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0周年记:难属祭亲人受阻电话被切断

【新唐人2009年6月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主持人张敏报导)今年6月4日是八九“六四”20周年。当天晚上我试打电话给北京几位在“六四”屠杀中失去儿子的母亲,电话很难接通。偶尔打通,得知一些当天情况,有的电话很快被切断。

*6月4日,难属电话难打通,有人被禁闭*

今年6月4日是八九“六四”20周年。当天晚上我试打电话给北京几位在“六四”屠杀中失去儿子的母亲,电话很难接通。偶尔打通,得知一些当天情况,有的电话很快被切断。

“六四“难属丁子霖17岁的儿子蒋捷连、张先玲19岁的儿子王楠、徐玨21岁的儿子吴向东,在20年前被戒严部队枪杀。

4日当天,丁子霖和张先玲家中电话一直无法接通。我打给徐玨,她说:“丁老师电话我从早上5点多打到现在,座机手机都打不通。昨天我和丁老师(去祭奠儿子)都没去成。被他们几十个警察层层围住,后来我冲出去,冲到远一点,还是被拦回来了,没办法。今天白天我们还是被禁闭了,有时候把我们电话截断,有时候又开通。”

*徐玨:万安公墓祭奠必须坐警车且只放行单个祭奠*

徐玨说:“张先玲他们到万安公墓祭奠了,与以往不一样,必须警车送去。李雪文(袁力的母亲)说,简直是无理取闹,让他们坐警车。他们就不坐,叫了出租车,来回争执了好几个小时,去万安公墓也晚了。到那里,不像往年可以集体祭奠,而是给关在外头,进去一个,祭奠完了,出来一个,才让再祭奠一个。记者也不让进去,今年记者特别多。

九十多岁的袁先生(“六四”遇难者袁力的父亲)、八十多岁的李雪文,还有坐轮椅的周淑庄(“六四”遇难者段昌隆的母亲)都去了,但是他们受到种种刁难。他们很生气,我说不要生气了,政府当局就是这样白色恐怖,我们有什么办法?”

*徐玨:要去木樨地祭奠受阻,人权被剥夺。警方说我们去祭奠,后面一队队会跟着来*

徐玨说:“原来我们计划6月3日晚十一点一刻祭奠,那时正是八九“六四”时,解放军开始开枪打死我们亲人的时刻。我们这两年都是在十一点十分到十五分时,在木樨地地铁站西北口,29号楼前进行祭奠。我们和丁老师约好,她准备了蜡烛和祭奠的酒,我也准备了花和遇难孩子爱吃的水果、粽子、樱桃,准备了几朵别在胸前的白花。

3日上午,警察就来通知我们,说‘上面决定不许你们到木樨地祭奠’。

我问‘为什么不许?我们就几个人。’他说‘后面可能跟一大队,一队一队的队伍都会来’。我说‘我们没去召集一队一队的人’,他说‘没召集就会有一队队,可能学生、市民啊,上告的什么就都跟着来了,我们怕控制不了局面,所以,就是你们两个人,也不许去。’

我说‘你们剥夺了我们祭奠儿子的祭奠权,这是我们的人权。最近十多天来,剥夺我们的自由权,24小时监视,你们还要怎么剥夺我们?我们两、三个老太太就会把你们的政权搞垮?你们也不怕自己丢脸?!”

*徐玨:6月3日,天安门、长安街戒严、难属电话被切断*

徐玨说:“昨天的天安门,为了怕我和丁老师去木樨地祭奠,整个长安街都戒严了。我这里的警察说‘你们就是去了,那里都戒严了,说不定你们还要被伤害呢,你们快回去,肯定走不了’。我们强烈抗议,他说‘你们抗议吧,反正我们就不让你们去’。

徐玨表示:“20年了,我们的儿子被你们打死了,我们讨不回一点公道,我们给你们写信,你们置之不理。有道理没地方去讲,昨天晚上被赶回来,我在家里把儿子的像片、祭奠物放着,点上蜡烛祭奠。随着时间的延长,我们愈加想念自己的亲人,愈感到为了保证全人类真正的人权、生命权,我们就更应该抗争到底。

昨天接受采访讲到一半,电话就断了,不通了几小时,后来又通了。希望国际正义的媒体能帮我们伸张一下。”

主持人:“据您所知,丁子霖老师家的电话从什么时候起没办法打通了?”
徐玨:“今早五点开始,我一直打,中午、晚上、刚才也打,我原以为她的手机是保密的,都不通。”

主持人:“现在是您那里晚上九点。”
徐玨:“我还要继续打,她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蒋老师(丁老师的先生)身体也不好,就怕一气,两人都病倒。丁老师那里现在进也进不去,因为以前我也想进去,就被当局监控的人硬给拖拉出来。我还听说有“六四”遗孀可能被抓去。现在真是没道理,没办法。希望政府把社会推向文明的方向,今年这样作等于在倒退。”

徐玨女士说,可能张先玲女士知道难属情况更多些。

*张先玲:座机已被切断一天多,手机偶通屡断*

我先前多次拨打张先玲座机不通,改拨手机,电话通了——

主持人:“您好!我从八点半给您打电话,对方反应不是占线就是没人接听,是这样吗?”
张先玲:“没有啊,我家的电话被切断了,根本接不进来。”

主持人:“您家座机是从什么时候被切断的?”
张先玲:“昨天下午。”

主持人:“您能扼要讲一下您所知道的难属祭奠亲人受阻的情况吗?”
张先玲:“我们在万安公墓祭奠已经10年了,一直受到干扰和捣乱,但是没有像今天这么严重,只有在15周年的时候比较严重一点,今天比15周年的时候还要严重。从5月26日开始,我们难属好几家人就被监视了,有我、徐玨、丁子霖……开始时对丁子霖可能是暗的,对我们是明的,通知我们24小时到哪里去,都要告诉他们。尹敏(“六四”遇难者叶伟航的母亲)被警方送到远郊区去了,还有一位难属老人是部队系统的,被他们送去‘疗养’……我们这里是……”

电话到这里断了。我再次拨打,通了:“请接着说吧,能说多少说多少吧。”对方没有回应。我呼对方:“喂,喂……”

又断了,我再拨通:“您看能再说几句话吗?我再试一下。喂,喂……”没反应。又断了。

这是北京时间2009年6月4日晚九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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