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2月19日讯】一、一份得意而又沉重的人生履历
闻一多，湖北浠水人，一八九九年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十五岁考取清华学校（时清华尚为留美预备学校）。一九二三年从父母之命回乡下与高素贞结婚，同年赴美留学，入芝加哥艺术学院攻读美术。一九二五年回国后，在教坛一帆风顺，在诗坛名闻遐迩。曾历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青岛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等。抗战开始，随清华南迁至昆明，担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后期在中共多方派人拉拢之下，一改自己向来反共的立场，秘密加入中共的外围政治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与中共过从甚密。抗战结束后，在中共一边发动“毛管区”人民“打内战”、一边又发动“蒋管区”人民 “反内战”的政治阴谋下，积极“响应”、参加和组织中共在国统区发起的“反内战民主运动”，言行激烈，并在中共于“蒋管区”昆明发起的第二波“民主运动” 中，被两位国民党青年军官枪杀。时为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他的死，为中共在大打内战之中，大造“反内战、要民主”的舆论攻势，牵制在内战战场上的敌人，直至打赢那一场内战，起到了难以估量的政治作用。
二、诗性与人性、传统与现代的拼搏
闻一多先生生长于上一个世纪之交，长成于一个风云际会的历史变革时代。一方面，他少年的情志，在变革期时代精神的激荡之下，正渴求着生命的解放；一方面又为着因袭的传统精神，而使他不得不屈服于旧思想和旧道德的重压。然而，他非但是一个诗才横溢的才子，又出生在一个恪守礼法的世家，因此，诗人的狂放性格，必使他渴求自由的心，较其他同时代的年轻人为犹烈。反之，因袭的思想和道德重压，对他而言，又一定较之普通家庭出生者更为沉重。这，不但为他勃发诗歌创作的才情，带来了“反荡的效应”；亦使他狂放的性格，遭遇了不得不收敛沉坠的厄运。一九二二年，也就是他即将赴美留学的那一年，一纸家书，带着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寄到了北京。这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要他与一个从不相识的乡下女孩结为夫妇！他自然是一万个不愿意，一万万个不想顺从。但是，这是父母之命，带来的更是千年孝悌传统的重压，就不说父母的养育之恩了。虽然他实在不能甘心从命。
因为他不甘心，当他被迫回到故乡浠水结婚时，就事先提出了不祭祖、不行跪拜礼和不许闹洞房的条件。父母无奈地同意了。
因为他不甘心，大婚日一清早，他便钻进了书房读书，直到家人生拉硬拽地将他弄出书房，他才同意理了发，洗了澡。
还是因为不甘心，当鞭炮震天，锣鼓齐鸣，新娘的花轿已经抬进家门时，他居然又“躲进书房成一统”了……。
密月里，他居然完成了洋洋两万字的论文，名曰“律诗的研究”，为他后来成为名扬一时的现代格律诗人，奠定了诗歌理论的基础。
婚后，他返校路过武汉时，就已经写信给父母，称自己“此番归娶……诚为一大牺牲。”
婚后，一回到清华，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他的弟弟家驷，来“歌唱”自己的不幸了。他写道：“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还捆着我的脑袋；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我知道环境已迫得我发狂了；我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个颠颠倒倒的诗人罢了！世界还有什么留恋的？活一天算一天罢了！……”
然而，诗人的怨愤发泄完了，叛逆的情绪宣泄够了，他还是尊重礼法，服膺传统，仅以“必须改造他那乡间的新婚妻子”，作为他不得不维系这桩非甘心情愿婚姻的条件。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曾这样说道：“……我为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如今唯敢求于俩大人者，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大人爱子心切，当不致藐视此情也……如俩大人必固执俗思，我敢倡不孝之名，谓俩大人为麻木不仁也！”
诗人的狂悖性格跃然纸上。在那个时代，敢信笔指责父母“麻木不仁”者，实为罕见。这对于他多年之后，竟然因国家和个人的种种原因，铤而走险，公然反叛、直至要推翻他多年曾一心维护的国民政府及其领袖的行为，是能够在他的性情之中找到源头的。
