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7日讯】历史经过了三十年，今天，道德文章远远不如胡乔木的中共的“党史专家”们，竟然继续搬着这篇邓记文过饰非的“决议”，继续为“毛家祠堂”涂脂抹粉。他们做的，都是今天最高政治的需要。无论江泽民，还是胡锦涛，无论习近平，还是李克强，他们的执政合法性都来源于“毛家祠堂”，来源于暴君毛泽东.
为迎接中共党庆九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49-1978）》（以下简称《二卷》）于今年1月11日由中共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2010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首次全国党史工作会议，总书记胡锦涛会见与会代表，常委、书记处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特别提出要“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为这卷党史的推出做了极不寻常的政治铺垫。
《二卷》出版之后，中共官媒立即造势，发表了海量的解读文章，中共党史研究室的前后主要领导，倾巢而出，分头接受全国重要媒体的采访。中共中央直属部门率先用党费购买《二卷》，分发给党员。1月14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2 月20日中组部、中宣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六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在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中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目的要在全国掀起学习党史的热潮。4月21日重庆举行“学党史、强党性”《二卷》专题导读报告会，100多个市级机关的2000余名干部参会学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最后一位组织《二卷》修改的曲青山接受采访时说：“近些年，在境外，包括港澳出现了大量关于歪曲党史的出版物，这种出版物有个特点：两头在内，出版在外。就是作者在大陆，出版在外，读者大量在国内。这给国内的党史学习教育带来混乱。”“党史二卷的基本结论是在实践中不断形成的全党最大的共识。”人民网以《党史第二卷问世纠正对新中国最初29年误导偏见》为题发文，功利性表达直截了当。
由此可见，《二卷》乃是江泽民、胡锦涛前后两届中央，为修建党大业，为统一全党思想，联手搞出的天字一号的思想理论工程，当然，胡的色彩远远重于前任。
胡绳、龚育之组织编撰的初稿被否
1991年，为建党七十周年献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1921-1949）》，和以胡绳个人名义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后者对以往党史研究的内容仅局限于民主革命武装斗争时期有了第一次突破，发行了700多万册。
《二卷》编写提上日程是1994年9月，在胡绳领导主持之下，由参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编写的龚育之、石仲泉组织编写书稿。1995年初，编写组提出新中国的党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中、下卷。经室委会研究同意，上报中央，获得中央的正式批准。只用四年，1998年底中卷初稿完成，由龚育之、石仲泉统改，胡绳定稿。1999年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高达90%的意见都认为书稿编写得不错。只有10%，针对对毛泽东的评价，发生激烈争执，一种意见认为中卷对毛的错误还是不敢写，仍然为尊者讳；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卷》把毛个人的错误写得过于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
2000年，初稿上报中央，未获批准。组织修改的负责人张启华说：“最初书稿写错误较多、较细，中央审查没有通过。”党中央站在10%的哪一边就十分清楚了。
现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说得更具体：“龚育之的党史把党的这段历史写成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好像建国后就是从错误走向错误的历史。”
张启华编史有两大秘笈
2003年1月调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副主任的张启华，自2003年2月至2009年10月退休，负责组织被中央否定的龚育之、石仲泉统改，胡绳定稿的《中卷》初稿的修改。修稿当中，决定将中、下卷改为二、三卷，上卷再版更名《一卷》，便于随历史延伸下去。 2009年的5月和8月，中共党史研究室将《二卷》送审稿先后送给胡锦涛、江泽民审阅，都获得肯定，胡、江都做出批示。因此，张启华成为《二卷》出版的大功臣。
张启华大学专业是历史档案，到中央党校进修过马列毛哲学，搞党史属于半路出家，而且在两个“左家庄”──《红旗》编辑部和邓力群嫡系部门《当代中国研究所》历练多年，2003年初调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被传“邓力群派来个亲信”，张启华曾讲了一句话：“我和力群同志也有分歧。”来为自己辩白。
今年1月13日，张启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她说：“我们写这段历史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一个是要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持一致，再一个就是跟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精神保持一致。”看来，这两个“与中央保持一致”就是张启华编史获得通过的秘笈。
