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4月6日讯】据《大纪元》报导,二零零八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中国维权抗暴核心人物高智晟律师的家属，为躲避如影随形的迫害而出逃中国，近日获美政治庇护。
“这是一个撕心裂肺的决定”，不忍告知高智晟，夫人耿和悄悄留了纸条带着一对儿女经历六十天颠波奔逃，辗转流亡，三月十一日终于安抵美国。
一个良心律师因为为民请命而深陷囹圄，遭受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一个正直平和的女人因此而遭受监禁、欺侮、剥夺了自由生活的权利；一个花季少女因此而失去校园、失去快乐、失去自由而几近精神崩溃；一个天真的孩子因此在恐怖中度过了初到人间的五个春秋。这个发生在当今中国的真实故事，直到耿和母子三人踏上自由土地才初见希望。
然而目前高智晟依旧下落未明、生死未知，在耿和担心中共的铁拳更加残暴地伸向丈夫之际，传媒很快传出高智晟再次被中共国保劫走并遭到虐打的消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再次展开绝食行动，海外营救高智晟的呼声也正激昂。
正义力量正在汇聚，暗夜尽头曙光将现。
躲避迫害 高智晟妻小远走美国
作者 华明
摆脱警察的监视与跟踪，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太太耿和带者儿女一路艰险逃离中国，三月十一日抵达美国。长达三年多如影随形的恐怖暴力，令全家人生不如死，为了孩子，耿和做此撕心裂肺的决定——暂别高律师，携子女投奔自由。
高智晟先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九八五年，青春靓丽的女通讯兵耿和在军营中与毫不起眼的伙食管理员高智晟相遇，被其善良的人品所吸引，从倾心、爱慕，最后两人的生命紧紧拴在一起。婚后不论是走在颠峰或是低谷，耿和的温情慰藉始终与高智晟的坚毅勇敢依依相伴，如影随形。他们育有一对可爱的儿女，十六岁的女儿格格，五岁的儿子天宇。
然而，自高智晟惨遭迫害后，中共当局一直利用高智晟深爱的家人做人质来威胁他。今年三月十一日，耿和带着儿女来到美国。她向《大纪元》记者诉说一家人遭受迫害、创伤的惨痛经历，小儿受惊、女儿多次自杀自残，而耿和自己也想自杀，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妈妈，我能说话吗？”这位五岁孩子的童言尽显目前中国人权的真实写照！
耿和携儿女抵达美国
耿和决定带着孩子离家出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她没有勇气直接告诉高律师，临走时只留一张纸条给他。耿和哽咽地说：“做走的决定让我撕心裂肺，因为我又要面对想照顾高律师，又面对孩子天天在家……为了孩子，迈出这一步。因为我想高律师要知道了，他应该也很欣慰。最起码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要不然他们（中共）老是对我们提些要求。”
她说：“所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撇开了警察，从北京到了泰国。这一路很惊险，翻山越岭，又过河又过桥的。要不往前走的话，咱们也没退路了，真的没有退路了，只能往前走。到了泰国之后，也是不能出门。”
“常说我们家四人在一起，我们觉得就是最幸福的事，可能对常人来说一家人在一起都是正常的事，我们感觉很难，在一起的时间很短，不知道何时又有谁会离开这个家，所以我们都特别珍惜在家的时间，我就是为了孩子才迈出这一步。”
今年一月九日，耿和带着女儿格格和儿子天宇，在朋友帮助下，经化妆离开北京，并甩开警察的跟踪，途中历经万般惊险，跋山涉水，一月十六日到达泰国。在美国政府的帮助及保护下，三月十一日终于踏上美国的自由土地。
“一到这里，我就在想，是不是格格能大声说话了，天宇也能说话了，天宇也可以和小朋友玩了。”
高智晟遭酷刑 身体“像纸做的”
高智晟由于长期受到中共的酷刑折磨，身体状况十分不好。耿和表示，虽然她和孩子们来到了美国这个自由国家，但高律师仍在大陆，因此她非常担心丈夫目前的处境。
