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家人逃抵美國

【新唐人2009年4月6日訊】據《大紀元》報導,二零零八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中國維權抗暴核心人物高智晟律師的家屬,為躲避如影隨形的迫害而出逃中國,近日獲美政治庇護。

「這是一個撕心裂肺的決定」,不忍告知高智晟,夫人耿和悄悄留了紙條帶著一對兒女經歷六十天顛波奔逃,輾轉流亡,三月十一日終於安抵美國。

一個良心律師因為為民請命而深陷囹圄,遭受慘無人道的酷刑折磨;一個正直平和的女人因此而遭受監禁、欺侮、剝奪了自由生活的權利;一個花季少女因此而失去校園、失去快樂、失去自由而幾近精神崩潰;一個天真的孩子因此在恐怖中度過了初到人間的五個春秋。這個發生在當今中國的真實故事,直到耿和母子三人踏上自由土地才初見希望。

然而目前高智晟依舊下落未明、生死未知,在耿和擔心中共的鐵拳更加殘暴地伸向丈夫之際,傳媒很快傳出高智晟再次被中共國保劫走並遭到虐打的消息。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再次展開絕食行動,海外營救高智晟的呼聲也正激昂。

正義力量正在匯聚,暗夜盡頭曙光將現。

躲避迫害 高智晟妻小遠走美國
作者 華明

擺脫警察的監視與跟蹤,中國維權律師高智晟的太太耿和帶者兒女一路艱險逃離中國,三月十一日抵達美國。長達三年多如影隨形的恐怖暴力,令全家人生不如死,為了孩子,耿和做此撕心裂肺的決定——暫別高律師,攜子女投奔自由。

高智晟先生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一九八五年,青春靚麗的女通訊兵耿和在軍營中與毫不起眼的伙食管理員高智晟相遇,被其善良的人品所吸引,從傾心、愛慕,最後兩人的生命緊緊拴在一起。婚後不論是走在顛峰或是低谷,耿和的溫情慰藉始終與高智晟的堅毅勇敢依依相伴,如影隨形。他們育有一對可愛的兒女,十六歲的女兒格格,五歲的兒子天宇。



然而,自高智晟慘遭迫害後,中共當局一直利用高智晟深愛的家人做人質來威脅他。今年三月十一日,耿和帶著兒女來到美國。她向《大紀元》記者訴說一家人遭受迫害、創傷的慘痛經歷,小兒受驚、女兒多次自殺自殘,而耿和自己也想自殺,原本幸福的家庭支離破碎……。「媽媽,我能說話嗎?」這位五歲孩子的童言盡顯目前中國人權的真實寫照!

耿和攜兒女抵達美國

耿和決定帶著孩子離家出國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她沒有勇氣直接告訴高律師,臨走時只留一張紙條給他。耿和哽咽地說:「做走的決定讓我撕心裂肺,因為我又要面對想照顧高律師,又面對孩子天天在家……為了孩子,邁出這一步。因為我想高律師要知道了,他應該也很欣慰。最起碼對他來說是一種解脫,要不然他們(中共)老是對我們提些要求。」

她說:「所以在朋友們的幫助下,撇開了警察,從北京到了泰國。這一路很驚險,翻山越嶺,又過河又過橋的。要不往前走的話,咱們也沒退路了,真的沒有退路了,只能往前走。到了泰國之後,也是不能出門。」

「常說我們家四人在一起,我們覺得就是最幸福的事,可能對常人來說一家人在一起都是正常的事,我們感覺很難,在一起的時間很短,不知道何時又有誰會離開這個家,所以我們都特別珍惜在家的時間,我就是為了孩子才邁出這一步。」

今年一月九日,耿和帶著女兒格格和兒子天宇,在朋友幫助下,經化妝離開北京,並甩開警察的跟蹤,途中歷經萬般驚險,跋山涉水,一月十六日到達泰國。在美國政府的幫助及保護下,三月十一日終於踏上美國的自由土地。

「一到這裏,我就在想,是不是格格能大聲說話了,天宇也能說話了,天宇也可以和小朋友玩了。」

高智晟遭酷刑 身體「像紙做的」

高智晟由於長期受到中共的酷刑折磨,身體狀況十分不好。耿和表示,雖然她和孩子們來到了美國這個自由國家,但高律師仍在大陸,因此她非常擔心丈夫目前的處境。

耿和說:「我作為他的妻子,不是特別願意出來,我願意照顧他,他這次被迫害得特別厲害,他們長期用煙薰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幾乎是二十四小時流眼淚,動不動就流,所以他經常用手去擦眼淚,動不動就眼睛疼,什麼事都做不了。」

