，民众口语里称为“牛棚”。因为被关押的人都不再被当人，而被叫做“牛鬼蛇神”。
上文写到的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不戴帽子”的李季谷教授，进了“牛棚”。那时李季谷已经73岁，眼睛患有白内障。笔者在1990年代访问过数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他们说，1968年夏天，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设有大小“牛棚”三个。历史系一个系有四十多人被整，而整个系祇有96个人。
在“牛棚”里，毒打和侮辱时常发生。1968年7月25日，红卫兵学生“提审”李季谷。李季谷从早上一直跪到晚上。“审讯”中，有学生拿燃烧的香烟烫他的脖子和后背，烧了十几处。“审讯”在晚上十一二点钟的时候才结束。李季谷当天夜里在校园里投丽娃河自杀。
红卫兵召开了“批斗会”，“批斗”已经自杀的李季谷。他们用纸画了一个李季谷的漫画像，在像上打了大红的叉子，叫系里的两个“牛鬼蛇神”拿着纸头，其他“牛鬼蛇神”站在李季谷像的旁边，一起被“批斗”。死后还要被“斗争”，李季谷不是唯一的例子。
笔者也访问过多位北京大学的教师。1968年5月，在北京大学的西校门附近，建立了一个“牛鬼蛇神监改大院”。有二百多名教师、干部和学生被关在里面。这个“监改大院”存在了十个月，里面发生了大量的暴力虐待和心理折磨。但是，抗议的声音在那里从未有过。“清理阶级队伍”是毛泽东一步一步具体指挥的运动。被关者唯一能作的努力，祇是拚命否认他们被指控的“历史问题”或者其他罪名。
1968年6月18日，被关在“监改大院”里的人被命令排队外出。他们从校园里走过的时候，甬道两面站满了人。那些人手里拿着棍子和鞭子，殴打排队走过的“牛鬼蛇神”。过了这道“夹鞭刑”，这些人又被分到各系，遭到各种体罚和殴打。整个北大校园沉浸在一片血腥和疯狂的气氛中。这个活动是为了“庆祝”两年前的6月18日，那是北京大学文革中第一次大规模的暴力打人事件，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称为“革命事件”。
上文写到的化学教授傅鹰，也被关在“监改大院”里。1952年，他是“教师思想改造”的模范。1957年，他是“中右分子”。到了文革，像他这样背景和经历的教授，都被一网打尽。在文革中，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副教授，都被“立案审查”，无一例外。
在“监改大院”里，有一个当看守的女大学生，有个棒子，自称专打坏人。“监改大院”每天有“晚点名”。每天“晚点名”以后，这个女学生就在院子中间，用棒子打东方语言系的副主任岑殿华，逼其承认曾经参加过“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岑殿华坚决不承认。傅鹰看到这个情景，说，即使参加过三青团也祇是“一般历史问题”（按照当时划定“历史反革命”的“标准”──笔者注），现在她天天被打也不承认，大概不会是。傅鹰教授的逻辑推理很是清晰，也非常符合他这样的人的思想训练。但是他说的这些话被报告上去。结果，傅鹰教授为此也被打。
上文写到的1952年作为北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重点的朱光潜教授，文革中又受攻击，而且远比１４年前厉害。1966年夏天，他被刮光了头，在学生宿舍附近的小商店前面提个破筐拣西瓜皮，不断遭到来“串连”的红卫兵的侮辱和殴打。一位被访者告诉笔者，有一天她看到墙根下有一团东西，像只死猪，走近一看，是朱先生被打得昏了过去，倒在那里。1968年他被关在“监改大院”里，有两位被访者看到他在那里挨打。
上文曾经说到，在“忠诚老实运动”中，怎样用“典型大会”来推进“运动”。文革中这种手法被用到了极致，更加粗暴，也更加残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廷谦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区党部委员。按照当时划定“历史反革命”的“标准”，国民党区党部委员是在“历史反革命”的线上。章廷谦坚决不承认。因为他不承认，就被定为“从严处理”的“典型”，在北京大学东操场举行的 “宽严大会”上，在北大全校师生员工面前，章廷谦被戴上手铐拖进警车带走。
章廷谦，1901－1981，绍兴人，1922年在北京大学毕业，笔名川岛，是鲁迅的同乡、学生和朋友，曾经参与创办和编辑《语丝》杂志。
中文系林焘教授告诉笔者，在章廷谦被手铐铐走前的某一天，当时他们都集中在北大19楼“搞运动”。那时还准许回家。有一天回家的路上，章廷谦告诉林焘说：我很苦恼，他们非说我是联大（指抗战时期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国民党支部委员。没有啊，就是吃了顿饭，就算参加了国民党了。是冯友兰记错了，以为我是支委。
