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8日讯】（续前）花费巨额民脂民膏编出的《二卷》，就是一部伪史。当前不止一位中共党内的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和众多干部、党员，都在认真批判这部伪史，只是因为当前空前紧控的政治形势，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便于公开发表。《二卷》从庙堂扫进垃圾堆，假以时日，是被历史注定了的。
90年只确定四代领袖是无视历史
《二卷》依照建国六十年的宣传口径，在正文之前，只选取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四幅彩色照片。建党90 年如果只确定这四个领袖，是无视中共建党的历史。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不是1921年。
根据前苏联解密档案，1920年苏共派27岁维经斯基和妻子，携带金卢布来中国帮助建党。他奉命到了北京找到李大钊谈建党之事。李说：“这个问题太大，你要到上海去找仲甫先生（陈独秀）谈。”
中共党史研究室1997年开始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920──1925卷，第一集31页，是维经斯基1920年8月12日从上海写给苏共中央的汇报：“我在这儿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共革命局（和朝鲜局并列），由5人组成 ──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3个部，即出版部、宣传部、组织部。”建党时的领导核心是：书记陈独秀，出版部长汪原放，宣传部长李达，组织部长张国焘，维经斯基是共产国际的当然代表。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十天之后，1920年的8月22日，在上海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新青年》成为党刊，还办了党刊《共产党》，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这一年，在上海渔阳里办了党校，对外名为“外国语学校”，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刘少奇等都在党校学习。党校还送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同志到苏联去学习。因为湖南的毛泽东没有赶上进党校，后来这段历史就一直被埋没。
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也有一份写于1921年初的材料，材料开头写明：“中共是去年成立的，领导人是享有威信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同志。”
二、参加一大时毛泽东还没有加入中共。
1920年建党之后，1921年安排了一大。三个主要的建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和维经斯基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一直错误确定一大是中共建党的标志，是因为毛泽东参加了一大。当时毛泽东还不是党员，是CY（团员）；中共宣传部长李达对他说：“既然来了，就参加吧。回去以后再参加CP（中共）。”李达因为讲了这个事实，文革中被残酷批斗，停医、停药至死。
三、一大召开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一大代表为13人，共产国际代表2人。所谓“七一”，是因为战时无法核实，由毛泽东钦定的时间。
四、中共党史上担任过总书记、主席的有13人：
陈独秀（一大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二大、三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四大、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瞿秋白（1927年八七会议陈独秀（缺席）被免职，瞿秋白被指定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7月～1928年7月，1930年9月～1931年1月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向忠发（1928年7月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1931年年6月22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叛变，6月24日被国民政府枪决于龙华。）
王明（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王明担任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10月王明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7年11月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免去王明的书记职务。）
秦邦宪（博古）（1931年9月-1935年1月，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1935年遵义会议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
张闻天（遵义会议-1943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应以毛泽东为首解决团结问题。张闻天衷心拥护，即向毛泽东“让位”，但仍旧是名义上的总书记。）
毛泽东（1943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9月9日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华国锋（1976年10月- 1981年6月，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十一届六中全会辞去主席职务。）
胡耀邦（1981年6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6年1月生活会上被迫辞职。）
赵紫阳（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代理总书记。同年 10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坚持修改“4·26社论”，反对戒严和武力镇压，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