「即使看張報紙,也是沒完沒了的流淚,擦得眼角和整個皮膚乾乾的。為了緩和,不斷的拿熱水敷也沒效。」耿和痛心地說:「高智晟在監獄遭到痛打後,腰部一直很糟糕,每天早晨起來後腰都動不了,即使蹲下來拿凳子都要找好姿勢,才能慢慢地蹲下去或站起來。」

「他的腸胃也糟糕,不管多熱的天,他喝溫水都要拉肚子,他明明不餓,但也要吃好多好多,吃了後又受不了,他就老感覺到在那裏吃不飽,他都不知道飽和饑了,就像失控一樣。」

耿和說:「我真是很擔心他的身體,他身體太不好了,還不如三歲的孩子……給他做食物就很難、很累,因為他的身體很糟糕,簡直就像紙做的一樣。」

被逼失學 格格多次自殺自殘

耿和表示,高律師遭到嚴加看管後,當局長期對他們全家跟蹤、監視,讓他們跟外界隔離,想把他們徹底孤立起來,這種情況發展到去年九月份,不讓格格上學,格格經常情緒很低落、發脾氣,新陳代謝也紊亂,精神幾乎崩潰,多次自殘和自殺。

耿和心痛地描述,格格的書桌上有製作小手工的小刀子,她就拿小刀在胳膊上拉,拉了好像就覺得舒服,有的口子已經長好了,有的皮膚到現在都沒長好。「她自殘有三次,有一次自殺被我們發現了,格格割了自己的動脈血管,割得時候她看著血就笑,這是無意中到房間看到,這時候我們就難受得不行。」

耿和告訴《大紀元》記者,在格格上學的時候,老師對全班說,哪個同學都不能帶手機,如果帶手機出了事,學校管不了,由公安局管,就這樣嚇唬學生。學生的電腦課也受控制,擔心格格跟外界聯繫,全班的電腦課都不讓上。因而老師和同學都孤立她,不跟她在一起。

由於在學校受到傷害,對格格的心靈造成很大影響,耿和表示,她回來脾氣很大,也沒心思學習,每天把自己關在一個房間裏面不出來,不吃也不喝,情緒很低落。因為每天上學都有四、五個警察跟著,她每天很發愁上學,在車裏面警察就污辱高律師、污辱胡佳,氣格格。

如果格格要在車上跟他們頂撞的話,他們就譏諷、污辱更大,放學如果格格出來晚了,他們就會很生氣,讓她趕緊走,要是格格不願意,他們就拽著她。有一次學校補習放學晚了,格格想跟同學吃點飯再回家,他們不讓。並強行讓格格走,格格就不走,把飯給打翻了,格格暈在車上被拉回來的。耿和說:「對格格的傷害很大,我們倆情緒都特別糟糕。」

天宇:我能說話了嗎?

剛踏上美國土地的時候,五歲多的天宇天真地問:「媽媽我能說話嗎?我能出去嗎?」耿和說:「到了美國了,你可以講話了,你可以玩,人家跟你說話你可以回答。他就很自由,很輕鬆了。而我們在那個環境下(中國),不能說話,不能出門,就成為我天天給孩子說的話。」

在高智晟被抓的那段時間,他們的兒子天宇上幼稚園,每天由四個警察陪同接送,因此,學校的老師跟家長對他們都另眼相看,他的班級還特別掛了攝像頭。

耿和說:「天宇到零八年後半年情緒就不好,不願上幼稚園,可能幼稚園老師和小朋友說他不好。天宇有時也不能聽山東,或從電視裏聽到山東(兩字)的聲音,他就會說我爸爸又到山東了,到山東的意思是他把監獄當做了山東。」高律師第一次被抓是在山東。

耿和還提到,有一次警察半夜來抄家,用好幾種燈光照著高律師,她說:「我們家牆上有天宇玩的時候,畫的亂亂的東西,他們也狠勁照,也狠勁照天宇,天宇很緊張,嚇得使勁跑,使勁躲。」