那个时候的闻一多，毕竟还是一个不能、也不敢彻底反叛的人。礼教和责任，还有就是已经成家的事实，又使他象几千年来千千万万的中国男人一样，既维护着丈夫的形象，又维系着夫妻的情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自然又将这夫妻情分，径自夸张成了他还未识的爱情。
婚后返回清华不久，闻一多就赴美国留学去了。彼时，于家国之外，再来回首自己的新婚蜜月，回想浠水乡间那个在蜜月中被他冷落的年轻妻子，回想自己因不愿、不满和委屈，才逼迫父母同意她学文化、求知识的心态，说他是最后的反抗也行，已经成为诗人的他，便将去国怀乡之情，掺杂其中，将为他所能理解的夫妻“应有情份”，和他还不识的爱情，混为一炉，然后便唱起他的“爱情之歌”来了。
于是，诗文的深厚底子，感情的深自愧咎，因无可奈何才转变成的一怀企望，便在相思的名义之下，于异国他乡，缠绵腓恻地喷涌而出了。这便是他有名的爱情诗“红豆”的诞生。在“红豆”里面，他“深情”地写道：
爱人啊，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
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
它是一帧回文锦哦，
横看是相思，直看是相思，
怎样看也看不出团圆俩字……。
即使是如此“深情”，他还是不能忘却对自己、也包括对“爱人”都不能自主婚姻的哀怨。他写道：
弱者是鱼肉，
供在礼教的龛前，
…………
他们削破了我们的皮肉，
冒着险将伊的枝儿，
强蛮地插在我的菫上……
他承认，父母在婚姻上曾强迫他们就范的行为，本属于冒险的行为。所以，时不过一月，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一日，闻一多祇因读到了郭沫若的 “未央”诗，便立即写信给他的好友梁实秋道：“不消说，你是比我幸福的，便连沫若，他有安娜夫人，也比我幸福些……哦，我真不愿再讲到女人了啊，实秋啊，我只好痛哭！……实秋！情的生活已经完了，不用提了。以后我只想在智的方面求补足，我说我以后只在艺术中消磨我的生活……现在的一多，已经烛灭笔枯不堪设想了。”
一种不稳定的人性，一个诗人所特有的，在心性和情绪上悖反无序的大起大落，可以说俱在此一诗一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九二四年九月，他从芝加哥转学到了纽约，因对戏剧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也因为亲自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戏剧活动，他从来犹如“死水”一样的感情，便在熊佛西、谢冰心、顾毓秀这些“才华正茂、风流儒雅”的一群中，起了“微澜”。他不仅给梁实秋寄去了一首爱情诗，还附言说：“人非草木，岂能无情”。于是，梁实秋便在后来为他“诠释”道：“本事已不可考，想来是在演戏中有什么邂逅，他为人热情如火，但在男女私情方面总是战战兢兢的，在萌芽时就毅然掐死它。所以，这首诗里，就有那么多的凄怆。”
两年后，他刚刚回到国内，先在国立艺专、国立政治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后又应邀赴青岛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和文学院长。彼时，中文系里那位名媛淑女方令儒，竟又成了他“满怀死水中的又一道微澜”，这道微澜又掀起了一道横波，因冲击了他无爱的心房，于是，“出世惊奇”般的爱情诗《奇迹》问世了。祇是这爱情的微澜，仅作为他诗歌创作的源泉，又祇能稍纵即逝。然而，它记下了诗人闻一多又一度感情的挣扎与人性的拼搏。他输于爱，却胜于诗。对人性的天平来说，他狂悖的性格，又借着诗情，奔腾激荡了一次。
他终于将妻子接到了身边，严防住了自己的心。
然而，他真的能够防范得住自己的“性情”吗？
就象后来他在给臧克家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
三、民国曾有一个“人间四月天”
闻一多与他那个时代许多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因运交民国，而相当幸运。因为，中国数千年尊重知识与士人的传统，辛亥前后新时代对于富怀东西两学之青年知识分子的厚爱，初创的民国对于一批有真才实学青年的迫切需要，以及后来中学与西学的冲突、结合和发展，又更是需要一批有志气、有才华的青年学者来“集大成”。盖因民元之后，中国知识界不论是在国事安宁、还是在国事混乱之时，都能够享受到宝贵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这就不仅为他们个人成材成器创造了时代条件，亦更为中国新文学、新文化与新艺术的发展，开创了此后不可再遇的优越历史条件。所以，翻开民国创建之后中国的学术文化历史，其灿若星辰的大家和浑然厚重的成就，便实在使我们这些运交“共和国”的后几代学人，深感汗颜和痛苦。
