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2日讯】【编者的话】夹边沟,是甘肃酒泉县一关押右派犯人的劳改教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边“纠正”了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并开始遣返右派犯人,此时幸存者还不到一半。作者杨显惠历时五年,采访了一百多位当事人,终于完成了《夹边沟记事》,使尘封四十多年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夹边沟记事》一本关于四十年前中国饥饿与死亡的真实报告。

《夹边沟记事》连载 走进夹边沟(二)

祁钥泉也觉得情况不妙。他听人说,那几天抄大字报的人是秦高阳指派的。他在一天下午,把自己贴出去的十几张大字报扯下来烧掉了。就这,他的心中还是惴惴不安,觉得要出什么事。他跑去找陆为公,说,陆书记,你把那封信给我吧。陆为公说那封信我交给秦书记了。他不由得提高嗓门说,你怎么把我的信给他了? 陆为公说怎么了,信交给秦书记不对吗?你那是给县委的公开信呀。他也觉得自己有点失态,忙说,交给就交给吧。只是我觉得形势有点不好,像是要出啥事。他想从陆为公这里得到些什么情况和消息,可是陆为公什么也没说。陆为公的脸上仅呈现出公事公办的沉稳神情。

从陆为公办公室出来,他的心里已不是惴惴不安了,而是有点恐惧,脊背上凉飕飕的。他不明白,原先对他很热情的陆书记为啥今天这样冷淡? 还有,陆书记的脸上为什么那样忧虑,精神状态也不好……

过了两天,他就去找秦书记了,说,秦书记,我的父母年纪大了。为了能照看老人,我想调动一下工作,调到敦煌县去。他当时预感要出啥事,决定要求调走。秦书记冷冰冰地说,现在搞运动,你哪里都不能去。想调动等运动结束之后再说。

他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说,文克栓部长不是调走了吗?我怎么不能调?

你和文克栓不一样。

他心里一怔,又问,我和他怎么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你还问我吗?你心里不清楚吗?

他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便大著胆子说,我不清楚,你给我说一下。

说一下!好,我就说一下。你呀,祁钥泉,你娃娃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岁。

我看你不像二十四岁。你年轻轻的,就把一辈子的事都做净了!

祁钥泉心里一阵阵发冷。秦高阳又说,你呀,在金塔县已经登峰造极了,你就差提刀杀人了。你知道不知道?

过了五六天,开始反击右派……

二十年以后,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为祁钥泉落实政策,销毁反右当中的所有材料。一位政工干部问过祁钥泉:老祁,我问你,当年县上叫你们提意见的时候,人民日报上早就登出了毛主席写的文章:《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城市里早就反击右派了,你怎么还提意见呀?这不是手里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吗!你当时脑子里怎么想的?

祁钥泉回答,是呀,人民日报上是登了那些文章,北京上海也反击右派了。我那时天天看报纸,这我都很清楚,可我那时总认为,那是对那些大人物的,跟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关。再说,我那时的确太信任陆为公了:认为这么一个令人崇拜的人不会欺骗人的,不会诱骗我们发言,然后关起门来打狗……

反击右派的斗争一开始,哗的一下子,揭发和批判祁钥泉的大字报就把县委机关大院贴满了;说他的发言全是向着共产党恶毒进攻,他写的十条建议是对党射出的十支毒箭。大字报贴了一批,过几天又贴一批。他当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党。不承认就开辩论会——实际就是批斗会。批斗他也不承认,于是批斗会就变得旷日持久……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文教系统召开的,有全县干部参加的,还有以小组形式召开的。每天八小时,有时十二小时,白天批斗了夜里还接着批斗,轮流批斗,车轮战。有一天是县委和县人委的一帮科局级以上的干部开批斗会,会议主持人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开始的时候主持人讲,我们今天开一个和右派分子祁钥泉的辩论会。秦高阳也参加了这天的批斗会。这天的会上,祁钥泉仍然不服输——不承认自己反党。别人批一条,他反驳一条,别人批两条他反驳两条……总之,他理论水平高,能讲会道,谁也批不倒他。于是,每当他讲话的时候,有的人就推他,还用拳头捣他的肋巴骨。

平时的批斗会,就有人推他捣他,他都忍了。这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县委县人委的科长、局长和部长,这种行为令他十分厌恶,他喊起来:秦书记,你看,你看,这叫什么辩论会,又推又捣的,还叫我说话不!秦高阳说,不要推,不要搡,叫他说。

叫他说他就说:我给秦书记提意见,这是对个人的批评,不是对党的进攻;我对县委的十条建议,哪一条错了?

他就十条建议一条一条进行说明,指出每一条建议的实际根据并且背诵马列、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一讲起理论来,他头头是道,某些马列、毛泽东的原话他是倒背如流。那些科长局长们讲不过他了,便说,你说得对,你写得对,但你心里反党!

后来,看他还是不服,辩论时发言的人就不叫他说了,只是批判者一口一个右派分子地说他,扣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帽子。

他说,随便你们说,嘴是扁的,舌头是圆的,你们随便说吧。

批斗持续了三四个月,他的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已经招架不住了,没有精力反驳和辩论了,每次开会就一言不发。他在心里说,你们说吧,你们想把我说成右派就右派吧。左派、右派就一字之差,你们就是把我说成右派又能怎么样?这是意识形态问题,毛主席讲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要用意识形态的办法去解决。你们还能违反毛主席的教导吗?

尽管他的心里是这样想的,可是进入1958年的1月之后,他感觉到形势更加严峻了,批斗会升级了:连着开了两次全县乡以上的干部和文教系统职工参加的批斗会,就是在陆为公题了字的宝水堂。


反击右派的斗争开始了,形势更加严峻了。(网络图片)

第二次大型批判会结束后的这天,晚上回到家中,他对妻子说,情况严重了,这几天的大字报都是给我定性的,要求县委把我定为右派。有的大字报说我是反革命分子。看来要处理右派了——这是领导上的意图。没有领导的意图,不会有人写这样的大字报的。我得有思想准备。

祁钥泉有个美好的家庭。他是1955年结婚的,那年他二十二岁。妻子是1954年支援大西北来到金塔县的天津市姑娘,这年二十岁,漂亮,能干,贤惠。妻子是金塔县城关镇政府的秘书。他们的孩子一岁了。由于夫妻上班,没人照顾孩子,他们请了一位老太太做保姆。

妻子问他,怎么做准备?

他回答,看这样子,我真要定为右派了。右派是敌我矛盾,处理会很严重的——可能当不成干部了——我想了,为了你和孩子不受连累,我们离婚吧。

妻子激烈地说他,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上去了!会怎么处理你!下放当农民?判刑劳改?劳改咱们就一起劳改去!种地咱们就一起种地去!

【作者简介】 杨显惠,1946年出生于兰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天津。1965年由兰州二中上山下乡赴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安西县小宛农场。 1971年入甘肃师范大学数学系读书。 1975年在甘肃省家垦局酒泉农垦中学做教师。 1981年入天津作家协会专职写作至今。主要作品收入《这一片大海滩》、《定西孤儿院纪事》等书。曾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中国小说学会奖、《上海文学》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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