絕食抗議遭毆打

高智晟零六年八月在山東省姐姐家看望病危姐夫時,被十幾名突然闖入的便衣們祕密抓走。耿和說:「當時,我跟格格被軟禁在家,那些警察來搜家,把所有的東西都給搜完了,那些警察就三班二十四小時住在我們家,一班有六、七名警察,我要求知道高律師的情況,他們不講,我就絕食。」「他們就強迫我喝水,到第四天,我答應喝水,他們才講高律師在山東被抓,現押送到北京,在這期間格格也是斷斷續續地絕食。」

零六年十一月中旬,耿和到市場買菜,警察跟蹤得很近,她讓他們離遠一點,一個男的立即就給她一巴掌。他們有兩個人跟著她坐公車,耿和一下車,在公車後面還會有一輛車跟著,車裏面下來人就打她,牙齒也打掉了一顆,滿臉流血,那些人把她打得披頭散髮,衣服都扯得爛爛的,扯成碎片。

格格回來看到媽媽的樣子,就拿著琴架子要衝出去打他們,耿和說:「我就拽著格格,因為那時我們孤兒寡母,天宇才三歲多,我媽媽七十歲了在我這,我們真是害怕。」「我跟格格搶琴架子搶得全身都是血,你不由自主,不知道該怎麼辦,也不能讓格格這樣去打他們,說也不能說,做也不能做,真的想不通、很絕望。」

她就想到了自殺:「我就跟格格說,你看好天宇,我開煤氣把房子點爆炸了,咱不活了。格格說媽媽你別死,你死了我怎麼辦?」「真的想把房子點著了,因為家裏沒有碗、沒有剪刀、沒有菜刀,一切都沒有,就是織毛衣服的針都給搜走了。」

經歷漫長艱辛的旅程,耿和及兩名子女在紐約友人的接待下安頓下來,但仍然沒有在大陸丈夫的消息,儘管身心疲倦,但希望的曙光不滅。◇



近年來,高智晟律師成為中國民眾維權抗暴的中心人物,對訪民的遭遇了解越深,悲憫之心越沉重。記述一個個受迫害案例的血與淚,即漸釋著中國的沉重。

《神與我們並肩作戰》序

文 ◎ 高智晟

「我們不幸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中國,我們已經歷和見證了世間任何民族都不堪經歷和見證的苦難!

我們有幸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中國,我們將經歷和見證世間最偉大民族的結束苦難歷史的過程!」

這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面對幾十名上訪同胞時的一段熱淚滾面演講中的結束語。

我本非習文之人,如此,則更與著書無緣,尤以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沉悶的時代。

在這個「避席畏談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時代,在這個大部份同胞已習慣了、甚至是適應了黑暗及虛假的時代,我的文字不僅為專喜黑暗的專制獨裁者所恐懼及仇視,部份文字中的那些帶激情、帶鋒芒及血性,尤以文字間剝露專制政權令人髮指的罪惡的真實的鋒芒,這些鋒芒有時刺破包圍著我們同胞的厚厚黑暗時,已長久適應了或者被迫適應了黑暗的那部份同胞對這種穿透濃密黑暗而照在自己臉上的光束一時還極不習慣,這也決定了我的文字在中國大陸「水土不服。」

這個時代我們承受的也並不完全都是失去。在這樣的時代我們也有許多的特別獲得。對於一個只有三年初中「受教育」經歷者而言,能寫出有一些人喜看的文字,甚至是被著成書的文字,這無論如何也能算得上是一種獲得。

實在不是我本人喜好沉重,但談到我的文字卻離不開要談沉重,沉重讓我思考,沉重讓我行動之餘拿起了筆,用筆去書寫沉重,同時期冀通過書寫沉重來漸釋中國的沉重。

嚴格意義上,我應算是個行動者,而非思想者,更非什麼體系的建立者。酣暢淋漓,直抒心聲,許多文字大多是應景即興之作,文字間多有邏輯及文字本身的技術缺陷!對此我的心常有些不安!在一些記述真相的文字中滾動著慘烈、血腥、苦難人民的沉痛以及那些自由信仰者高貴的人格和堅貞不屈的人性。但任何激越的文字,都無以展示今日中國專制獨裁者的陰暗、凶蠻及對人類文明戕害的慘烈狀,儘管我力圖使我的文字具有這樣的功能,但當你掀開黑暗中國的一角時,你會驚歎於文字功能本身的蒼白及柔弱!