张启华当年还是胡锦涛钦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的两个课题──《中共党史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研究》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首席专家。2008年5月5日她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谈国史研究的党性和立场问题》，引用了曾庆红对《二卷》批示中的一句话，她说：“我们要自觉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高度来认识和做好国史、党史工作。正如曾庆红同志给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份批示中讲过的一句话：”党史姓党‘，国史也一样，也必须姓党。“这篇文章遭到网上评论帖子的猛烈围攻。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中国自古就有“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张启华的两个“与中央保持一致”，毁掉了（但愿只是雪藏）胡绳、龚育之等一批党内德高望重的理论家写就的一部好的党史，制造出的不过是“党史编纂学”（何方语）的又一个文本，遭遇党内外众多人士的拒绝和批评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一位著名学术权威，公开拒绝领取党费购买的《二卷》。中共中央某部老干部的组织生活会上，一位老理论家公然抗议“用党费购买垃圾图书”，全场无人发表不同意见。南通一位84岁的高校老宣传部长丁弘直接给张启华写公开信，称“你们以毛的是为是，以毛的非为非。” “你们黑白颠倒着写，为了尊毛、护毛”，“你们是尽心竭力地忽悠着，尽量说明毛的伟大和党的一贯正确。灰暗的地方尽量抹去。你们自己也知道，这个《史》是寿命不久的。”著名的“文革人物”，90岁的聂元梓直接写信给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二卷》主要编辑，指出有关她的内容严重失实，所用是文革逼供信和大字报的材料，要求予以答复并更正。
《二卷》后记列了109个参与编写和审读者的名字，其中一部分是参加龚育之党史编写的专家，他们纷纷否认和张记《二卷》的关系，他们编写的章节与现在出版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对自己的名字上《二卷》后记，只感到气愤。
怎能把毛27年和毛后两年混为一谈？
胡绳、龚育之90年代编史，提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划界，明显具有时代局限的痕迹。但是今天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人民网，要“纠正对新中国最初29年误导偏见”，却是鱼目混珠，睁眼说瞎话。毛泽东主政的27年，和华国锋结束文革，重用胡耀邦拨乱反正的两年，是不容混淆的两个阶段的历史。
毛泽东的27年，是他抛弃“共同纲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27年，是一个错误接一个错误，一个罪行接一个罪行，甚至是用一个动乱否定另一个动乱的27年。而华国锋主政的二年零三个月，是结束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大刀阔斧改正毛泽东错误的两年（抓捕“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恢复邓小平工作、真理标准讨论，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进展），正如鲍彤所言：“中国改革的每一步，都是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否定。”华国锋主政的两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全面铺就的两年。2008年8月华国锋逝世，中央修正了对他的结论，此后大量史实揭示出来，证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这两年写成是华国锋搞“两个凡是”，阻挠变革的两年，是不符合事实的。是邓小平出于夺取最高权力，别有用心的贬低。本来有大好机会遵照事实写这两年的历史，但是《二卷》做的极差，篡改历史，功劳都记在邓小平头上。
1977年胡耀邦编史否定路线斗争
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其目的是与当时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阐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时编写党史和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首先由胡耀邦领导刚刚复校的中共中央党校承担起来了。
1977年9月21日、22日在中央党校有关会议上，胡耀邦说：“叶帅曾找我谈过，希望几年内能搞出一本党史教材。”，胡耀邦有编写一部40万字党史的愿望。首先让党史党建教研室正式成立了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胡耀邦提出了特别要求：“还要搞一个东西。就是向全国、全世界解答，为什么中国党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多。”
1977年12月2日，讨论党史教学方案，胡耀邦说：“我看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人家的。”胡耀邦指的是抄十一大报告.胡耀邦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党史颠倒的东西多了，我们不能这样讲。”
胡耀邦提议，由哲学教研部主任、《理论动态》负责人吴江牵头，与搞党史的同志一道，一个月搞出新方案。
1978年1月20日，“三次路线斗争”提纲初稿出来，此时，中央已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同时兼管中央党校，胡耀邦提出：稿子先不上报中央，作为草稿先印发给第一期学员800多人内部讨论，征求意见。
中央党校开展了一场全校范围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成果有：1，把第九次路线斗争──刘少奇的问题，与第十次、第十一次林彪、“四人帮”的问题从性质上区分开了，抹去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扣在刘少奇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帽子。2，突破了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定性，讨论涉及到毛泽东和林彪、“四人帮”的关系。3，涉及到对毛泽东的全面评价。4，否定了“三次路线斗争”的命题。这次大讨论既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奏，也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4千人大讨论的先声。