不消说，闻一多便是其中有成就的一位。他不仅在新诗界挣得了“现代诗圣”的桂冠，与现代诗仙徐志摩共享过美好的“人间四月天”，而且在教坛上成为一位著名的执鞭之人，从而“桃李成蹊”。一九二五年，闻一多一回国，便被聘为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务长，可谓少年得意。岁余之后，他又受聘于上海、南京、青岛各地担任教授、中文系主任和文学院长，已经驰名教坛。一九三二年他回到清华执教，直至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在这十年间，头几年虽然军阀未靖，然而，军阀们也没有难为过他们这样的青年才子。彼时，中国再乱，也不致乱了他们的书房和书案。其后十年，虽于外患内忧频仍，却仍然被后世史家们称为“十年黄金时代”，所以，闻一多们也就在地道的“人间四月天”里，享受到了他们这批知识分子所能够享有的很大自由。
由于“共和国”的统治者们，曾在数十年的岁月里，绝不允许研究民国，是故，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状况，也就鲜为人知。好在“改革开放”后，开始给人以在“夹缝中窥伺”的“自由”了，所以，近年来，关于“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也就开始为一些有心人所了解。
闻一多归国的时代，由于中国教授的薪资几乎与当时美国教授的薪资一样多，所以，闻一多们的生活是优越的和丰足的。闻一多这个诗人兼教授的小家庭，也就显得格外的温馨和潇洒。
闻一多归国的时代，在中国的名牌大学里，教授们住的小洋房，几乎可以和美国的教授们相比美。所以，闻一多的家才会住得宽敞、明亮、优雅，因而，名人们才能常常在他那里聚会。
笔者有幸欣赏过武汉大学珞珈山半山腰里那被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二十七幢小洋房，那曾是何等的优雅和漂亮。可当他们命逢“共和国”之时，他们那破败和拥挤的模样，虽然令人难得羡慕，但是，当你一旦知道八十年前“旧中国”武汉大学的教授们，居然是两家一幢小楼，连上堂教课都由学校派小汽车接送时，这对于后几代“革命教授”们来说，岂不是天方夜谭！就不说后学们那历经过无数番批斗和批判的辛酸和惊恐了。更不用说，仅仅是在武汉大学，就曾有多少教授，被“共和国”践踏和剥夺了毫无自由的生命。
青岛大学的海边风光，中央大学的首都气派，直到清华大学的“王府故园”，这一切不仅使闻一多感受到了“象牙之塔”的优越，而且也使他明白了万事皆难如意的祖国，正在艰难中颠踬前行……更何况，外有苏俄和日本先后对我国的公开侵略，内有中国的马列子孙们正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发动“革命”和造反。其间，还不时地夹杂着“残余军阀”们一再发动叛乱和叛变的枪声……彼时的闻一多，作为一位从西方归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对民主与自由的感受上，亦曾“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因而他对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其领袖们亦有着种种的不满。但是，在事涉国是大局时，他非但不似他的同窗罗隆基之流，只为一己的“骂而优则仕”而横冲直撞，一副非我其谁的作派，而且目睹不断地有人制造中国分裂，他便鼓吹国家主义；眼看马列子孙在苏联公然武装侵略中国的时候，竟然高喊要“武装保卫苏联”，他便创办《大江社》以坚决反共；特别是对于那些有背景、有黑手的所谓学运，更能够坚持直率的反对立场：面对“九一八”之后，中共在苏共命令下于全中国发动所谓“学生抗日爱国运动”，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闻一多，非但始终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指斥所谓的学运积极分子，甚至要求学校开除他们的学籍。如是，他才会成为“进步学生”攻击的对象，中共的职业学生甚至煽动学生发表“驱闻宣言”，直至谩骂他是“准法西斯主义者”。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的教授一致反对，闻一多的态度犹为鲜明。为此，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一群著名教授，起草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声明”。平日在课堂上从不讲多余之言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道：“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
闻以多是爱他的民国的，是拥护当时的国民政府及其领袖蒋介石先生的。所以他大义凛然。
直至四十年代初，闻一多仍对“天天骂民国、天天要民主、更要官做”的罗隆基之流正言厉色地指责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他对自己这位同窗可谓一言而入骨。
四、战乱、贫穷、时艰和“科学的桃花园梦”