非文明力量橫行無羈的今日中國,醜化美,美化醜的文字大行其道!病態的中國社會不能接受我這樣的文字,我期待著能接受這樣文字的中國。

我們更加殷切的期望不再需要用這種文字記述的中國社會早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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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並肩作戰的農娃
文 ◎ 華明

因為良知,選擇站出來替法輪功修煉者及弱勢群體討公道的「中國的良心」高智晟律師,慘遭中共殘酷地迫害。其用生命所走出來的維權之路,已喚起越來越多人的良知,共同阻擋中共昏天黑地的「惡法」蔓延。

從一個陝北農娃成長為全國十佳律師,中國著名維權律師高智晟一生充滿傳奇,他本可以享受榮華富貴度此一生,卻走上了為弱勢群體艱難維權之路,特別為法輪功三次上書中國最高當局,呼籲「必須立即停止滅絕我們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蠻行徑」後,慘遭迫害以致一無所有,其妻小為躲避迫害,今年一月九日悲憤出走中國,輾轉於三月十一日抵達美國。而他自二月四日被綁架,至今生死未知。

中國的律師何止千千萬,為何高律師敢仗義執言?回顧高律師的成長之路,其母親的敬佛行善深深影響他的為人,陝北古老質樸的民風鑄造他的鋼骨柔腸。他稱,用「顫抖著的心和顫抖著的筆」記述著法輪功學員的慘烈遭遇,而「作為律師,作為中國人,我無法選擇沉默!」他的道德勇氣來自中華五千年傳統文化和信仰的薰陶,他相信邪惡必敗,因為「面對邪惡,神與我們並肩作戰。」

如今高智晟律師被譽為「中國的良心」,二零零八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並成為中國維權運動的領袖之一。高律師的行動已喚起越來越多的人走向維權之路,人們日益覺醒,中共任意迫害民眾,造成的人權災難,不只危害法輪功和高律師,而是整個中華民族,乃至整個人類。而高智晟及其維護的法輪功群體,是在用生命阻擋中共昏天黑地的「惡法」蔓延!

由維權認清中共本質

由於本身來自社會底層,高智晟對朋友和弱勢民眾充滿同情,但對強權勢力卻不願屈服。相反,在普遍奴性的環境中,高智晟對橫徵暴斂,巧取豪奪的政府和草菅人命的中共獨裁政黨表現了超強的對抗毅力。

他說:「我當律師打的第一起官司就是免費官司,之後每年三分之一的精力是給窮人免費打官司,七年來我始終堅持了這一點。」無溫飽之憂後,他「又把更多的精力投向那些比較大、比較寬廣的領域——社會群體的不公平和制度層面上的不公平。」

二零零四年末,高智晟親身介入石家莊法輪功學員黃偉的案子,零距離感受到黃偉遭受的非法待遇,他感到真正恐怖的是「整個『六一○』的體系在法外控制著一切。」他去了三家法院,都不給法輪功案件立案,並警告他繼續做下去很危險。他說:「這是何等的荒唐!律師尋求體現國家法律價值成了一種危險,違法亂國的倒站到了道義的制高點,他要處理你!」

「作為律師我心裏很清楚,中國權力的運作不僅僅扭曲,很多情況下比流氓還無常,隨時一個情緒化的判斷就可以把你投進監獄。但是,很多事情是需要鬥爭的。」「在法輪功這個問題上,如果全體公民整體性的視而不見,這個恥辱和道義的包袱我們還要背多少年?如果所有的律師悄聲無息,未來在這個問題上律師有何顏面去面對歷史?」

高律師提出:「國家運作沒有規則或濫用規則,弱勢群體的權益不斷受到侵害,政府官員貪婪無恥,執法人員違法亂紀,獨立司法判斷制度的完全缺位,社會整體的不誠信和不道德……,執業七年,可以說我們每天都被這種氛圍所包圍著。」

在經歷了一個個維權案後,高律師明白了「這個制度不需要律師」,「它在形式上做足了一個文明社會的姿態,在實踐當中一刻也忘不掉,永遠捨不去流氓的行為;一邊堅持黨權大於一切,行政權力遠在法律之上,一邊高喊『依法治國」,說得好聽是空談,說得不好聽是欺騙。」

他說:「回想當年自己步入律師領域時可以說連血都是沸騰的,以為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國家肯定是支援的,但在相當一個時間階段以來,我對此目標已經徹底的悲觀,改變社會價值的願望可以說成了一種惡夢……」

三次為法輪功上書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高智晟先生在調查了一些被中共警察抓捕的法輪功學員後,發出「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提出法輪功人員是不是中國公民?是不是享有中國公民權利?是不是要受中國憲法的保護?