耿和说：“我作为他的妻子，不是特别愿意出来，我愿意照顾他，他这次被迫害得特别厉害，他们长期用烟薰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几乎是二十四小时流眼泪，动不动就流，所以他经常用手去擦眼泪，动不动就眼睛疼，什么事都做不了。”
“即使看张报纸，也是没完没了的流泪，擦得眼角和整个皮肤乾乾的。为了缓和，不断的拿热水敷也没效。”耿和痛心地说：“高智晟在监狱遭到痛打后，腰部一直很糟糕，每天早晨起来后腰都动不了，即使蹲下来拿凳子都要找好姿势，才能慢慢地蹲下去或站起来。”
“他的肠胃也糟糕，不管多热的天，他喝温水都要拉肚子，他明明不饿，但也要吃好多好多，吃了后又受不了，他就老感觉到在那里吃不饱，他都不知道饱和饥了，就像失控一样。”
耿和说：“我真是很担心他的身体，他身体太不好了，还不如三岁的孩子……给他做食物就很难、很累，因为他的身体很糟糕，简直就像纸做的一样。”
被逼失学 格格多次自杀自残
耿和表示，高律师遭到严加看管后，当局长期对他们全家跟踪、监视，让他们跟外界隔离，想把他们彻底孤立起来，这种情况发展到去年九月份，不让格格上学，格格经常情绪很低落、发脾气，新陈代谢也紊乱，精神几乎崩溃，多次自残和自杀。
耿和心痛地描述，格格的书桌上有制作小手工的小刀子，她就拿小刀在胳膊上拉，拉了好像就觉得舒服，有的口子已经长好了，有的皮肤到现在都没长好。“她自残有三次，有一次自杀被我们发现了，格格割了自己的动脉血管，割得时候她看着血就笑，这是无意中到房间看到，这时候我们就难受得不行。”
耿和告诉《大纪元》记者，在格格上学的时候，老师对全班说，哪个同学都不能带手机，如果带手机出了事，学校管不了，由公安局管，就这样吓唬学生。学生的电脑课也受控制，担心格格跟外界联系，全班的电脑课都不让上。因而老师和同学都孤立她，不跟她在一起。
由于在学校受到伤害，对格格的心灵造成很大影响，耿和表示，她回来脾气很大，也没心思学习，每天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不出来，不吃也不喝，情绪很低落。因为每天上学都有四、五个警察跟着，她每天很发愁上学，在车里面警察就污辱高律师、污辱胡佳，气格格。
如果格格要在车上跟他们顶撞的话，他们就讥讽、污辱更大，放学如果格格出来晚了，他们就会很生气，让她赶紧走，要是格格不愿意，他们就拽着她。有一次学校补习放学晚了，格格想跟同学吃点饭再回家，他们不让。并强行让格格走，格格就不走，把饭给打翻了，格格晕在车上被拉回来的。耿和说：“对格格的伤害很大，我们俩情绪都特别糟糕。”
天宇：我能说话了吗？
刚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五岁多的天宇天真地问：“妈妈我能说话吗？我能出去吗？”耿和说：“到了美国了，你可以讲话了，你可以玩，人家跟你说话你可以回答。他就很自由，很轻松了。而我们在那个环境下（中国），不能说话，不能出门，就成为我天天给孩子说的话。”
在高智晟被抓的那段时间，他们的儿子天宇上幼稚园，每天由四个警察陪同接送，因此，学校的老师跟家长对他们都另眼相看，他的班级还特别挂了摄像头。
耿和说：“天宇到零八年后半年情绪就不好，不愿上幼稚园，可能幼稚园老师和小朋友说他不好。天宇有时也不能听山东，或从电视里听到山东（两字）的声音，他就会说我爸爸又到山东了，到山东的意思是他把监狱当做了山东。”高律师第一次被抓是在山东。
耿和还提到，有一次警察半夜来抄家，用好几种灯光照着高律师，她说：“我们家墙上有天宇玩的时候，画的乱乱的东西，他们也狠劲照，也狠劲照天宇，天宇很紧张，吓得使劲跑，使劲躲。”
绝食抗议遭殴打
高智晟零六年八月在山东省姐姐家看望病危姐夫时，被十几名突然闯入的便衣们秘密抓走。耿和说：“当时，我跟格格被软禁在家，那些警察来搜家，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搜完了，那些警察就三班二十四小时住在我们家，一班有六、七名警察，我要求知道高律师的情况，他们不讲，我就绝食。”“他们就强迫我喝水，到第四天，我答应喝水，他们才讲高律师在山东被抓，现押送到北京，在这期间格格也是断断续续地绝食。”
零六年十一月中旬，耿和到市场买菜，警察跟踪得很近，她让他们离远一点，一个男的立即就给她一巴掌。他们有两个人跟着她坐公车，耿和一下车，在公车后面还会有一辆车跟着，车里面下来人就打她，牙齿也打掉了一颗，满脸流血，那些人把她打得披头散发，衣服都扯得烂烂的，扯成碎片。
