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中国互联网步入恐怖时代(视频)

【新唐人2011年7月5日讯】恐惧使网络拥有者自律,使网络使用者沉默。

(新唐人记者林秀宜、潘在殊报导)金尧如新闻自由奖颁奖礼暨研讨会,于三月二十七日在香港举行。本届金尧如新闻自由奖共评出 印刷组和电子传媒组两项大奖,分别由报导四川地震周年系列和有关大陆网络力量的题材夺得。金尧如新闻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席程翔表示,今年共有70多个作品参赛,水平高,竞争激烈,并首次有大陆媒体参赛。显示此奖已逐渐获得新闻界的认同。

颁奖会后举行了研讨会,主题是 “如何利用互联网突破资讯封锁”,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邱林川、前《南方都市报》时事评论员长平和香港互联网协会主席莫乃光发表了演讲。与会者也纷纷提问参与讨论。下面是新唐人独家录制的研讨会实况录像。

长平:中国互联网步入恐怖时代

刚才邱先生讲到,是人还是技术的Debate(辩论),我也想接着这个。首先想指出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在这里讨论怎样突破资讯封锁,实现资讯自由。我想指出的事实是,其实现资讯自由不只是技术决定的,很大程度上,现在不是一个资讯自由不自由的问题,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资讯恐怖时代。

这段时间的“推特”,如果大家观察,会发现人越来越少。我今天早上还看到有人在那里说:哎呀,太没有意思了,连“五毛党”都越来越少了。因为用“推特”的人本身就很少,因为“翻墙”等等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恐惧。在“茉莉花革命”之前,还是有一些想要得到自由资讯的人会克服困难,翻墙去到“推特”。这段时间以来,当然第一个是技术上遇上困难,“翻墙”就更加麻烦了。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很多人也可以“翻墙”,甚至就在“墙”外,但是他也不愿意去说话了。“茉莉花革命”之后,“推特”上出现了很多所谓的“五毛党”,其实,一方面他们起著所谓引导舆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应该起著搜集情报的作用,然后发言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这让我想起中国古时候就是“道路以目”的故事。周厉王的时候实行恐怖统治,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技术手段,大家可以谈论政治,但是他是派了很多人到那个镐京,就是现在西安以西的他当时的首都,去偷听老百姓的谈话,然后告上去。如果发现在议论国家大事,尤其是骂周厉王的,那就会处以极刑。很快很多人就不敢说话了,然后所有人在路上遇到都使眼神来表示问候,或者传达其他信息。其实那个时候嘴巴并没有被封住的,为什么大家不敢说话呢?是因为恐惧。“推特”的情况就让我想起这个典故。在那个地方其实是可以说话的,但是人们少说话,或是不说话了,这是这几天的情况。当然我仍然认为技术还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在意识到这个资讯恐怖的前提下,回头仍然可以来讨论“怎么利用互联网突破资讯封锁”这样一个事实。

在很多年前,大概是五、六年前吧,中国的传统媒体,我在报社工作,经常会接到这样的通知:不要使用互联网的信息,因为那个信息很多是谣言。报社经常会接到这样的通知。然后大概从五、六年前开始,基本上不会接到这样的通知了。反而是互联网公司会接到这样的通知,不要转载某某报纸的报导或者评论。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为什么呢?当然最简单的理解,就是那之前对互联网的管理,还是比较粗疏的,不知道怎么管理,心里没有数,所以首先给传统媒体打招呼,互联网都是谣言,不要使用,或谨慎使用。后来没有必要了,没有必要打这个招呼了,因为互联网已经他管得很好了,管得心中有数了。反过来,发现比传统媒体可能管得还好,所以会打招呼,不要转载传统媒体的某篇文章,或者某个报导。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对互联网的管理,这些年来其实是站在他管理的角度说,可以说是非常进步、非常有效率的,甚至非常精细。