林焘先生描述，后来在北大东操场召开的“宽严大会”，场面故意搞得非常戏剧化非常恐怖。主持大会者先领导一万与会者一起高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就不会自己跑掉。然后，军宣队负责人在台上的扩音器前大声问：“我们的队伍里，有没有反革命？”停顿片刻，大喊一个“有”字，然后，高声宣布：“现在，把章廷谦揪上来。”话音一落，埋伏在人群中的打手一下子就把章廷谦揪上了台。军宣队的人宣读材料后，章廷谦被戴上手铐塞进一辆汽车带走。
直到文革后，林焘教授也不知道那些拿着手铐来把章廷谦教授铐走的人，是从公安局还是别的“专政机关”来的，也不知道章廷谦教授被塞进汽车后带去了哪里，是监狱还是拘留所。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不知道”其实带来了更大的恐怖。如果人们知道他们能得到一个正常的通过法律程序的审判，他们会镇静一些。在一种神秘不清的权力面前，人们感受到更大的威胁。领导文革的人深知这一点。所以，在文革中，广泛使用这种手法，造成恐怖和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林焘先生被逼承认他曾经参与炸掉北大未名湖边的水塔的阴谋，因为他的同学承认了。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甚至，作为音韵学教授，他根本不知道怎么炸水塔。
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尊严、诚实和友谊是最被强调的内容。 “知识份子”的道德水准，当然因人而异；但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应该都受过这样的教育吧。然而，文革逼迫人们互相“揭发”。在这种轮流互相揭发的过程中，不但每个人的安全受到威胁；而且必须把自己关于尊严、诚实和友谊道德的观念统统抛弃和摧毁，在道德上也彻底投降。在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这些方面的伤害和扭曲被忽略了，被遗忘了。
这些“互相揭发”，在今天看来，确实是让人觉得遗憾的；但是，如果因为重新看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不光彩而拒绝重新检察历史，就有可能造成第二次遗憾。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既不是文革中被说成的“狗屎堆”一样的人物，也不是文革后有些小说里描写的坚强不屈的英雄。人的身体会在铜头皮带和拳头棍棒下受伤，在精神和道德方面也是一样，会在强权下被击败和扭曲。人都是有弱点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文革这样的由国家机器组织的迫害和虐待中，“知识分子”的脆弱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可行的也许并不是试图把自己锻炼成刀枪不入，而是通过历史学习真理，建立起一个不需要人用肉身来抵御专制的刀枪的制度。
在经过了死去活来的近一年的“审查”之后，1968年11月，毛泽东指示要对“知识分子”“给出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不是罪犯也不是病人，当然应该有“出路”。这样的说法隐含了本来他们应该是“死路一条”的“共产革命法则”，现在让你存在是一种开恩。毛泽东特别指示要把北京大学的教授冯友兰和翦伯赞当作“反面教员”“养起来”。北京大学的“宣传队”指挥部负责人到“监改大院”宣布，解除对冯友兰教授的监改，叫他从“牛棚”回家居住。同时，将翦伯赞释放回家，并决定给冯友兰每月125元生活费，给翦伯赞夫妇每月120元生活费。
因毛泽东指示受到“优待”一个月以后，在1966年12月18日夜，翦伯赞和妻子戴淑宛一起，服安眠药自杀于北京大学燕南园６４号。翦伯赞和妻子戴淑宛搬到燕南园后自杀，表现了他们不愿意受辱，不愿意被当作玩弄的对象和不愿意被收买的骨气。当然，这还是因为翦伯赞是大人物。别的人，普通的小人物，根本就没有这种机会来显示他们的个人意志。
不知道是否有人把翦伯赞的自杀报告给毛泽东。现在没有关于毛泽东对翦伯赞之死的反应的报告。很可能没有人敢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因为这会触怒毛泽东。据说，翦伯赞的遗书里还写了“毛主席万岁”。但是他和妻子的自杀，显然是在拒绝接受毛泽东分配给他们的充当“反面教员”的角色。翦伯赞夫妇的自杀，在文革中是非常特别的：他们不是在遭受“斗争”和折磨最严重的时候自杀，而是在得到所谓“落实政策”之后自杀。在获得某种“恩赐”或“宽大”的时候自杀，在文革中还未听说别的案例。翦伯赞夫妇的这种行为，应该得到历史的注意。不但是为了注意他们的行为，也为了注意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如此稀少。
笔者找到一份《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胡建忠同志介绍经验讲话》，注明是“根据录音整理”，讲话日期是1969年3月12日。当时这个讲话在各单位传达。从“介绍经验讲话”这个标题，也可以知道这个讲话不但是清华大学所作的，也是要全国照此奉行的。在这一个讲话里，有一部分照录如下：