中华民国命途多舛。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不仅使我们的民族遭遇了又一次钜大的历史劫难，更使得已经遭遇过如许风霜雨剑的少年民国，又要遭受一次可怕的血的洗礼：刚刚获得了初步和平与统一的国家，再一次陷入了山河破碎的局面；刚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获得了艰难进步的社会，又立即面临着令人痛心的破坏与倒退；刚刚从反叛和平叛的枪声中喘息稍定的苦难人民，倾刻之间又要被推进一场更大的战乱和混乱之中……虽然除中共以外的中国国民革命军已经与他们的人民团结一致、奋起抗战，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精神与决心，杀敌报国，然而，国家社会所面临的毁坏，却是难以形容和难以估量的：无数的工厂和田野，农舍和民居，被焚毁在战火之中；多少的无辜民众和他们的亲人子弟，被杀害和杀伤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中国之大，真的已经放不下一张安宁的书桌了。若不是国民政府以最大的力量和最快的速度，将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转移到了大后方，则坍塌的又岂止是闻一多们的象牙之塔？即使是象闻先生这样，代表着民族文化和国家水平的专家学者，也必然会遭遇令人难以想象的命运。而二次大战中许多参战国家──不论是打人的，还是被人打的，所已经披露出来的知识分子的惨痛命运，早已对此作出了明证。
然而，身在山外，则“横看成岭侧成峰”；身在山内，则“远近高低各不同”。许许多多因政府不懈的努力，才安然抵达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彼时彼刻，又常常会因为一己的优患，而忘记了普通民众、特别是沦陷区人民的更大苦况，更忘记了几百万国民革命军人时刻都在流淌着的鲜血。尤其是那个要借民族战争来发动“革命战争”,以准备篡国夺权的“异党和异军”，用他们自己领袖的话来说，不是要“长期隐蔽、以待时机”，就是要“革命统战，争取人心”，直至要“制造摩擦，夺取地盘”。尤其是当他们借“高喊抗日”而被招降，因“接受改编”而获得了合法存在之后，他们就将那一套从苏俄学来、并早已使用过的“挖心战术”，在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当中，积极地运筹开来了。他们的目标，先是知识青年，后是知识分子，再就是名流学者、大方之家。好在他们因绝不抗日而有的是搞 “策反”的时间，好在他们既有从西方借来的“科学的桃花源记”，又有“国民党反动派”所给予他们办报办刊和种种搞宣传的自由。而这篇“来自西方的桃花源记”，不论是对穿着长衫的传统型中国知识分子，还是对已经穿上了西装的现代型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一个极大的诱惑。这面来自西方传统农业社会覆灭期的“大同招牌”，所遮掩着的专制复辟的幽灵，特别是对于刚刚进入制度变革期的传统中国社会，实在是找到了它赖以推行专制复辟的土壤。
当日寇的枪炮声已经震碎了清华园教室的门窗时，闻一多和清华的师生们一起，也不得不跋涉南迁了。而当扼中原之咽喉的大武汉，就要弥漫起大会战的硝烟时，闻一多又随着人流走过了湘、黔、滇三省，来到了昆明，成了大后方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其间，三千里艰难跋涉，固然使他遭遇了平生所从未遭遇过的磨难；与妻子家人天各一方的无限担忧与无尽期待，更使他饱尝了国破家愁的痛苦；而突然要担负起支持全国抗战重任的西南边陲三省，就更是将一种今非昔比的贫困生活，摊开在这些过贯了“人间四月天”的专家和教授面前。自小安享富有，青年出国留洋，归国便做教授，已经习惯于洋房暖身、银圆暖手的闻一多们，如今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贫困和艰难，自然会有别一番感慨、愁苦和挫折感觉。生养了八个儿女的闻先生，纵使能够在别人家破人亡和妻离子散的岁月，独能一家团圆在昆明湖畔，其心中却仍然有一个“愁字了得”。
此后，一方面因抗战日久，度日维艰，后方某些官员的贪黩之象已生。另一方面，则是那个年年不抗日、却处处煽风点火的异党，又加紧地利用了“国民党反动派”所给予他们的种种自由，不仅在大后方的报纸上大书特书“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煽情文章，而且在暗中专用“科学的桃花源记”，来引诱那一批已经跌落在桃花源外的知识界名流们。如此，他们被那个未来的“红色桃花源”所吸引、所迷惑的成数，也就成倍地增加了。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生活是十分贫苦的。夫妇二人，子女四双，一家十口，靠他那一点战时的薪资，又如何能够维持？他自己刻图章以换取零钱来补贴家用，妻子则常常外出挖野菜来减少伙食的开支。那个时候，既然连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在内的教授夫人们，都用自己原来只会翻腾在麻将桌上的纤纤玉手，合制糕点，去拿到商店寄售，那么，在闻一多先生的贫苦生活里面，不也有着另一份为国家为抗战而甘守贫困的尊严吗？何况，这是在战争岁月，是在前方的将士和人民正在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保护着后方的“战争状态”之下。须知道，在那个时候，连本土都并没有参战的美国人民，自然也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们，一天也只能喝到一杯咖啡啊！