江泽民（1989年6月-2002年11月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锦涛（2002年11月─今，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五、《二卷》包括的历史时期，与江泽民、胡锦涛无关。《二卷》在四张彩色领袖像之后，还选择了29年的47帧历史照片，竟然看不到担任过党的最高职务的华国锋和起了重大历史作用的胡耀邦，连个黑白影像都不给。
隐恶扬善肯定历次政治运动
建国之后，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的历史，是一个接一个重大决策错误的历史，也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接一场政治运动的历史，据统计，文革之前的大小政治运动一共有47个，文革十年包含的政治运动也在十个以上。毛泽东对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有大量的批示记录在案，这些政治运动都不同程度令国家和人民遭受到严重的伤害和和无法比拟的惨重损失。共同特征是一律采取急风暴雨的形式，搞阶级斗争，搞刑讯逼供，搞严重扩大化，制造出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二卷》对文革前所有的政治运动基本肯定，有的只写了稍有不足和缺陷，有的干脆略去，以此模糊或掩盖毛泽东的错误和责任。篇幅所限，本文只择三，四。
一、与“抗美援朝”同时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这个政治运动的命令，只比毛泽东下令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待命出征朝鲜战争的命令晚两天。这场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同时进行的三大运动之一，《二卷》目录中根本找不到。不但没有一章，甚至没有一节，有关小标题是隐藏在一小节的文字之中的，令人不可思议地竟然还没有数字。
《毛泽东选集》五卷38页注释：“镇压反革命工作，分为外、中、内三层，清理‘外层’，是指查隐藏在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清理‘中层’是指清查隐藏在我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内层’，是指清查隐藏在我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全国几亿人，如此篦梳子一样篦，镇反运动到底杀、关、管了多少人？
1954年，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做的《开国大镇反》的报告里，公布的数字是“捕”262万余，“杀”71万2千，“关”129万，“管”120万，“放”38万。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记录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亲口所言：“镇压反革命，杀100万，极有必要！”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文稿》）第二册，有大量毛泽东对全国各省市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批示，他不停给各地下指标。就像战争年代一道接一道的督战令。
“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两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
“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经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
“北京市人口二百万，已捕将捕人犯一万，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
陈毅在上海因为没有完成指标，遭到毛泽东非常严厉的批评，第二天就杀了1000人。
1951年3月20日，《对邓小平关于清查处理西南军政机关不纯问题报告》的批复和复电，毛泽东写道：“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财经机关九千余人中清理反动分子的经验，早几天我已经通报你们了，请你们根据此项经验，着手布置清理自己的军事机关，财经机关、政法机关、和文教机关，先做重点布置，取得经验，再行推广，尽今年一年初步地普遍地清理一次。”在毛泽东对中央各大局头头脑脑的众多报告的批示中，满眼可见：“应当放手杀几批”，“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管制。”“反革命分子应当再逮捕几批，到捕干净时为止。”“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
毛身兼党和国家两个主席，党权、行政权干预司法，可谓登峰造极。毛泽东的批示在《二卷》里都没有，只有纠正“轻敌思想”，“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和辉煌成绩。
二、被《二卷》肯定的“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0月底，全国大规模的群众性镇反运动基本结束，12月1日“三反”、“五反”运动便开始了。这是《二卷》评价极高的一场政治运动，占了一节。
毛泽东对于这场运动下的指示太多了，《文稿》第二册、第三册，有一百五、六十篇。1951年10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反贪污浪费指示中指出，这“是全党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进北京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提出掌权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对毛泽东“殷鉴”最深的，是打下北京之后李自成的迅速覆灭。
1951年12月8日，毛泽东给华东局、福建省委，并告各中央局，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通发了“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贪污分子、浪费分子、官僚主义分子当然大多数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即是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罪名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但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并且一样的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犯贪污的占全体工作人员的百分之几，轻者重者最重者又各占百分之几），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