格格回来看到妈妈的样子，就拿着琴架子要冲出去打他们，耿和说：“我就拽着格格，因为那时我们孤儿寡母，天宇才三岁多，我妈妈七十岁了在我这，我们真是害怕。”“我跟格格抢琴架子抢得全身都是血，你不由自主，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能让格格这样去打他们，说也不能说，做也不能做，真的想不通、很绝望。”
她就想到了自杀：“我就跟格格说，你看好天宇，我开煤气把房子点爆炸了，咱不活了。格格说妈妈你别死，你死了我怎么办？”“真的想把房子点着了，因为家里没有碗、没有剪刀、没有菜刀，一切都没有，就是织毛衣服的针都给搜走了。”
经历漫长艰辛的旅程，耿和及两名子女在纽约友人的接待下安顿下来，但仍然没有在大陆丈夫的消息，尽管身心疲倦，但希望的曙光不灭。◇
近年来，高智晟律师成为中国民众维权抗暴的中心人物，对访民的遭遇了解越深，悲悯之心越沉重。记述一个个受迫害案例的血与泪，即渐释着中国的沉重。
《神与我们并肩作战》序
文 ◎ 高智晟
“我们不幸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我们已经历和见证了世间任何民族都不堪经历和见证的苦难！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我们将经历和见证世间最伟大民族的结束苦难历史的过程！”
这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面对几十名上访同胞时的一段热泪滚面演讲中的结束语。
我本非习文之人，如此，则更与着书无缘，尤以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沉闷的时代。
在这个“避席畏谈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时代，在这个大部分同胞已习惯了、甚至是适应了黑暗及虚假的时代，我的文字不仅为专喜黑暗的专制独裁者所恐惧及仇视，部分文字中的那些带激情、带锋芒及血性，尤以文字间剥露专制政权令人发指的罪恶的真实的锋芒，这些锋芒有时刺破包围着我们同胞的厚厚黑暗时，已长久适应了或者被迫适应了黑暗的那部分同胞对这种穿透浓密黑暗而照在自己脸上的光束一时还极不习惯，这也决定了我的文字在中国大陆“水土不服。”
这个时代我们承受的也并不完全都是失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也有许多的特别获得。对于一个只有三年初中“受教育”经历者而言，能写出有一些人喜看的文字，甚至是被着成书的文字，这无论如何也能算得上是一种获得。
实在不是我本人喜好沉重，但谈到我的文字却离不开要谈沉重，沉重让我思考，沉重让我行动之余拿起了笔，用笔去书写沉重，同时期冀通过书写沉重来渐释中国的沉重。
严格意义上，我应算是个行动者，而非思想者，更非什么体系的建立者。酣畅淋漓，直抒心声，许多文字大多是应景即兴之作，文字间多有逻辑及文字本身的技术缺陷！对此我的心常有些不安！在一些记述真相的文字中滚动着惨烈、血腥、苦难人民的沉痛以及那些自由信仰者高贵的人格和坚贞不屈的人性。但任何激越的文字，都无以展示今日中国专制独裁者的阴暗、凶蛮及对人类文明戕害的惨烈状，尽管我力图使我的文字具有这样的功能，但当你掀开黑暗中国的一角时，你会惊叹于文字功能本身的苍白及柔弱！
非文明力量横行无羁的今日中国，丑化美，美化丑的文字大行其道！病态的中国社会不能接受我这样的文字，我期待着能接受这样文字的中国。
我们更加殷切的期望不再需要用这种文字记述的中国社会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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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并肩作战的农娃
文 ◎ 华明
因为良知，选择站出来替法轮功修炼者及弱势群体讨公道的“中国的良心”高智晟律师，惨遭中共残酷地迫害。其用生命所走出来的维权之路，已唤起越来越多人的良知，共同阻挡中共昏天黑地的“恶法”蔓延。