5月，《光明日报》总编辑，也是刚从中央党校高级干部班毕业的杨西光，在众多来稿中，发现了胡福明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他与胡耀邦在党校成立理论班子合作，对该文进行大幅度修改，加上“唯一”一词，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胡耀邦两次审阅定稿，于1978年5月10日首发于党校刊物《理论动态》，次日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掀起了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6月20日、24日，胡乔木连续两次到家里找胡耀邦，说：“你不能再这样写，这样党就分裂了。”
1980年2-4月，人民日报和胡乔木为刘少奇平反的社论争吵两个月。胡乔木口授社论的题目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胡绩伟建议改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胡耀邦支持人民日报的修改意见。遭到胡乔木的拒绝，胡乔木说他传达的是邓小平的意见，题目和内容一个字也不能改。
胡耀邦1977年就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汪东兴的阻挠被突破，邓小平的阻挠突破不了，反右运动只能改正，不能平反，还留下极小一批不能改正的右派尾巴。高饶案也不能解决。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布后，中共中央决定编写新的党史。而且将编史任务从中央党校转给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卷建国之前27年，十年完成，二卷建国之后29年，十六年完成。胡耀邦亲自领导下树立的写史的实事求是的客观标准，遭到了破坏，到《二卷》修改已经荡然无存。
党内思想解放两次被阻止
1977年、1978年胡耀邦领导和发动的“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大讨论都获得华国锋的支持，这直接带来党内两次思想大解放，第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理论务虚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因为邓小平访问东南亚和华国锋发扬民主使得会议失控，邓小平回国之后，北京市委林乎加已经为天安门四五运动平反，胡绩伟主持的人民日报，在天安门事件平反前夕发表社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使得邓小平不得不放弃胡乔木为他起草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发言稿。让胡耀邦为他另组班子，起草新的报告，新报告吸取了中央工作会议涌现出的所有新观点，包括：一，胡耀邦在中组部着手平反的一系列大案要案。二，胡耀邦领导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三，人民要求为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平反的强烈呼声。邓小平从中央工作会议上获取丰厚的思想资源，扯起了思想解放的旗帜。依靠在三中全会闭幕式上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从而夺取了党的最高权力。谦和、宽容的华国锋为“两个凡是”、“英明领袖”向大会作了检查。
此后，遵照叶剑英的建议，在华国锋同意之下，1979年1月18日，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邀请中央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160多人参加，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发表引言，使得真理标准的讨论进入第二阶段。
务虚会的主要任务是在“两个凡是”问题上分清是非。会议基本上弄清了“两个凡是”的出笼经过。实际上涉及到建国以来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的各个方面。
周扬提出‘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他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才能解决。随着，‘两个凡是’的问题也不必争论就可以得到解决。”
会议的发言已不回避公开指名道姓地评论毛泽东。批评了他各个时期的错误。历史学家黎澍说：“新的社会制度一产生他就想超越经济自然发展阶段，这样也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还说贫穷能更快进入共产主义。”经济学家许涤新
批评：从“三大改造”、“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都是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下来的结果“。
国际问题专家宦乡直接批评“九评”，他是第一个触动这个禁区的人。他说：“九评”在思想上乃至国际背景上毫无疑问是 “文化大革命”促成因素之一。“反修”由外而内，反到自己头上来了。“左”得不能再“左”。
批判毛泽东，毫无疑问也都触及了邓小平，因为很多事他是跟着毛泽东一起干的，他也是直接经手人。
会议对康生的揭发批判最多，并表示出极大的愤慨情绪。提出“整人恶俗”不除，“康生现象”不绝。理论务虚会议上的发言通过简报，流传到社会，引起震动非常大。来京上访事件也非常之多。2月8日左右，胡耀邦将外地（上海、浙江、山西等）发生一些群众骚动的材料印发给会议人员参看。
三中全会之前公开支持“大字报运动”和“西单民主墙”的邓小平，在三中全会之后，仅一个来月，就来了一个180°大转弯，1979年1月6日，他说：“‘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要求司法部门从重处理。2月17日，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公安六条》。《公安六条》是1967年1月，为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而公布的，首设“恶攻罪”。
