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杰地灵】探索 – -我活下来了

【新唐人2006年11月22日】我活下来了!咱还可以再干他一把民主。

人杰地灵】探索 – 魏京生(3):我活下来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你们谁愿意做这样的牺牲?”当时只有3个人有这个胆量,说:“我们不要怕,咱们就往下做。”最后扬光、陆林、刘京生和我一共4个人,决定继续做下去。下定决心以后,我们就准备开始出版一本小杂志虽然是小杂志但依然困难重重。首先,纸就很难找,也很难买到,因为是国家控制的。我们只好去买人家礼品包装用的纸再多花一些钱,一张一张人家帮我们裁!然后再师傅长、师傅短的,个烟之类的表示谢意。当时,油墨没地方买,我们满北京找,终于找到了郊区的一个油墨的小商店我们高兴万分,一下子买了好多瓶!纸和油墨有了,现在需要想方法去借印刷机,当然是找学校去借。一般而言,这种东西,哪怕是手推的油印机,在学校都属于控制物资现在的人根本无法想像!我们借了一段时间还了,另外再借一个,印一次得借一回,括刻腊版都是自己想办法等等虽然一切做起来都很困难但是,觉得那个时候人很快乐!他们几个人我发现都是这样,心情非常舒畅!我觉得自己这辈子还有机会干这么一件事居然共产党没有在第一天就把我抓起来,还给我时间干了,所以特别高兴!那时候经常一天连特别是油印的时候,要印完后一张一张对,因为有好多页!然后拿普通的装订机订书机给订上。订好后,也不拆边就这样印几期拿出去发放。第一期当然主要登载的是我写的“第五现代化”、“续第五现代化”、“再续第五现代化”3,此外,还有人权平等与民主以人权评论为主文章。后面几期也差不多,只不过加入更多别人的一些文章。办杂志的钱从哪里来?那时他们3个人很穷,都是普通老百姓什么钱刘京生那时是工人说实话工资虽不很高但还是要交给家里他基本没掏什么钱;扬光是学生也不可能有钱;陆林也是小工人还要养活他好几个正在读书的弟弟,他是家里顶梁柱所以他也不可能拿出钱来。当中就只有我最有钱,我卖了一支手表和一辆自行,得100块钱。刘生和扬光一人各10块钱,然后筹集了一共不到150块钱吧。陆林是我们财政大臣。第一期杂志出来后,陆林马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咱们第一期已经花了110多块钱,第二期的钱从哪来?”我们开了个小会,然后决定去卖杂志。在民主墙卖杂志我们是第一个。当时决定卖的杂志价格还不低,一块五一份。而那时的“红旗杂志”好像只卖两毛钱一份,当然共产党有的是钱,可以半买半送,厚一点的历史研究杂志也才一块钱一份。为什么我们卖一块五呢?根据我的计算,印了不到五百份,除了送人可卖的并不很多。而卖回来的钱,刚好用来印下一期的。 当时我们来到民主墙,宣布我们第五现代化不用每天贴一次,印出来了大家可以拿回去慢慢看。但是人群围上来就抢,抢了就没法卖了。好几个人甚至把钱递过来,甚至是十块大票递过来,可找钱时却找不到人了。后来我们爬到墙头上卖,但很多人还是这样,他递给你十块钱,拿了杂志就走了,找给他们钱,他们却说:“别找,别找,你们收著。”当时十块钱不得了的,很多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支援我们。结果收入大大超出预料。所以第二期我们就印了一千多本,后来就是二千本三千本这样印下去。最后当我们逃跑时,每人居然还都分到了二百多块钱。我们不妨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一个政治家的作为。邓小平打败华国峰,上台第一件事就是让老百姓闭嘴,因为他要搞独裁;第二件事就是打越南,尽管毫无意义。越南并没有侵略中国,自卫只是在找找借口!中、越边界从来就没有划定过。边境产生一些纠纷甚至武装纠纷也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事,那也不过是边界纠纷,越南也没有什么计划要把你中国给打下来。为什么要打越南?真正的解释只有一条,即是暴君行为。第一、通过这场战争让爱国主义消灭于正常位置,扩大自己权力。第二、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打完越南后,邓小平绝对权威树立,修理谁就不像打败华国峰那样需要费劲才赢。当时人人都会想到下一步马上就是要镇压国内要求民主的人了,事实也果真如此。邓小平从越南回来第二天就决定撤军,第二天就决定镇压。根据当时我得到的内部消息,包括西方的情报机构都悄悄透过外国记者告诉我,他们得到的情报是邓小平马上要开始镇压了。当时我们探索杂志几个人开了个小会,我说:“咱们四个人,肯定要进去的,先把情报跟大家通报一下,邓小平已经有这个计划,公安部也正准备讨论这计划,说不定哪一天就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做好应变的准备。我当时提了个建议让大家讨论。因为家庭的关系,我比较了解邓小平的性格。邓小平这个人性格比较急躁,所以我们能不能来个引蛇出洞?当年,毛泽东对付右派也用了引蛇出洞,确实把中国的知识份子整得七荤八素的!反过来,咱们也来个引蛇出洞,首先批评邓小平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个非常大的事件。