从一个陕北农娃成长为全国十佳律师，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一生充满传奇，他本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度此一生，却走上了为弱势群体艰难维权之路，特别为法轮功三次上书中国最高当局，呼吁“必须立即停止灭绝我们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蛮行径”后，惨遭迫害以致一无所有，其妻小为躲避迫害，今年一月九日悲愤出走中国，辗转于三月十一日抵达美国。而他自二月四日被绑架，至今生死未知。
中国的律师何止千千万，为何高律师敢仗义执言？回顾高律师的成长之路，其母亲的敬佛行善深深影响他的为人，陕北古老质朴的民风铸造他的钢骨柔肠。他称，用“颤抖着的心和颤抖着的笔”记述着法轮功学员的惨烈遭遇，而“作为律师，作为中国人，我无法选择沉默！”他的道德勇气来自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和信仰的熏陶，他相信邪恶必败，因为“面对邪恶，神与我们并肩作战。”
如今高智晟律师被誉为“中国的良心”，二零零八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并成为中国维权运动的领袖之一。高律师的行动已唤起越来越多的人走向维权之路，人们日益觉醒，中共任意迫害民众，造成的人权灾难，不只危害法轮功和高律师，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而高智晟及其维护的法轮功群体，是在用生命阻挡中共昏天黑地的“恶法”蔓延！
由维权认清中共本质
由于本身来自社会底层，高智晟对朋友和弱势民众充满同情，但对强权势力却不愿屈服。相反，在普遍奴性的环境中，高智晟对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政府和草菅人命的中共独裁政党表现了超强的对抗毅力。
他说：“我当律师打的第一起官司就是免费官司，之后每年三分之一的精力是给穷人免费打官司，七年来我始终坚持了这一点。”无温饱之忧后，他“又把更多的精力投向那些比较大、比较宽广的领域——社会群体的不公平和制度层面上的不公平。”
二零零四年末，高智晟亲身介入石家庄法轮功学员黄伟的案子，零距离感受到黄伟遭受的非法待遇，他感到真正恐怖的是“整个‘六一○’的体系在法外控制着一切。”他去了三家法院，都不给法轮功案件立案，并警告他继续做下去很危险。他说：“这是何等的荒唐！律师寻求体现国家法律价值成了一种危险，违法乱国的倒站到了道义的制高点，他要处理你！”
“作为律师我心里很清楚，中国权力的运作不仅仅扭曲，很多情况下比流氓还无常，随时一个情绪化的判断就可以把你投进监狱。但是，很多事情是需要斗争的。”“在法轮功这个问题上，如果全体公民整体性的视而不见，这个耻辱和道义的包袱我们还要背多少年？如果所有的律师悄声无息，未来在这个问题上律师有何颜面去面对历史？”
高律师提出：“国家运作没有规则或滥用规则，弱势群体的权益不断受到侵害，政府官员贪婪无耻，执法人员违法乱纪，独立司法判断制度的完全缺位，社会整体的不诚信和不道德……，执业七年，可以说我们每天都被这种氛围所包围着。”
在经历了一个个维权案后，高律师明白了“这个制度不需要律师”，“它在形式上做足了一个文明社会的姿态，在实践当中一刻也忘不掉，永远舍不去流氓的行为；一边坚持党权大于一切，行政权力远在法律之上，一边高喊‘依法治国”，说得好听是空谈，说得不好听是欺骗。”
他说：“回想当年自己步入律师领域时可以说连血都是沸腾的，以为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国家肯定是支援的，但在相当一个时间阶段以来，我对此目标已经彻底的悲观，改变社会价值的愿望可以说成了一种恶梦……”
三次为法轮功上书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高智晟先生在调查了一些被中共警察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后，发出“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提出法轮功人员是不是中国公民？是不是享有中国公民权利？是不是要受中国宪法的保护？