这个管理一方面是这个国家征用了、或者收买了一些技术。这个都有一些事实,包括西方的一些商业公司都为“防火墙服务”。第二个方面是征用了大量的人力。公开培训这个网络阅评员,我们叫“五毛党”,就是发一个帖,可以得到五毛或者多少钱的费用。很多宣传部门,大家都在网站上也看到,实际上是不遮掩地把培训“网络阅评员”,作为一个成绩来宣讲的。这两点因素都是大家随时可以看的到的。

还有一点其实是商业的因素。商业公司在中国媒体,或是在中国言论发展的历史上,这一、二十年的历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有意思的。最开始是九二年,在我看来是九二年“南巡讲话”之后,媒体才和其它社会领域一样,被推向了市场,大量的媒体成为市场化的媒体。这个时候所有的媒体,都是热烈拥抱市场化,拥抱这个资本家的。因为它会成为反抗过去的假、大、空的“新华体”的一个有利的武器。为什么成为武器呢?因为市场化在那个时候成了新的政治正确,因为成了中央的一个纲领和一些政策。

然后也是在九十年代,产生了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公司的产生也一样起著利用着市场化,市场的原则,自由交易的这种原则,反抗言论管制的作用。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直到现在。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那一面,就是它的商业化的那面。互联网公司从一开始就是彻头彻尾的商业公司,我用彻头彻尾的这个词,是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传统媒体事实上,用英国有一位学者的论述,传统媒体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尤其对对新闻自由在起作用。其中有商业的因素,还有媒体人的职业自律,或者说职业理想,或是专业主义的追求,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还有行业形成的一些共识,行业自律等等。但在互联网公司,可以说这一块就是媒体人的职业理想,或者说职业追求这一块,实际上它起的作用是远远小于传统媒体的。不管是公司的运营,还是它内容的架构,还是这些从业者的职业心态,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业化的。所以在媒体伦理,包括官方说的“造谣”,就是信息不准确等等这方面,互联网公司的确是、可以说是值得检讨的地方更多。

但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为了商业利益,其实网络公司多多少少都是在配合官方的检查,或者说在自己设置机制,进行自我检查,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够生存。举一个例子,“推特”问世之后,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所谓的“山寨大国”,这些东西这些产品国内都会有。国外有“推特”,我们有“饭否”在当时;国外有Facebook,我们就有“校类网”。当时在“饭否”的时候其实跟“推特”是大体相同的,在很多方面,尤其是人们称道的新媒体精神,对传统媒体的菁英化、控制模式的一些反动。因为传统媒体都是通过收集信息、然后编辑信息,经过制作,然后再印刷或者是传播的。而博客到“微博”、“推特”以来,新媒体它有一些这个反权威、反中心、去中心化、反菁英,这样一些精神出现。当时“饭否”基本上没有改造这些,当时“饭否”非常火爆,但是“饭否”在八九年“六四”二十三年之前被关了。

后来出现到新浪、微博为主的一些商业公司做的这个微博,当然“饭否”也是商业公司,我是谈它们的区别。现在这些微博都生存下来,而且非常的火爆,尤其是新浪微博从商业化做得非常成功。大家知道在零九年之前,新浪从商业上都在中国内地几大门户网站中,被认为是最不看好的模式,因为像网易有游戏,腾讯有QQ,它们都有别的挣钱渠道,新浪主要是新闻,新闻又是被严密管控的,所以它的股票在那斯达克上一直是不好的。但是在去年突然大涨,它的股票是翻了三倍。我都有朋友买一支新浪股票,什么都不干,就挣了一百万的。所以这对商业公司来说太重要了,对新浪来说太重要了,就是它从一个最不看好公司,突然变成一个最有前景的公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了“微博”。那这块对它就如此之重要,或者从一开始它们就非常重视,它不会让它消失,不会让它成为第二个“饭否”的,一定不会,或者从一开始它就没有准备让它成为“饭否”。