“对于反动学术权威的问题，是关系到党对高级知识分子方面的政策问题。梁思成是清华的一级教授，搞大屋顶出了名，文化大革命中被触及了，靠边站，被从他的小楼里赶了出来；刘仙洲是研究机械学的，他写了本书，竟是些木头、石头，也是个权威；钱伟长是很臭的人物，57年划为右派，后来摘了帽子，57年以前他身兼7项职务，是人大代表，又是清华副校长、教授，后来全撤，从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过去有人称‘三钱’（即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在美国搞火箭炮研究的。对这些人首先是“批”字当头，就是八个字‘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但是批臭他不是唯一的目的，而更重要的是教育群众，肃清流毒的问题。”
“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不但是典型的文革语言风格，而且是文革实际上进行的。这时候，文革已经进行了三年了，大学停课也已经停了三年了。学校的教师已经被迫害死了一大批了。就在那年10月，几乎全国所有的大学被逐出城市，搬到乡村，在那里继续进行“一打三反”和“清除516”两个新“运动”。
非常清楚，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这样的工程科学教授，潘光旦这样的人文和社会学科的教授，作为个人，当然各有经历也各有优点缺点；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代表了中国的现代学术。这个现代学术和西方学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这些学者也都曾经到西方留学。文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一套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学术。
和翦伯赞在同一天被“给出路”的冯友兰，后来被拉入文革领导人的写作班子“梁效”（“梁效”的意思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个学校）。在1973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效”发表了很多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赞扬法家。以后的人们恐怕很难明白这些讲两千年前的儒家法家的文章到底在说些什么。文革后，“梁效”由于和“四人帮”的关系而遭到否定，这些文章的罪名也仅仅被解释成是执行“四人帮”的旨意影射攻击周恩来。但是，当时的人们实际上都明白，这些文章的真正的主要意思是，要肯定文革的残忍，要建立起迫害和残忍的理论；他们才连篇累牍地否定孔子的“仁”的思想，最特别的是他们宣传孔子也曾经杀了少正卯。他们不是以此证明孔子学说的虚伪，而是以此证明孔子的“仁”是根本不可能实行的，这个世界祇可能充满“斗争”和“专政”。
1976年毛泽东死亡，毛的妻子江青等四人被称为“四人帮”，很快被逮捕。“四人帮”被逮捕后，在北京和外省都传过一个说法：冯友兰的妻子怪他：“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这话的意思相当明白，是说黑夜快要过去、文革已经要结束的时候，他却在最后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这个说法相当生动，但是个传说。如果冯的妻子没有说过，该是一些有如是想法的人编出来的故事。当时，这个故事博得很多人一笑。但是，当时的反应还不祇是笑。有人说，如果“四人帮”比较懂得“团结”的道理，他们其实是可以网罗到更多的冯友兰这样的人的，不会有困难。有不少人是想要他这样的位置而不得罢了。这样的评论，无法使人发笑。
毛泽东的死亡终于导致了文革的结束。然后，是大量的人的“平反”和落实政策。然后，是关于文革的神话的建立。各种角色、忠臣、奸臣、英雄、坏女人，悲欢离合，以及大团圆的结局，都制造出来了。然而，那些屈服投降的人们，却依然在记忆和叙述中缺席。在文革之后，对“知识分子”来说，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之一，是他们在虚构的作品中，往往被描写成新的“英雄”，至少也是纯洁的好人。实际上，对1980年代的文革描述，我们不但应该注意到文革怎么被简化为“和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斗争”，也应该注意到文革的受害者们又被如何简化了。关于文革，事实方面不能被清楚地记载，法律方面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道德方面的检察也没有能够深入进行。
知识分子的屈服和投降是身不由己。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们置身在那样的情况里，能作得怎么样？能作得比他们好一点吗？实际的回答应该是很难很难。经受那样的精神和物质的剥夺，经受那样的侮辱和殴打，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他们的遭遇实在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悲惨。