零五年十月十八日，高律师写出第一封公开信给中共领导胡锦涛和温家宝，根据他的调查，他说：“一些地方当局对信仰法轮功同胞者的迫害已到了完全随心所欲的地步，我们无法接受这种公然反人类的野蛮暴行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发生在有政府存在的今天的中国的现实。”
十一月二十九日，高律师及同事摆脱了约二十名便衣的跟踪围堵，开始新一轮十五天的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他们几乎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持续奔走于济南、大连、阜新、长春市等地。十二月十二日，高律师以“必须立即停止灭绝我们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蛮行径”为题，再次公开上书胡锦涛和温家宝。
他表示，用“颤抖着的心和颤抖着的笔”记述着那些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六年来的惨烈境遇。他说：“十几日的调查，我再次看到了令我痛彻心肺的真相，‘六一 ○’办公室，至少可以这样称谓它——国家政权内且高于政权力量的黑社会组织，它是可以操纵、调控一切政权资源的黑社会组织。”
他说：“我们看到了，被以‘六一○’为符号化的权力，正在持续地以杀戮人的肉体及精神、以镣铐和锁链、电刑、老虎凳等形式与我们的人民‘打交道’，这种已完全黑社会化了的权力正在持续地折磨着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孩子及我们的整个民族。”他呼吁：“立即停止针对自由信仰者的血腥镇压。”
零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高智晟发表退出中国共产党书面声明。零六年二月四日六时开始，高律师就太石村事件、汕尾事件等维权活动，发起全国性维权接力绝食运动；自《大纪元》三月曝光法轮功学员在沈阳苏家屯被活摘器官后，他公开表示要参与调查苏家屯事件的真相……，然而，他的一系列维权活动激怒了中共。
全家人遭严密监控
在几十名特务的监视、恐吓、包围、跟踪、尾随下，高律师仍然每天发文章，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揭发中共的暴行，通过海外媒体，向全世界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迫害维权人士的罪行。
二零零六年二月高律师返陕北家乡拜祭母亲，遭全程跟随骚扰，最后被迫提前返回。八月十五日他在山东姐姐家被十几名闯入的便衣秘密拘捕，九月二十一日，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高律师正式拘捕。十二月二十一日，北京法院判处高律师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二零零七年四月六日下午，遭到严密监视的高律师，终于打通维权人士胡佳的电话。第一次公开向外界讲出他从零六年八月十五日被捕后受到的迫害。高律师说，被捕后的一百二十九天中，他被扣住双手的时间是六百小时，被固定在特制的铁椅子上的时间是五百九十多小时，被左右双向强光灯照射的时间是五百九十多小时……
同时，高律师的家庭也一直受到二十四小时的监听监控和软禁，甚至对高律师年仅十几岁的女儿格格和不满五岁的儿子，中共也派特务长期跟踪监控。而对高律师妻子耿和长期施加的恐赫威逼骚扰，已使她几度萌发自杀之念。
丢失传统价值观是动乱根源
在高律师的公开信中，他认为，迫害之所以泛滥，是因为中共摧毁了中国人的“良心”。他说：“公开的政治压力加利诱，摧毁了警察最后的一丝善良本性，人性恶的一面迅速发酵膨胀，做人最基本的良知底线不再被顾及，警察实际上也是这次丧失人性的疯狂运动的受害者。”
而“现政权的残暴、愚蠢及无法无天的时间与它存在的历史一样的长”。可是很多中国人选择了沉默。高律师说：“我们的民族中几十年来最缺乏的，即是我们缺乏保守及滋育我们民族道德价值的信仰根基，这是我们民族几十年来持续动荡的乱源。”