那它的一开始组织模式,其实就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说如果新媒体的一个精神是个体化、平等化、去中心化。新浪微博其实一开始就是组织、策划、分等级。它的用户有些是加V的,V就是VIP,大部分是不加V的。对加V的它会重点经营,有专门的客服、客服经理、客服代表,给你打电话沟通。它有组织化。它专门比如说会聘请明星,原来的“博客”时代,它甚至会花钱请明星来参与,尤其是港台明星。会对他们的身份和议题进行推广,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关注,得到更多的粉丝。它同时通过这样的策略,让粉丝(Followers)成为一种竞争态势。在“推特”更多的,或者是在Facebook关注者,或者 followers,更多的还是朋友圈,起这样一个作用去联系。

新浪的尤其是明星的粉丝,绝大部分跟他们的个人生活,或者跟他们的直接信息交流是没有关系的,大部分他们是不认识的,有些甚至被称为“僵尸粉丝”,就是是不存在的。但是大家喜欢的是这个数字,我有两百万粉丝。另外一个明星一看,我才一百五十万,我加紧努力,或者是我想办法跟新浪怎么样。当然新浪其实也是按这些明星的在娱乐圈的地位,来设置他的推广程度和粉丝数量的多少,这就是一个消费主义的逻辑,它把它置于商业竞争的这个态势。当然,另一方面它也像传统媒体一样会策划,策划话题,就是设置议题,甚至设置议程,如果暂时没有特别热烈的话题,它可能会设置一些。当然也有些人可能跟公司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实际上是在这种模式下诞生的。有些商业公司,一些小的商业公司,也会利用它来就是编造一些新闻。比如说有一天晚上突然传出一个消息,说是“张国荣复活了”,张国荣并没有从那个文华酒楼跳下去,那是一个假的,他正在从英国回来,马上要到香港,机场挤满了记者。这样一条消息那就会有无数的人去跟踪。还有一天金庸去世了,金庸先生去世了,也有很多人去讨论,这些都是故意编造的假新闻。这个在“推特”或是在Facebook就一般来说很难出现,就是故意编造假新闻来使自己的追随着(followers)增加。

设置议题。那这样的一个作用呢,可以肯定的说,它使当局有相当程度的放心,因为你体现了你控制言论的一种能力,你可以设置议题,你可以管理这个言论空间,它还有一些很细的,很细的一些管理。比如说我举我的这个例子,在去年一月份,就年前,我被要求离开南方报社之后,到互联网,尤其是在微博上,在三、四天内,特别是当天下午开始知道消息,下午开始,结果很多人声援,甚至发起了所谓的“新五毛党运动”,就是为了讽刺那个五毛党,有人号召每个人捐给我五毛钱,这个我收到了八千多元,每个人五毛,就有一万多这个党员很多的,比香港很多党都大,这个让我很害怕。而且只是在大概三天时间左右,后来就被封了。就是我的这个话题被封了。我的名字在微博上,你现在去搜索都是“根据相关法律侦测你的搜索结果不予显现”,同时把我的那个“微博”给屏蔽了,我也是他们加V的一个账号。所以我就接到了他们的电话,他们就说,“上面”要求我们删掉你的“微博”,但是我们很重视你,我们想办法保留,但是我们必须把你封了。“封了”的意思就是,当时的意思就是说,别人看不到我发言了,看不到我新的消息,但是如果他不给我打电话,我会认为他还是正常的,其实很多人没有接到电话,你发一条消息,其实没有任何人看到,但你看的到,你以为是已经发出去了,这是它一种管理办法。

