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不到三周就到了美国大选的投票日，民调显示麦凯恩仍落后奥巴马。不过，我是不大相信民调的。星期四和美国同事吃饭的时候，有一次非常有趣的对话。
一、民调其实不太靠谱
美国同事说，在大选当天，候选人会有各自的支持者在离开投票站一定距离的地方用各种方式拉票。有些人并不是考虑候选人本身的好坏，而是觉得“嗯，这个拉票的人看着顺眼，我就投给他（她）支持的候选人了”；或者觉的“这个拉票的人怎么穿得这么难看，我不会投给他（她）支持的候选人。”
也就是说很多人并非理性思维，甚至当他站在投票机前，都可能会改变主意，比如突然会想“麦凯恩是不是有点老”或者“奥巴马会不会多收我的税”等等。
记得2004年大选的当天下午，在一个赌博的网站上，小布什当选的赔率突然大幅提高，因为大多数人都在赌小布什会输，根据的就是出口民调（exit poll）的结果。大部分人在投完票后都说他们投了John Kerry，没有投小布什。但是他们实际上投的却是小布什。
1948年杜鲁门与杜威竞选总统，民调的结果对杜鲁门非常不看好。《芝加哥论坛报》甚至头天就已经印出了报纸，头条的大标题就是“杜威打败了杜鲁门（Dewey defeats Truman）”，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杜鲁门连任。
1980年，民调认为卡特总统与里根之间的支持率不相上下，结果里根以51%对41%大胜。而1976年，在福特对决卡特的选举中，卡特33%的领先优势在选举日当天骤然缩减至2%。
当然还有人在讨论大选中的布莱德利（Bradley Effect）效应。1982年，加州州长候选人布莱德利是位黑人，民调显示他以两位数大幅领先对手，但是却输掉了最终选举。这是因为很多人在接受民调的时候，不希望自己被看作种族主义者，所以他们明明支持白人候选人，但却对民调者声称自己支持布莱德利。当然从奥巴马获得的捐款以及初选表现来看，此次大选中的布莱德利效应或许并不那么明显。
所以大选的民调很多时候是一场心理战，而且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可以突然改变大选的结果。
二、麦凯恩与奥巴马的经济政策问题
既然民调不靠谱，那么麦凯恩和奥巴马就都有胜选的机会，他们的竞选策略就尤为重要。
我观看了所有四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直播，总体感觉麦凯恩和奥巴马表现都欠佳，倒是对佩林(Sarah Palin)的一句话印象比较深刻。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麦凯恩和奥巴马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案上，一味讨好选民，没有一点诉诸于基本的道德感。
美国总统杜鲁门有一段个人经历非常感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杜鲁门离开军队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商店，然而1921年的战后萧条让杜鲁门失去了全部积蓄并负债两万美元。如果申请破产，这笔欠债就可勾消，但是杜鲁门拒绝这样做。他靠着省吃俭用15年，终于还清了全部的欠款。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崇高的美德——责任感。
《圣经》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上帝把吃了“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亚当和夏娃赶出了伊甸园。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会意识到这里暗含了一个重要原则：尽管上帝无所不能，但是他不会阻止你去吃果子，换句话说就是给你选择的权利（即“自由”）；然而，做了错误的选择后是要被赶出伊甸园的，这就是“责任”——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自由”与“责任感”同等重要。
如果奥巴马能够提到他的民主党前辈杜鲁门，或者麦凯恩能提到《圣经》中关于责任感的教导，那么才说明他们正确的认识了这场危机。
这场危机的根源确实来自于贪婪，但绝不仅仅是华尔街的贪婪，而是那些还不起钱的贷款方和借贷一方放弃责任感所致。
过去买房贷款很规矩。买房者要付房款的20%，这样即使买房者最后无法支付房款，银行也可通过拍卖住房收回本金。银行则要考察买房者的还款能力，贷款额度不能超过买房者家庭收入的四倍。即买方以“首付”、而银行通过风险评估来表达“责任感”。
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的发明导致双方责任感的丧失，银行以购买保险的方式让保险公司来承担买房者违约的风险。CDS之后再打包成债券等金融衍生产品发售和交易，风险层层放大。作为银行来说，反正出了事有CDS兜着，于是放弃了考察买方还款能力的“责任感”，而买方干脆连首付都免了就住进大房子，放弃的是还款的“责任”。
之所以我对佩林在辩论中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因为她谈到“我们应该记得第一次拿到信用卡的时候父母告诫我们的——要量入为出。这里是一个个人责任问题”。
可惜的是，奥巴马和麦凯恩一味大谈他们如何救助那些要失去住房的人，但是却不想解决、甚至不去提醒金融业或法拍屋主的责任感问题。此次的拯救方案，最后等于全民买单，并开创了一个很坏的先例——你只要闯祸闯到谁也负担不起的时候，这个祸水就被转嫁到了所有人头上，而闯祸者却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
事实上，第一次救市方案被众议院枪毙，反映的就是大多数美国人的道德感。即使救市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认为麦凯恩或奥巴马如果能诉诸于基本道德，要比现在一味诉诸于利益更能获得选民的认同。
我对于美国注重金融而放弃制造业的做法不以为然。金融业并不直接创造财富，而是重新分配财富（当然这种分配有利于刺激制造业的发展）。但我们最终的生活依靠农业和工业生产，而不是纸面上的数字，多年来美国的制造业却衰退得相当厉害，从底特律到克利夫兰，这种趋势相当明显。
美国人这种借钱消费，崇尚奢华，负债累累的生活方式难以持久。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上升到道德层面来认识，经济的衰退、甚至国力衰退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恰恰是两党候选人都故意回避的问题。
三、麦凯恩与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问题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由于美国经济发展模式所导致的问题而令其外交上越来越软弱。
从意识形态来说，一个共产中国是对美国民主的最大威胁。世界上几乎每个践踏人权最严重的、乃至恐怖主义国家，如北韩、苏丹、津巴布韦、伊朗、缅甸等，背后都站着中共。然而由于中共靠百姓“血汗工厂”而生产的产品赚取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其中很大一部分则购买了美国的债券。美国在借钱消费时，也就被中共绑架了。
此次总统候选人的外交政策辩论，“中美关系”倒成了缺失的话题。
由于中共治下、特别是残酷迫害信仰团体所造成的道德急剧沦丧，积累了重大的社会危机。官吏们没有任何道德顾忌地掠夺和压榨民众，民间没有任何道德顾忌地生产有毒和伪劣产品，甚至婴儿成为最大的受害群体。这些产品也出口到了美国。
现在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中国民间对中共的暴行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从瓮安到杨佳袭警，以及每年超过九万起的民间抗暴，都预示着中国的人权再不改善，大的社会动荡亦可能发生。
如果美国真的希望远东地区的稳定，一个稳定且负责任的中国是必不可少的。而这只能通过政治的变革，文化、道德与信仰的重建才能实现。因此，支持中国民众的人权不仅是美国的道义责任，也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如果总统候选人能够提出这个问题，才真正能够像当年的里根总统一样，展现一个政治家的智慧与风范。可惜的是，双方都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而不敢触及实质。
在我看来，有道德感的候选人才最具备感召力，就看麦凯恩与奥巴马谁能走出这一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