显然，如果更多的人站出来对中共说“不！”，中共是不是就不敢这样为所欲为，不敢对法轮功下毒手，也不敢如此对待高律师？如同高律师所说，“我想提醒今天共产党在全球的那些‘好朋友’、‘好伙伴’们：共产党对国内人民愈发蛮横及冷酷的十足底气，是被我们和你们一同给惯出来的。”
高智晟先生说：“在中国，赤裸裸的践踏人权、侵犯人权不是一件危险的事，但是，你要把他践踏人权、侵犯人权说出来是一种危险。你知道，我是在中国长大的，如果我不知道这危险，那可能也是一种糊涂。但是，因为知道这危险，所有的人不说话，这也是说不过去的。因为我们看到的罪恶太多太多了，而中国鸦雀无声。”
然而，中共体制中的官员不懂得何为良心道德，也不具备这样的“人性”，不但对法轮功的迫害有恃无恐地继续着，而且，迫害的黑手已伸向高律师本人。
多次遭酷刑折磨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日，高智晟先生在〈致美国国会议员的公开信〉中再次猛烈抨击中国存在的几乎所有严重侵害人权的现象，包括对法轮功的严酷镇压后，二十一日夜里，中共再次把高智晟秘密绑架。此后，全世界都不知道高智晟哪里去了。
直到二零零九年二月八日，他在当年被警察围困的北京家中撰写的一文〈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辗转海外公开发表，才披露出他被捕后所受到的酷刑：“四支电警棍开始电击我，我感到所击之处，五脏六腑、浑身肌肉像自顾躲避似的在皮下急速跳躲。我痛苦的满地打滚。”“王姓头目四次电击我的生殖器，一边电击，一边狂叫不止。”
“（王姓头目说）‘你丫的不是说共产党用酷刑吗，这回让你丫的全见识一遍。对法轮功酷刑折磨，不错，一点都不假，我们对付你的这十二套就从法轮功那儿练过来的，实话给你说，爷我也不怕你再写，你能活着出去的可能性没有啦！把你弄死，让你丫的尸体都找不着。’”
“我被架着跪在地上，他们用牙签捅我的生殖器。我至今无法用语言述清当时无助的痛苦与绝望。在那里，人的语言，人类的感情没有了丝毫力量。”这样的折磨持续到第三天下午时，高律师猛地撞向桌子，试图自杀，但未成功。他感谢全能的上帝救了他。
这样的残忍无道，只要良知尚存，都会质问：中国是否有法律？中国人是否还有人权？中共如此下作难道不是黑社会作风？！如此下流难道不是流氓做派？！而这一切都只是因为高律师揭露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迫害弱势人群的真相。
国际关注和声援
高智晟先生遭受如此令人发指的酷刑，令全世界正义人士为之震惊和愤慨，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等各国媒体纷纷报导表示关注。总部设于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香港维权律师兼立法会议员何俊仁，三月十八日宣布再次展开逢周三的二十四小时绝食行动，以声援高智晟等仍被迫害的大陆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直至中共当局停止打压。
何俊仁说：“我呼吁全世界包括内地支援维权律师的朋友，一起参与我们的绝食行动。”关注组指，至今已有四千多人签名声援，包括来自香港、台湾、美国、澳洲等地，参与绝食人数在大陆已达到十六个省市，有八百多人。
国际特赦、人权观察、中国人权、营救高智晟联合会和高智晟之友会等组织也都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暴行，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高智晟。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孔杰融三月十九日表示，北京应交待人权律师高智晟的下落。