但是他们告诉了我,又过了两天可能压力更大了,他们把我的全部消息封锁了,就是在最开始可以看到过去的消息看不到新的,新的发言,那现在呢,但搜索也搜索不到,但是如果你本身知道我在哪里,知道我的名字,我是还在,你点开看我的账号还在,我这边也会显示我发了多少条消息,但这边一片空白,就是好像是什么都没有了,说这是我的情况。那另外的一些人的情况,当然我没有做全面的研究,只是我自己的经验,那我知道的信息有这几种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是有些人就被封啦,比如说有位律师叫浦志强,也是做过一些呼吁人权等等比较活跃的,所以应该是它们的V,VIP。但是在我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比较激烈的在推特上发言,痛骂这个传说中的,要我离职的中宣部的某位副部长,他点名道姓地骂。于是他可能就不得不被删掉,他的账号被删掉了。被删掉了之后,他马上就复活。在新浪微博上有个词叫“复活”,就是你再换一个名字,稍微不同的名字,但让人还是看得出是你,比如说有一位叫萧翰的,现在是二十多世还是三十多世,萧翰就是三十六世,就像那个转世复活,他会说我是转世的,我是前一个,我就是浦志强,他现在名字叫“小小律师浦志强”,他前一个叫“二律师浦志强”,我不知道最开始是不是叫“律师浦志强”。好,他复活了,他复活了也就存在了,他可以继续发言,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纯粹的无名氏、小人物,比如说跟我这个有关的,有一个所谓我的粉丝,建一个微博叫“长平官方粉丝团”,这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它一直在发言,在建了刚不久,所以他的追随者(followers)其实也不多,大概一千多人,他大概是一个积极的发言的人,就我这个时间,马上他的账号被删了。被删了他也学浦志强马上复活,建了一个微博叫,一个账号叫“长平民间粉丝团”,而且宣称我就是我的前身,是官方粉丝团,账号马上被删了,他准备又建,根本就又被删。好,至少有这三种情况,就是允许存在的,一种是删了允许复活的,一种是根本不允许你存在的,因为你太少人了,你给它带来的利益和带来的麻烦完全不成正比,你就不存在。

这种管理呢,我可以肯定的说这种管理技术,不是中宣部给他们的,非常精细,而且还有非常具体的一些方面。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新浪微博的作用,新浪微博在很多话题上也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的确是为很多底层的民众,提供了更多的言论空间。我只是想讲,大家也应该看到这个方面,看到商业性的方面,看到商业和权力将结合的时候的这个配合的,和主动利用这些技术进行言论管控的一方面。

所以呢,我觉得互联网的突破封锁的针对这个的一个前提,应该鼓励更多的、多元化的情况出现。更多的一些小的互联网网站,当然对这块官方是非常谨慎的。一个社会本来就是多元的,如果他不强加控制那自然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网站,出现很多很多的技术,他对这个是严加管控的,但是如果是有更多的一些,或者商业压力本身不那么大的,没有在那个那斯达克上市的,甚至就是一些这个公民团体,一些NGO做的这些网站,我相信这块会好很多,我的发言是不是占的时间太多了,我就先说这些。

(新唐人首发 转自请注明出处)

【演讲者简介】长平(本名张平)任职《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时就曾因“张君案”和“石家庄大爆炸案”等报道被开除。其后(2003-2004年)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做访问学者,回国后回到南方报业。2008 年任《南都周刊》副总编。 其文章多发表于《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新京报》、《南方周末》、《现代快报》、《新快报》等。因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系列文章后引发舆论轩然大波,被报社撤职并调离采编一线到行政部门的《南方都市报》传播中心任研究员。2010年南方报业集团在中宣部压力下禁止旗下媒体刊登他的文章。2011年1月27日被南方报业集团解聘。

【金尧如及新闻自由奖简介】金尧如,1923年出生,浙江绍兴人。原香港亲中共《文汇报》总编辑。1989年,因不满中共镇压学生运动,金尧如等人主导在《文汇报》的社论印上“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其后还宣告退出共产党,与中共决裂。移居美国后,仍经常发表文章,呼吁中共当局推行政治改革,直至2004年初去逝。2009年05月20日金尧如纪念基金成立,并同时设立“金尧如新闻自由奖”,旨在秉承金尧如的精神,推崇爱国民主思想的精神,共同维护香港新闻自由。每年拨款1万元,以奖励在维护香港新闻自由作出贡献的新闻从业员。

听打:童龙 陈韵莲 清德 杨亚伦 张莉
制作:雅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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