悲剧却是，跟随着战争和贫困的，竟然是红色的诱惑；伴随着不平和不快的情绪的，竟又是异党的拉拢和挑拨。但是，这些如果还仅仅是面上的诱惑和拉拢，对于闻一多这样的人，亦未必就能够动摇其根本。然而，如果那种种的诱惑和拉拢，又专是为他而来的，则闻一多这样一个激情炽烈的诗人，一个心中总是存着一把火、却不知要向何处去燃烧的诗人，就怕要逼迫他对天堂和地狱作出选择了。何况他本来就是一个“敢于叛逆又不会叛逆”的诗人。
罗隆基来了，这位多年的朋友，这个曾经骂国民党、骂国民政府、骂蒋介石先生骂得令他深恶痛绝的同窗，于此时此刻，终于用他那如簧之舌，摇撼了他不平的心境。
吴唅来了，这个才华横溢的学生，这个竟然不知道妻子袁震是中共地下党员的痴人，这个同样不知道妻子要他来“看望”自己老师，竟然也是受了中共委托的书呆子，居然就用他的忠厚和老实，用“红色的桃花源记”打动了他的老师；
华岗来了。这个在闻一多的眼睛里学富五车、风度翩翩的教授，这个年纪轻轻便已经担任过中共《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共产党人，闻一多虽然不知道他竟然是共产党专门派他来“做自己工作”的，却因他的才华与谈吐，而使他对异党大大地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他甚至以为共产党个个都象华岗……
他终于在与罗隆基、吴唅和华岗的“谈笑风生”之间，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又秘密地参加了中共的同盟军──罗隆基们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似乎单凭着他那战时的一身贫穷，就与专门要为穷哥们打天下的共产党拉起手来了。他自然也因为对战争后期政府和执政党的不满，而突然迸发了年轻时“反抗的诗性和人性”。那一腔总是在燃烧、又总是无处燃烧的大火，似乎已经找到了它做一回活火山的时刻。此刻的闻一多，只因为已经走过了如许的人生岁月，便连他年轻时代要反叛时的战战兢兢也不复再现，竟要为着那个不仅为了“民主和自由”、而且更要为了那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主义，来奉献他这位卓荦不群者的才华和生命了。
闻一多终于在抗战即将胜利结束的前夕，成了共产党的战利品和同路人。然后，他更在外仗刚结、内战即起的又一场更加残酷的战争中，公然地走进了那个二十余年来，一直在外邦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非推翻中华民国不可的卖国团伙之中。
五、迷途之死
一九四九年之后，几代被蒙昧在“欺骗”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曾将闻一多的一身“反骨”，当成了他们“做革命人、写革命文”的榜样，而至感倾佩。然而，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在大陆民间汹涌的反思潮流之中，有许多人，才突然拍案惊奇地发现，原来，闻一多竟然是“迷途之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夜晚，日寇投降的消息，刚刚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了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和他那些从不抗日的战友们，就于十八小时之内，向他们养在深山的军队发出了七道“抢夺中原的命令”。中共，这个在中国人民极其艰苦的八年抗战中，因不抗战，因大种鸦片，因只有后方、没有前方，因只打统战、不打抗战，甚至因只打友军、不打日军，而终于“创强”的异党，此时此刻，居然迫不及待地要借争夺“对日受降权”而大打出手了。内战，就这样被“贼喊捉贼”的中共发动起来了。
然而，正在借争夺对日受降权而攻城略地，并且已经抢摘了许多“桃子”的毛泽东，又立即命令八年来已经在全中国埋伏布置好了的那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大肆发动所谓民主运动，由内战发动者玩起了“要和平与反内战”的魔方。于是，在人民有言论、出版、示威、游行自由的“蒋管区”，他们策动因长期战争而必然厌战的民众、学生、甚至是政府官员和政府军人反内战，以牵制国民政府被迫反击中共已经发动的内战；却又在人民绝无言论、出版、示威、游行的 “毛管区”，以种种手段发动和强迫人民为实现中共改朝换代和打江山的狼子野心而大打内战。并且，凡内战不利于中共时，他们就一再地发动“蒋管区的民主运动”，以牵制他们的敌人；凡内战有利于他们时，他们便立即撕毁种种停战协定，和平协议，大打特打，绝不手软。为了摧毁“美蒋反动派的专制统治”，中共竟然能够冒天下之大不讳，制造事端，污人强奸，杀人诿罪无所不为。只要能够造成“蒋管区”的天下大乱就行。