早在几年前，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全票通过一项决议案，敦促中共当局立即停止骚扰高智晟、恢复他的律师营业执照，并促请中共政权停止迫害为保卫人权而努力的其他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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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面对的是暴政强权，高智晟仍心怀善意一封封地向中共高层领导发公开信，为弱势群体呐喊。他完全意识到，公开信很可能是签发给自己的死亡证书，但良心促使他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是什么长养他如此刚强又怜悯博爱？
一九六四年，高智晟出生在贫苦的陕北农村，他记忆中父亲的夙愿是“什么时候才能吃顿饱饭？”十岁那年父亲去世，家中倾家荡产，七个孩子，老大十七岁，小的才两三岁。他几个哥哥，包括姐姐到了十四、五岁时都到外面去“自谋生路”了。
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高智晟和弟弟满山遍野挖药材维持生计，整整干了两年。十五岁那年，高智晟和弟弟出外打工，在陕西的黄陵煤窑里挖媒。一次塌方，弟弟的腿给砸了，骨头都露出来了。兄弟俩就这样被老板赶了出来。
高智晟说：“那一幕是很悲惨的，书上经常说旧社会穷人牛马不如，我们那回真是牛马不如，可那是一九八○年。”“那时候死个人真的就像死个蚂蚁。”之后为了混口饭吃，他当兵三年，在接到复原命令时，意识到要回老家种地，感到“希望突然幻灭”，他一下就蹲下了，鼻子流了好多血。
从部队复原后，高智晟“四处打工、推着小车走街串巷卖菜，什么都干，活得狼狈且渺茫。”一九九一年的一次卖菜时，他偶然看到《法制日报》上写着未来十年中国需要十五万名律师，因此决定自学法律大专来考律师。那几年，他大规模的、多次高频度地对律师所必备的语言艺术、语速和应对各种大场面的从容进行历练，打下做一个优秀律师的基础。
敬佛行善的母亲
高智晟从律师执业第一天开始，就“义不容辞”地走入扶持羸弱，护卫弱势群体的角色。或许当初他并没想到，一个维权律师要比其他的律师承担更为深重的道义，付出加倍的艰辛，甚至付出生命。然而，出于“道义”，他坚定地走上维权律师的道路。
“我常常为母亲信服佛以及行善之举，感动的热泪涟涟。前几年，盗墓贼常常在行窃后，将无辜的、无主坟者的遗骨扔得漫山遍野，母亲不遗余力，自己掏钱置办木匣子将之掩埋。逢年过节，从未忘了嘱咐一群孙男孙女去给‘他们’烧纸。摆脱贫穷后的母亲并未忘了对穷人的济助。”高智晟也总是施舍乞讨者，他说：“咱们要庆幸自己掏得起。”
高智晟母亲去世，他在奠祭文中说：“二十多年后，我成了在弱势阶层颇具声名的律师，常有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无交费能力者被其他热心的律师同行带到我的办公室时，我总能想起母亲扶助穷人的情景，我每每会心一笑，当今天想到之时，我的泪水已热泪泉涌，母亲已躺在我面前的棺材中。”
高智晟的挚友，被国保非法拘留了五个月的赵昕于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三日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对高智晟的人品做了非常贴切的描述，他说，“高智晟是一个心地非常柔软、善良的人……他是心地很善良、高贵的人。”
陕北民风古老质朴
要说起来，高智晟从始至终都没上过什么正规学校，初中三年还是到十多里开外的山上中学读书。虽然以优异成绩考上县重点高中，但因家中无钱而辍学。因此没有受到中共党文化系统的“教育”。既没有中共压制下知识份子的“奴性”，也不像那些“老运动员”那样人性麻木，明哲保身。
而由于极度的贫穷和闭塞，高智晟小时所在的小学也完全没有烦琐的党文化熏陶。一位当年在陕北下乡的北京知青说：“村民告诉我们，村子的小学校从来没有少先队组织，更不需要什么班干部，孩子们没有高低等级之分，相处得自然和谐，这里的孩子生活在讲究厚德勤和的底层民间，养成的是和为贵的柔和的思维方式。”
当城市孩子们浸浴在爱党的文化中，接受着继承革命造反传统的教育时，陕北的小智晟们却沉浸在淳朴的古民风文化中，接受的是陕北千年流传的古训，耕读传家的教育。当城市孩子们要求进步入队入团时，陕北的小智晟们要实现的是下一顿饱饭的愿望，党文化与黄土高原的这些农家孩子无缘。
【转自第114期《新纪元周刊》2009.03.26-04.01出版“封面故事”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