春节之后，第二阶段的理论务虚会议于3月下旬开始，参加者扩大到500人。邓小平重新启用胡乔木为他起草报告。3月 29日提出“民主化是第五个现代化”，反对“邓小平独裁”的29岁的北京市公园服务管理处工人魏京生被捕，后以“公开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罪名，判刑15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议上做了《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并让大家讨论。《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四条，是邓小平甩开5人起草小组，亲自口授的。讨论中，大家发表意见不多，和第一阶段完全两样。
之后，胡耀邦说：“大会不开了，我也不讲话了。我明天就去宣布。”中共党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理论工作会议，就这样结束了。胡耀邦留下的遗产是思想解放，而邓小平留下的遗产是用“四个凡是”代替了“两个凡是”。这“四个凡是”成为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绳索和大棒。“整人恶俗”的“康生现象”，由“邓小平现象”以及“胡乔木、邓力群现象”代替。
中共党内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高潮──四千高干大讨论
1979年，邓小平决定要像40年代的毛泽东一样，搞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建国以来的历史事件，做一个总结。他有两个目的。一，统一全党对毛泽东的评价，从而用党的决议，确立他是毛泽东接班人不可动摇的党内地位。二，打倒华国锋。
10月，开始酝酿并组织队伍，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由邓力群负责。
1980年2月，起草组写出了一份《决议提纲草稿》。，邓小平看后，不满意。3月19日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等谈话，提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稿子改了好多次，邓小平发表意见有十五、六次，后来邓力群整理成十一次，编进《邓小平文选》的有九次。（《邓小平文选》二卷291─310页）。
198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随通知发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中旬，中央办公厅组织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央机关约1000人，地方、省军级干部3000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实际参加的人数有5600多人，其中有1548名中央党校学员。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次讨论形成了党内思想解放的第二次高潮。文革之后，老干部们伤痕未愈，对毛泽东建国后 27年各个时期的错误和罪行，身处其境，进行了党内清算。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4期郭道晖（著名法学家，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朱基入党介绍人。）的文章《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曾经引发社会轰动。四、五千高级干部和“草案”的主要观点，实际是和邓小平的指示发生激烈的争论。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
《草案》评议焦点有三：
一，回避了建国17年出现的路线错误，提出“在17年中，多数情况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个结论，完全违背客观实际，大家表示不同意。
二，认为“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正确思想，错误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已形成科学的体系”。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遭到很多人反对。而且《草案》把毛泽东的错误写成是“党的错误”，参加会议的，几乎都是文革的幸存者，历次政治运动的幸存者，当然不能接受。
中宣部副部长兼广播局党组书记张香山说：毛主席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
三，关于毛泽东个人功过评价，成为大会热点。
毛泽东前秘书，电力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锐做了关于庐山会议的两万字发言，获得胡乔木的支持，让他写成书发表。
政协副主席李维汉在发言中列举了毛主席的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他还指出：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毛泽东把文革与打倒蒋介石并列起来，值得深思
团中央书记胡克实谈到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
铁道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李颉伯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
张香山说，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论毛泽东同志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宁批伯恩斯坦的右倾修正主义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
文联副主席夏衍发言中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无过”提出质疑。他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却常诿过予人。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才忙向毛主席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但后来毛主席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