一九四六年初，由中共首先在昆明发动的“一、二一”反内战和要民主的学生运动；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因战况对中共不利，而由中共发动的 “要民主、要和平”的“民主运动”；一九四七年五月，因内战胶着，又由中共在“敌人的心脏南京”首先发动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红五月”学生运动；一九四七年夏季，由中共指派其职业女学生沈崇诱引美军士兵，而发动的一场全国性的“反美运动”等等，无不为中共既大打内战、又“狠反内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周恩来曾为此而兴奋地说道：“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推向前进”。毛泽东为此则更加得意地说道： “中国境内已经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促进了人民运动的高涨。”还有，就是那些所谓民主运动的策划者们和阴谋发动者们，在“解放后”所攥写的回忆录，实在已经将他们当年“策划于密室、点火于校园”的种种行径，暴露罊尽。而闻一多们，于当时，既与策划者们一起策划，又与发动者们一起发动，更因误入迷途，而倚仗着自己学者教授的身份，“冲杀”在中共于“蒋管区”发动“反内战、要民主”的第一线。其时已经身为民盟中央执委并执掌云南支部要职的他，更以所谓“义无反顾”的胆略，走出书斋，走向社会，高举着“反内战要民主”的旗帜，为已经发动内战和正在狠打内战的中共里应外合，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实为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和学生民众所望尘莫及。中共首先于昆明发动“蒋管区”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本已有他的功劳在内。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中共因在内战中吃紧，而再度发动蒋管区的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时，闻一多又曾受命为之嘶叫呐喊。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李公仆在昆明的不明不白之死，非但使他义愤填膺，而且使他抓到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好时机。七月十五日在李公仆的追悼会上，他誓言“跨出了门，就不再跨回来”的豪言壮语，乃表现了他“愿意以死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心。他内心里面的那一座活火山，终于就要冲着“国民党反动派”惊天动地地爆发开来了。然而，命运，却使他于当晚就丧身在两位国民党青年军官的枪口之下。
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才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闻一多之死，是为中共‘反内战’而死，更是为中共打内战而死。虽然他作为一位名流教授而不当死，但是，在中华民国正在遭遇她的死敌共产党攻城略地之时、生死存亡之日，他却要在国民党的守城之内，为城外正在攻城的共产党摇旗呐喊，煽惑人心，便实在不能说是“死得绝对冤枉”。古往今来，于两军对垒之时，在守城中为敌人煽动造反，开门迎敌，均为“奸细”之为，其为城中军民擒获甚至处死，是否也是天理之所然呢？
更何况他的死，既为多难的中华民国带来了“崩解”般的震撼，更为中共利用其死打造“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舆论，以进一步煽惑人心，从而为中共打赢这一场内战，起到了早已为中共所估计得到的钜大政治作用。其时，利用闻先生之死，中共在全中国所制作的对国民党的舆论大战，实在较之他们那个正在席卷万里中原的“革命大军”毫不逊色。
那两位枪杀了闻先生的国民党青年军官，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公审，并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就要在内战中被中共打败、被中共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派”，竟然如此地为自己的敌人报了仇雪了恨。