零五年十月十八日,高律師寫出第一封公開信給中共領導胡錦濤和溫家寶,根據他的調查,他說:「一些地方當局對信仰法輪功同胞者的迫害已到了完全隨心所欲的地步,我們無法接受這種公然反人類的野蠻暴行發生在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發生在有政府存在的今天的中國的現實。」

十一月二十九日,高律師及同事擺脫了約二十名便衣的跟蹤圍堵,開始新一輪十五天的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調查,他們幾乎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持續奔走於濟南、大連、阜新、長春市等地。十二月十二日,高律師以「必須立即停止滅絕我們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蠻行徑」為題,再次公開上書胡錦濤和溫家寶。

他表示,用「顫抖著的心和顫抖著的筆」記述著那些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六年來的慘烈境遇。他說:「十幾日的調查,我再次看到了令我痛徹心肺的真相,『六一 ○』辦公室,至少可以這樣稱謂它——國家政權內且高於政權力量的黑社會組織,它是可以操縱、調控一切政權資源的黑社會組織。」

他說:「我們看到了,被以『六一○』為符號化的權力,正在持續地以殺戮人的肉體及精神、以鐐銬和鎖鏈、電刑、老虎凳等形式與我們的人民『打交道』,這種已完全黑社會化了的權力正在持續地折磨著我們的母親、我們的姐妹、我們的孩子及我們的整個民族。」他呼籲:「立即停止針對自由信仰者的血腥鎮壓。」

零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高智晟發表退出中國共產黨書面聲明。零六年二月四日六時開始,高律師就太石村事件、汕尾事件等維權活動,發起全國性維權接力絕食運動;自《大紀元》三月曝光法輪功學員在瀋陽蘇家屯被活摘器官後,他公開表示要參與調查蘇家屯事件的真相……,然而,他的一系列維權活動激怒了中共。

全家人遭嚴密監控

在幾十名特務的監視、恐嚇、包圍、跟蹤、尾隨下,高律師仍然每天發文章,接受海外媒體採訪,揭發中共的暴行,通過海外媒體,向全世界揭露中共迫害法輪功,迫害維權人士的罪行。

二零零六年二月高律師返陝北家鄉拜祭母親,遭全程跟隨騷擾,最後被迫提前返回。八月十五日他在山東姐姐家被十幾名闖入的便衣祕密拘捕,九月二十一日,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將高律師正式拘捕。十二月二十一日,北京法院判處高律師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

二零零七年四月六日下午,遭到嚴密監視的高律師,終於打通維權人士胡佳的電話。第一次公開向外界講出他從零六年八月十五日被捕後受到的迫害。高律師說,被捕後的一百二十九天中,他被扣住雙手的時間是六百小時,被固定在特製的鐵椅子上的時間是五百九十多小時,被左右雙向強光燈照射的時間是五百九十多小時……

同時,高律師的家庭也一直受到二十四小時的監聽監控和軟禁,甚至對高律師年僅十幾歲的女兒格格和不滿五歲的兒子,中共也派特務長期跟蹤監控。而對高律師妻子耿和長期施加的恐赫威逼騷擾,已使她幾度萌發自殺之念。

丟失傳統價值觀是動亂根源

在高律師的公開信中,他認為,迫害之所以泛濫,是因為中共摧毀了中國人的「良心」。他說:「公開的政治壓力加利誘,摧毀了警察最後的一絲善良本性,人性惡的一面迅速發酵膨脹,做人最基本的良知底線不再被顧及,警察實際上也是這次喪失人性的瘋狂運動的受害者。」

而「現政權的殘暴、愚蠢及無法無天的時間與它存在的歷史一樣的長」。可是很多中國人選擇了沉默。高律師說:「我們的民族中幾十年來最缺乏的,即是我們缺乏保守及滋育我們民族道德價值的信仰根基,這是我們民族幾十年來持續動盪的亂源。」