毛泽东批示“深山密林，必有老虎”，把问题看得十分严重，和“镇反”一样，他亲自给各地、各系统下指标。1952年 1月22日，毛泽东给谭政、陈毅二同志，并告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必须以全力进行三反，三反完了再整编，全军不许有一人例外。”“尤其注意打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各大军区你们请出的老虎都太少。像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军区系统估计至少有大老虎二百个以上，华东中南可能更多，千万不要让他们溜走了。望各大军区提出一个估计数字告我为盼（中央一级估计至少可以打出七十只大老虎）。”
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的指标一再变化，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五天之后：“二月份全军发动打大老虎，至少应打二千只到三千只。二月份不整编，全力做三反。”十天之后：“估计中央一级十二万人中就有四百只大老虎，东北全境党政机关及企业的工作人员中可能不止五百只大老虎，可能一倍或几倍于此数。”2月4日给谭政：“广东军区系统包括海防和各军在内，至少有几百只乃至上千只大中小老虎，而你们只分配该军区大老虎二十只，中小老虎一百八十只，这是完全不适当的。你们对各省压力太小，迁就他们的右倾思想，特别对广东是如此，望注意改正。”同日：“东北局二月二日来电说‘东北地区的老虎估计不会少于二千只’。这里未说明老虎的大中小。如果包括大中小老虎，则数字太低，东北当有大中小老虎两万只以上。华北县以上即有大中小老虎一万多，如包括区乡，亦当在二万只以上。如东北所称二千只是大老虎，则比华北的一千二百只大老虎高得多。总之虎数增多，证明认识进步，信心增高，劲头增大。”次日：“像山东这样的大省，有党、政、军、民、学五个方面，有几十个大中城市，有很多分区和县城，一千万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我提议分局立即召开一次打虎会议，规定打虎数目，限期完成任务。
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因为捉不到贪污的“大老虎”，竟然发明了“思想老虎”。著名思想家的顾准就是被定成“思想老虎”被打倒的。
毛泽东指示一百万正在打仗的志愿军，也要抓出几万只老虎。1952年2月16日志愿军党委转来三十九军党委的电报： “今日五时三十分敌人向我全线阵地猛烈炮轰，出动战车四十余量，有大举进攻模样，为此，已令一一五师、一一七师暂停打虎，全力动员作战，粉碎敌人的进攻。”毛泽东只能批示：“处置很对”。
毛泽东亲自决定枪毙大老虎刘青山、张子善。当时刘青山参加中国农民代表团正出国访问，而且当选为一国际组织的执行委员。一下飞机即遭逮捕，1952年2月10日执刑枪决。毛泽东讲：“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可是坊间传说刘、张的巨额赃款，大多是弄来搞了“机关生产”。
刘、张被毙4天之后，天津市委给毛泽东等打来《关于在三反、五期间维持正常的经济生活》的报告：“自三反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对天津经济已发生重大影响。批发商业较前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银根很紧；私人不卖货，也无心卖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着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经叫苦。如不采取措施，经济上的萎缩现象还要发展，时间过长，则元气损伤过大。三反后，恢复将遇到更多的困难，生产、税收会受更多的影响。”五反“一查封，资本家的代理人躺倒不干，工人要求复工开业，但是没有原料，没有资金，机器破烂，困难很多，只好由财政局垫发工资。”
《二卷》虽然也极为简略写出“1952年全年，全国大中城市私营工商业歇业数超出开业数11791户。三四月间，出现新中国成立后又一次失业高峰。”但是回避了大量冤假错案的产生，运动基本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志在展开，执行毛意志的人，都可以“无法无天”，都可以不按照程序，不注重证据，随便怀疑人，侮辱人，先从精神上把人打垮，甚至让人家破人亡。1951年，1952年，中国真是处处血雨腥风，公审处决的枪声响遍各地，自杀变成常态，监狱爆满。著名爱国企业家卢作孚运动一开始就绝望自杀，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一步步走向灭顶之灾。
三、被隐瞒的全国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
《二卷》忽略不计的政治运动比比皆是，对1955年发动的，持续三大改造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全国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却是刻意隐瞒。
1，毛泽东三大改造中指示二次镇反。
毛泽东急风暴雨形式的三大改造运动，实际是对私有财产的强势剥夺，有“三面架机枪，大路走一方”之势。当时就不仅在党内有不同意见，农民和工商业者，更是不愿意。尤其农民，刚经过土地改革分得了田地，过上了两三年好日子，就要把土地交给集体，不甘心，不情愿，反抗斗争不断出现。农民杀猪、宰羊，不积肥，不积极备耕。因为粮食紧张，1953年12月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4年又实行棉花统购统销。全国城镇实行票证供应。农民世世代代依赖的粮棉自由交易市场被取缔。全国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说：“国内残余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1955年4月21日，国务院召开第九次全体会议，听取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关于《公安部1954年工作的简要总结和1955年工作要点的报告》。随后公安部给中共中央打了专门报告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不仅没有缓和和减弱，而且是更加紧张和更加复杂了”；反革命分子“利用一些群众对农业合作化的不满和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造谣惑众，制造骚乱和反革命暴乱；资产阶级中坚决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进行报复破坏活动；一部分反动富农破坏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各项中心工作。”5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的报告，在批语中指出：“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安全”，必须“动员全党和全体人民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严厉镇压一切敢于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目前要着重反对该捕不捕、该判不判、重罪轻判和该杀不杀的右倾情绪”。全国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