然而，如果时至今日，还有人要以闻先生之死为例，藉以证明国民党与共产党一样残暴，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我们当代的中国学者便要这样地来反问一句了：“五十年来，无数不论是在言论上、或是在行动上，都从未敢于反对过共产党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名流学者，已有几千几万惨死在共产党拿枪的或不拿抢的杀手之下？然而，迄今为止，共产党又曾为那千千万万个冤魂中的哪一位报过仇、雪过恨，直至惩治过一个凶手呢？”
如果时至今日，还有人要以闻一多之死为例，借以证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是何等的黑暗，那么，面对这样的历史“定见”，我们今日的中国大陆学者，也同样要反问一句：“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二十二年，有没有发动过镇反、肃反、杀人土改、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之等等旨在镇压和绞杀无辜人民和知识分子的运动？甚至竟然能够使得八千万无辜生灵惨遭涂炭？如果没有，则真正黑暗的统治者究为阿谁？”
如果时至今日，还有那些不解历史者，仍然要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比较中，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比较中，在不得不否认后者的同时，却一定要拿前者来作垫背，来作陪斩，说什么前后两个中国都是一样的坏，都是一样的糟，都不是什么新中国，那么，我们今日的中国大陆学者们，就更要反问一句：“中华民国自开国至一九四九年败退台湾，其间三十八年，外患无止，内忧难靖，三十八年几乎无一年、无一月、甚至是无一日没有外敌的侵略炮声和内敌的叛乱枪声，她虽然失败了，却不曾对自己的民族和人民‘倒行逆施’，却在举步维艰之中，留下了不朽的抗战功绩，傲人的民主进取和永恒的文化成就。这与那个五十年来，在中国大陆“既无外患、更无内忧、人人高呼万岁、个个高唱颂歌”的一片万岁局面之下，不仅剥夺了我们人民的所有自由，甚至竟能“涂炭生灵数千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比，谁才象一个要追求民主共和的新中国，谁才象是一个意在专制倒退的旧中国，难道还有必要一辩吗？直至今日，处在专制改良期的中共，都绝然不愿将中华民国早已给了知识分子和普通人民的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还给我们，他这个所谓的‘新中国’，又究竟‘新’在何处？”
事实胜于雄辩。且让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一张历史清单吧。在这一张清单上，将闻一多转变成为共产党战友的共产党大人物和大知识分子华岗，一九五五年就被本党打为“反党集团”的成员而身陷囹圄，更在本党发动的文革中受尽折磨，直至一九七二年被本党摧残而死。
在这一张清单上，将闻一多引进了中共盟友“中国民主同盟”的红色学者吴唅夫妇，在度过了十七年春风得意而又如履薄冰的岁月之后，一九六六年便双双被他们亲爱的党迫害而死；
在这张清单上，将闻一多潜移默化而成为反对国民党先锋和英雄的民国狂人和“共和国”罪人罗隆基，四九年后，还没有来得及将中共报答他的那一杯羹汤餟尽，就已经被中共与“全国人民”斗争得体无完肤，而终于不能善终……
在这一张历史的清单上，这三位对闻先生思想立场的变化起到了关键作用的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打手们，他们的下场，竟然是任何一个民国的名流们都不曾遭遇过的。因为至今，他们亲爱的党都未将迫害他们至死的凶手正法于人间。
所以，如果闻先生躲过了那两个也为他送了命的国民党青年军官的枪弹，并且他脾气不改，反骨照旧，则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显而易见的是，闻一多先生的三位红色引路人早已用自己在中共“共和国”的凄惨命运，为他留下了一个无可挽回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鲁迅若是活到今，天安门前等杀头”。在中共文艺界害杀了无数文化人的中共文坛泰斗周扬，在他回忆鲁迅文章里所写下的这两句诗，又该包含了多少历史的惊悸与惶恐啊！
所以，我们才能说，闻一多先生之死，乃是“迷途之死”。因为，倘使闻先生未入迷途，倘使在他的时代，许多如同闻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未被诱入迷途，如果他们在当时就能够公正地看取内战的发动者究为阿谁，真心要走民主宪政道路的究竟是谁，则那一场内战的结果，也就未必能为中国大陆数亿人民带来那样一个“万方多难”、甚至是“万劫不复”的“悲惨世界”了。
闻一多先生，倘若您真的是“在天有灵”，您是否也会从灵魂深处迸发出一句“吾人之死，委实是迷途之死”的沉痛感慨呢？
──转自《黄花岗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