顯然,如果更多的人站出來對中共說「不!」,中共是不是就不敢這樣為所欲為,不敢對法輪功下毒手,也不敢如此對待高律師?如同高律師所說,「我想提醒今天共產黨在全球的那些『好朋友』、『好夥伴』們:共產黨對國內人民愈發蠻橫及冷酷的十足底氣,是被我們和你們一同給慣出來的。」

高智晟先生說:「在中國,赤裸裸的踐踏人權、侵犯人權不是一件危險的事,但是,你要把他踐踏人權、侵犯人權說出來是一種危險。你知道,我是在中國長大的,如果我不知道這危險,那可能也是一種糊塗。但是,因為知道這危險,所有的人不說話,這也是說不過去的。因為我們看到的罪惡太多太多了,而中國鴉雀無聲。」
然而,中共體制中的官員不懂得何為良心道德,也不具備這樣的「人性」,不但對法輪功的迫害有恃無恐地繼續著,而且,迫害的黑手已伸向高律師本人。

多次遭酷刑折磨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日,高智晟先生在〈致美國國會議員的公開信〉中再次猛烈抨擊中國存在的幾乎所有嚴重侵害人權的現象,包括對法輪功的嚴酷鎮壓後,二十一日夜裏,中共再次把高智晟祕密綁架。此後,全世界都不知道高智晟哪裏去了。

直到二零零九年二月八日,他在當年被警察圍困的北京家中撰寫的一文〈黑夜、黑頭套、黑幫綁架〉輾轉海外公開發表,才披露出他被捕後所受到的酷刑:「四支電警棍開始電擊我,我感到所擊之處,五臟六腑、渾身肌肉像自顧躲避似的在皮下急速跳躲。我痛苦的滿地打滾。」「王姓頭目四次電擊我的生殖器,一邊電擊,一邊狂叫不止。」

「(王姓頭目說)『你丫的不是說共產黨用酷刑嗎,這回讓你丫的全見識一遍。對法輪功酷刑折磨,不錯,一點都不假,我們對付你的這十二套就從法輪功那兒練過來的,實話給你說,爺我也不怕你再寫,你能活著出去的可能性沒有啦!把你弄死,讓你丫的屍體都找不著。』」

「我被架著跪在地上,他們用牙籤捅我的生殖器。我至今無法用語言述清當時無助的痛苦與絕望。在那裏,人的語言,人類的感情沒有了絲毫力量。」這樣的折磨持續到第三天下午時,高律師猛地撞向桌子,試圖自殺,但未成功。他感謝全能的上帝救了他。

這樣的殘忍無道,只要良知尚存,都會質問:中國是否有法律?中國人是否還有人權?中共如此下作難道不是黑社會作風?!如此下流難道不是流氓做派?!而這一切都只是因為高律師揭露了中共殘酷迫害法輪功、迫害弱勢人群的真相。

國際關注和聲援

高智晟先生遭受如此令人髮指的酷刑,令全世界正義人士為之震驚和憤慨,美國之音、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德國之聲、自由亞洲電臺等各國媒體紛紛報導表示關注。總部設於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香港維權律師兼立法會議員何俊仁,三月十八日宣布再次展開逢周三的二十四小時絕食行動,以聲援高智晟等仍被迫害的大陸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直至中共當局停止打壓。

何俊仁說:「我呼籲全世界包括內地支援維權律師的朋友,一起參與我們的絕食行動。」關注組指,至今已有四千多人簽名聲援,包括來自香港、臺灣、美國、澳洲等地,參與絕食人數在大陸已達到十六個省市,有八百多人。

國際特赦、人權觀察、中國人權、營救高智晟聯合會和高智晟之友會等組織也都發表聲明,譴責中共暴行,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高智晟。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資深研究員孔傑融三月十九日表示,北京應交待人權律師高智晟的下落。

早在幾年前,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全票通過一項決議案,敦促中共當局立即停止騷擾高智晟、恢復他的律師營業執照,並促請中共政權停止迫害為保衛人權而努力的其他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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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面對的是暴政強權,高智晟仍心懷善意一封封地向中共高層領導發公開信,為弱勢群體吶喊。他完全意識到,公開信很可能是簽發給自己的死亡證書,但良心促使他義無反顧勇往直前。是什麼長養他如此剛強又憐憫博愛?