1955年-1957年，各省（市）年年都有向中央报告并获得批准的镇压反革命计划，包括捕人、杀人具体数据。所谓 “反革命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抵制、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民和抵制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界人。
镇压并没有消除反抗。因为虚报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产量，然后实行高征购，用打骂、捆绑、非法关押手段，强迫农民卖粮，等到农民没有饭吃时，又向农民返销粮食，来回折腾。返销的粮食少，不能维持生活，各地普遍发生抢粮事件。有的是多达几千人参加的暴乱。参加者几乎都是农民。1957年2月22日，安徽肥西、舒城两县接壤地发生暴乱，喊出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土地”，“现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暴乱者打死2个民警，抢夺枪支弹药，两县派武装公安联合镇压，一次就打死49人。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农民收入大量减少，吃不饱饭，为了生存，农村偷盗事件也十分普遍。
2，反右派运动中，把右与反、坏生硬挂钩。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要求公安机关“严密注意敌情动向，尤其要注意农村敌情动向，使右派分子在工农群众中彻底孤立起来”。公安部于8月底9月初在北京召开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认为在“整风”运动中“客观上形成了右派分子与反革命相呼应、海外敌人与国内敌人相呼应的局面”。其特点是：“反革命（右派）分子搞宣传、搞组织、搞武装活动，地主富农分子煽动农民闹事、退社，搞反攻倒算。”会议要求“进一步再给残余反革命势力一次有力打击”，制定了坚决地“逮捕一批，管制一批，劳教一批，批斗戴帽子一批”等14项措施。毛泽东批准公安部计划，会后不到三个月时间，全国逮捕的人数大大超过1956年全年的总和，仅被判处管制的人数就有120万人之多。
3，大跃进使得第二次镇反进入高潮。
1958年，按照毛泽东批准的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为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发展不受干扰，镇压反革命运动再起高潮，各地一律用以下四仲办法严格控制社会：
其一，要求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逮捕起来，把应该拘留的人拘留起来”，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捕人的计划和指标，要求对那些反抗抵制人，和暂时没有反抗、抵制而将来有可能反抗、抵制的人，有可能犯罪和潜在犯罪的人，统统关进看守所、拘留所、劳教队、集训队，不让他们有反抗的机会。拘、捕人不再是政法机关一家的事，党委、政府、人民公社甚至生产大队领导人都有权决定捕人、抓人，公社也可以组织劳改队。
其二，1956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解释及处理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把“政治骗子、投敌叛变分子、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分子”定为“坏分子”。从此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就增加了“坏”这顶帽子。对出身好的农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跃进”、抵制共产风、抵制吃食堂等等行为，给他们戴地主、富农帽子不合适，就戴“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帽子。
其三，人民公社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原则，要把社员死死控制起来，由干部严格管理。从事农业生产、大炼钢铁、兴修水利的各种劳动场所，都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开住宿，夫妻不能过正常生活，稍有不满者，即遭到批斗，甚至戴上“反革命”、 “坏分子”帽子，或送到劳改队。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员家里锅碗盆勺被没收，或拿去炼铁，稍有反抗行为，动辄不给饭吃，逼得他们不得不就范。也有被逼急了铤而走险进行犯罪活动的。仅1959年8月到1960年1月，安徽省就发生食堂投毒案46起。另外发生9起凶杀案件，其中一次社员饿极了，到食堂抢饭吃，遭到阻拦，杀死公共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共15人。
其四，就是全国广设收容审查站。1958年到1960年底，国务院、公安部先后发出4次通知和1次电话会议，要求全国各地，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让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响国家形象。收容遣送恶法一直执行到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被打死才被取缔。
《二卷》写了少许三大改造以来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是对毛泽东批准，公安部执行的全国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刻意隐瞒，只字未提。
（待续）
（原题目：为“毛家祠堂”文过饰非的愚民文本（二） ）
文章来源：《明镜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