但是，作为这一代，他们还是有可责备的。他们是在五四科学和民主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不像1949年以后长大的一代人，那一代人从未有机会接触现代思想资源。那一代人中有的人误以为“自由主义”祇是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批评的“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行为，那一代人用过粮票、油票、布票、芝麻酱票，但是从来没有用过“选票”。很多人甚至从来不知道：在世界上别的国家如美国，最高领导人是由人民投票选出来的。但是，潘光旦这一代人知道，他们知道有另一种选择存在。
然而，即使在文革之后，在“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相当程度的恢复之后；在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人来对他们的一生，作比较有深度的反思。在这一方面，年轻一代对他们相当失望。相比之下，潘光旦反倒有几分悲剧英雄的色彩。在生命的最后，他有机会向老友说出了他对自己生活的看法。他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生活，但是他至少表述了自己的看法，也体现了他追求真理的精神。
结语：胡适的预言
回顾一代学人的经历，他们的悲惨遭遇，使得对他们的命运的写作变得非常沉重而压抑。
当写作此文的时候，笔者回想起曾经读到过的胡适的一篇英文文章，是他为一本书（Out of Red China， by Liu Shaw-tong，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53)写的导言。这本书的作者在1950年离开了中国大陆。书里描写了他怎么在林彪的部队里经历了“割尾巴”运动，这个运动要割的“尾巴”有“家庭尾巴”、“旧社会尾巴”和“旧思想尾巴”。他不愿承受，设法离开大陆逃到了香港。在书里，这个作者说，“一张红色的网正在向我们收紧。”
胡适在导言中引用了这个正在“收紧”的“红色的网”的说法。另外，胡适也引用了1952年4月1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金岳霖先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
“经过两年的学习，特别是集中学习了《实践论》（毛泽东的文章），使我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哲学，是真理。…我已经认识到，大学哲学系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马列主义宣传工作者。”
上文已经写到，金岳霖这篇检讨的题目叫做《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一批教授的检讨之一。
胡适在导言结尾处为金岳霖教授的命运深深担心。在看到报纸发表的金岳霖的检讨之后，胡适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胡适在1962年去世，他没有能活到文革发生，没有看到那张红色的网最后如何彻底收紧，也没有看到他预言的黑暗的迫害时代如何在文革中发展到了顶峰。但是，胡适的观察和预言不幸都非常准确。再没有比此更不幸的准确预言了。
作为后来者，见到胡适的这一说法，笔者感到诧异：他怎么知道的？
胡适知道这一点，也许是因为他想到中国在两千年前，就有过“焚书坑儒”，以及秦始皇的“以吏为师”。1949年后在学校里发生的，相当类似。不同的祇是，文革发生的迫害，在规模和人数上要比秦始皇所作的大得多。
胡适知道这一点，也许是因为他想到俄国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上，受害者中有大量受过教育的人，即所谓“知识分子”。不同的祇是，毛泽东方式的折磨往往更为广大、漫长和邪恶。
胡适知道这一点，最主要的，应该是他了解了这个制度的基本结构和知道支持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的实质。在这样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下，后来的事情是有其发生的必然性的。在毛泽东的社会改造蓝图里，没有学术的位置，也没有学者的位置。这不是在中国偶然发生的灾难，灾难的根源早已存在了，祇是要人们认识到却需要时日。
胡适的预言说明，这样的黑暗和灾难是可以预测的，也不是必然在每个地方或每个时代都会发生的。这，也许是我们回顾这段充满恐怖和羞辱的历史时，还可以有的一点乐观。
（完）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