一九六四年,高智晟出生在貧苦的陝北農村,他記憶中父親的夙願是「什麼時候才能吃頓飽飯?」十歲那年父親去世,家中傾家蕩產,七個孩子,老大十七歲,小的才兩三歲。他幾個哥哥,包括姐姐到了十四、五歲時都到外面去「自謀生路」了。

在父親去世的第二年,高智晟和弟弟滿山遍野挖藥材維持生計,整整幹了兩年。十五歲那年,高智晟和弟弟出外打工,在陝西的黃陵煤窯裏挖媒。一次塌方,弟弟的腿給砸了,骨頭都露出來了。兄弟倆就這樣被老闆趕了出來。

高智晟說:「那一幕是很悲慘的,書上經常說舊社會窮人牛馬不如,我們那回真是牛馬不如,可那是一九八○年。」「那時候死個人真的就像死個螞蟻。」之後為了混口飯吃,他當兵三年,在接到復原命令時,意識到要回老家種地,感到「希望突然幻滅」,他一下就蹲下了,鼻子流了好多血。

從部隊復原後,高智晟「四處打工、推著小車走街串巷賣菜,什麼都幹,活得狼狽且渺茫。」一九九一年的一次賣菜時,他偶然看到《法制日報》上寫著未來十年中國需要十五萬名律師,因此決定自學法律大專來考律師。那幾年,他大規模的、多次高頻度地對律師所必備的語言藝術、語速和應對各種大場面的從容進行歷練,打下做一個優秀律師的基礎。



敬佛行善的母親

高智晟從律師執業第一天開始,就「義不容辭」地走入扶持羸弱,護衛弱勢群體的角色。或許當初他並沒想到,一個維權律師要比其他的律師承擔更為深重的道義,付出加倍的艱辛,甚至付出生命。然而,出於「道義」,他堅定地走上維權律師的道路。



「我常常為母親信服佛以及行善之舉,感動的熱淚漣漣。前幾年,盜墓賊常常在行竊後,將無辜的、無主墳者的遺骨扔得漫山遍野,母親不遺餘力,自己掏錢置辦木匣子將之掩埋。逢年過節,從未忘了囑咐一群孫男孫女去給『他們』燒紙。擺脫貧窮後的母親並未忘了對窮人的濟助。」高智晟也總是施捨乞討者,他說:「咱們要慶幸自己掏得起。」

高智晟母親去世,他在奠祭文中說:「二十多年後,我成了在弱勢階層頗具聲名的律師,常有拄著拐杖、坐著輪椅、無交費能力者被其他熱心的律師同行帶到我的辦公室時,我總能想起母親扶助窮人的情景,我每每會心一笑,當今天想到之時,我的淚水已熱淚泉湧,母親已躺在我面前的棺材中。」

高智晟的摯友,被國保非法拘留了五個月的趙昕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三日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對高智晟的人品做了非常貼切的描述,他說,「高智晟是一個心地非常柔軟、善良的人……他是心地很善良、高貴的人。」

陝北民風古老質樸

要說起來,高智晟從始至終都沒上過什麼正規學校,初中三年還是到十多里開外的山上中學讀書。雖然以優異成績考上縣重點高中,但因家中無錢而輟學。因此沒有受到中共黨文化系統的「教育」。既沒有中共壓制下知識份子的「奴性」,也不像那些「老運動員」那樣人性麻木,明哲保身。

而由於極度的貧窮和閉塞,高智晟小時所在的小學也完全沒有煩瑣的黨文化薰陶。一位當年在陝北下鄉的北京知青說:「村民告訴我們,村子的小學校從來沒有少先隊組織,更不需要什麼班幹部,孩子們沒有高低等級之分,相處得自然和諧,這裏的孩子生活在講究厚德勤和的底層民間,養成的是和為貴的柔和的思維方式。」

當城市孩子們浸浴在愛黨的文化中,接受著繼承革命造反傳統的教育時,陝北的小智晟們卻沉浸在淳樸的古民風文化中,接受的是陝北千年流傳的古訓,耕讀傳家的教育。當城市孩子們要求進步入隊入團時,陝北的小智晟們要實現的是下一頓飽飯的願望,黨文化與黃土高原的這些農家孩子無緣。



【轉自第114期《新紀元週刊》2009.03.26-04.01出版「封面故事」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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