张爱萍将军说：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
遭受过毛泽东残酷迫害的经济学家孙冶方说，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
朱德秘书陈友群谈到，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订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
庐山毛批彭德怀，在政治局会上不等朱老总讲完，毛泽东就把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了四个字：“隔靴抓痒”，阻止了朱总的发言。回北京后又组织高干批朱总，迫他写检讨，一直发到县团级。从此以后，实际上剥夺了朱德的工作权利。
当讨论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时，谭震林副委员长拍案而起，激动而沉痛地说：“什么‘空前’浩劫！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苏区和其他地方的肃反，就错杀了红军干部和战士几万人，难道不是浩劫？！”
谈到高饶事件，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说，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
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说，他兄弟毛泽覃（在苏区时）曾同他争论，他拿起鸡毛撢子要打他。毛泽覃反抗说，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连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写朱元璋只是“圣德有亏”。
笔者以为，用“毛家祠堂”比喻建制之后，毛泽东在党内长期大搞权力斗争和个人专制，“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再恰当不过。文革是毛泽东搞“毛家祠堂”的顶峰。
专制不去，祠堂永存。而传递香火的历代大族长，首要的功能还是要维护毫无政治合法性的“毛氏祠堂”的存在。
1980年11月10日-12月5日，邓小平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最高层的人事更动，会议连续开了九次，对华国锋提出严厉批评。一直支持华国锋工作，提出“英明领袖”的叶剑英，讲话时激动得不禁热泪长流。会议做出决定，华不当主席，换成胡耀邦。
胡乔木、邓小平关于毛泽东之争
1981年2月上旬，准备提交给六中全会讨论的决议稿子搞出来了，胡耀邦看后认为这种思路不行，报告邓小平，提出是不是由他也组织一个班子来起草一个决议稿子，邓小平说：“好嘛，两个摊子，各搞各的嘛。”3月初，胡耀邦拿出一份铅印的《口头汇报提纲（草稿）》，决议的题目改为《关于建国以来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被邓小平当场否决。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成为一份为罪恶累累的 “毛家祠堂”文过饰非的历史文件。据说不仅几千名高级干部，就连也不赞成胡耀邦修改方案的《决议》起草小组组长胡乔木，也不同意邓小平对毛做三七开的评价。在起草过程中，这位“不可一日无君”，长期跟随毛泽东，“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批评过老邓的党的第一理论家，与成为中共新的大族长的邓小平，也发生了激烈争执。
胡乔木认为毛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十七年毛领导我们干的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民粹主义，他主张应该把毛在 “文革”中迫害老同志作为教训写入决议。邓小平坚持只能说毛功大于过。“过”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写错误，要宜粗不宜细，只能这样。他十五、六次发表指示，召见起草小组（包括单独找胡乔木、邓力群），越说越严厉，最后发脾气：“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决议》宁可不做！”
胡乔木亲笔写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节之后，称“病”了。比他更左的邓力群接任了起草小组组长。4000人讨论草案，据说只有胡乔木起草那一节没怎么改动，其他各节进行了反复修改。但是无论怎么改，《决议》的核心都是评毛，只能遵照邓小平的三七开。就连“彻底否定的文革”，也只是荒唐地定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毛的弥天罪恶仍旧被掩盖。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这样成为了阻碍全党思想解放最大的“凡是”，作用与《四项基本原则》旗鼓相当。
《决议》通过之后，胡乔木“秉笔直书”写了十六条保留意见上交（后又收回）。除了坚持他自己对毛的评价，还坚持毛领导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犯了“左”的错误。虽然以后胡乔木又跟着邓小平“清污”、批周扬，反“人道主义”和“异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胡耀邦，不遗余力，但他一生仍旧留下了可圈可点之处。1989年1月，他访美之前请鲍彤到他家，征求鲍对他书面准备的回答美国记者提问的意见，谈话中，胡乔木说：“‘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一定要从宪法里删去。”鲍彤没有回答，因为此前鲍彤就听赵紫阳讲过胡乔木有这种看法。胡乔木送鲍彤上车后，又敲敲车窗，嘱咐：“我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话，不要对其他人讲。”这大概是这位一生有“左王”之称的中共理论家道德文章的一大亮点，另一个亮点，当然是他的“十六条”。
历史经过了三十年，今天道德文章远远不如胡乔木的中共的“党史专家”们，竟然继续搬着这篇邓记文过饰非的“决议”，继续为“毛家祠堂”涂脂抹粉。他们做的，都是今天最高政治的需要。无论江泽民，还是胡锦涛，无论习近平，还是李克强，他们的执政合法性都来源于“毛家祠堂”，来源于暴君毛泽东。
（待续）
（原题目： 为“毛家祠堂”文过饰非的愚民文本（一） ）
文章来源：明镜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