邓小平一怒之下会首先把这个人抓起来,而且肯定把我们4个人全抓进去。 咱们4个人被抓以后,当时的国际社会肯定会有反响,包括跟我们一些友好的外国记者,包括当时的玛利亚,白天祥,还有很有名的法国记者德隆,以及英国的一些记者,他们都会比较关心。还有一些没出面的外国记者在徬边悄悄的观察,因为他们害怕中国政府。比如美国记者就害怕中国政府,当时中美刚刚开始蜜月期,他们不愿得罪中国政府,所以没有一个美国记者敢来跟我们谈话。但是不管怎么说整个外国记者会有呼吁的行动,因为他们都是帮助民运人士的。后来跟我当时估计的一样,我们被捕后,北京的外国记者马上成立一个外国记者俱乐部,表示抗议。当然这个俱乐部现在已经没有了。我当时跟同伴们说,有了这种反应,邓小平肯定胆子要小一点,就不敢再抓其他的。因为一看外国记者反应这么强烈,国际社会反应这么强烈,他可能会停手。因为他需要得到外国的支援,如果没有国际社会支持,特别是美国的支持,西方的支持,他往下也没法搞!所以我估计他会收手,这样我们民主墙整体可能多活很长时间。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引火上身。事实上,民主墙确实最后茍延残喘的活到81因为递捕我的时候是79三月然后我们又作出第二个决定。在我最后的一篇文章《要民主还是新的独裁》贴出来之前,大家把钱分了。我告诉他们,我的东西一贴出来,杂志一出,你们就赶快撤,都跑到外地去,能躲就躲。如果你们还是被捕了,所有责任都往我一个人身上推。开始,大家不同意,我就强行通过。我说道理非常简单,干嘛4个人一起去死呢?至少你们有活着机会,我记得当时扬光还问了一句:“那我们要推到什么程度?”我说:“全推干净,推到能把你们放出去的程度。你就放口说,我不会怪你,你留着你的命,出去还是要搞民主。”后来这几个人也都在做,89年以后澳大利亚的民运是扬光一手搞起来的。澳大利亚老民运都承认,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救民主墙达到了,第二个目的救了他们3个人的命,甚至没有敢想的第三个目的也达到了—救我自己本身。当时,在我贴最后那篇文章的时候,做了这么个决定,做好了以后我就贴出最后那篇文章,指出邓小平就是要搞独裁,而且强调他就是要搞个人独裁—毛泽东式的独裁。我想那几句话对刚从监狱里出来的老干部还是很有影响,这些人一听可能吓一跳。所以,后来我这条命保下来了。说句玩笑话,真得感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那些委员们,当时大家立刻就想到:不能让老邓搞独裁,老毛的人性格已经比老邓的性格好多了,不像老邓是残忍的性格,那整起人来都整的七荤八素,把人往死里整。要换了老邓这种性格,坐到毛泽东那个位子,大家还有活路吗?所以很多老干部一下子没有任何理由,就从我的案子开始反对,这样我才能活命,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当时审判过程挺有意思,他们指控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我在法庭上进行自我辩护,逐条批驳他们提出的罪名。我从反革命概念开始讲,我说:谁是反革命,顺历史潮流而动的是革命,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是反革命。你们现在要搞的是专制,不是搞民主,自己也承认民主是历史大潮,你们共产党也说过,你们所有领袖包括毛泽东也说过,世界大潮是民主,你们现在在逆世界潮流,你说我反革命不成立。当然,真正的焦点是在出卖情报上面,他们认为已经拿到证据:“你跟国外记者谈话,谈到中、越边境的战争。”我说:“当然,我谈到了!”我说:“那你拿到的证据能说明什么?”他说:“那就说明你出卖军事机密。”我说:“不对!出卖军事机密,有两个要件:第一、你得证实我说的确实是军事机密。那你告诉我说的哪一条是军事机密?是哪一份秘密文件里头拿来的?你没法证明!这不是一份秘密档,你没有认定它是保密档,你就是政府也不能随意认定!”争论的很激烈,这就是为什么到八二年初很快就制定了保密法。结果辩到最后,法官发现没办法辩论下去,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断的把话题扯开。我每次都把话题扯回来:“你讲清楚,你不要扯别的!”辩论中间停了十五分钟。合议庭要去讨论,法警还特地、偷偷从食堂买吃的给我,说:“老魏很棒!过瘾!”那几个小法警说了很多这种话,挺有意思的,然后就听到隔壁在吵,就问他们:“在吵什么呢?”也听不清楚,好像在吵刑期,吵定活还是定死。当然小法警鼓励我,说可定活老魏,可定死不了。当时我以为他们是安慰我,但后来听说那边争论了两个小时,吵的非常激烈,实际上争什么呢?和议庭的人都认为判五年左右就可以啦,而且反革命煽动罪最高刑期也十年,十年以下也可以了;而出卖情报的罪名,不能做实,他骂中央领导也不是那么严重,五年左右也可以了。但上面坚持说要十五年,一定要判十五年,所以大家在争、在吵。在他们争吵的时候,我睡了会觉。吵了两个多小时后,他们把我叫起来准备宣判。站在那等待宣判的时候,看那法官、审判员面无表情,而且法官非常不情愿的念著判决书,念完了说:“有期徒刑十五年。”我当时一听乐坏了,我乐得脑子都有点儿晕、身子一晃,旁边两法警赶快扶我,:“老魏!镇定点!”他们以为很多犯人一听判自己刑就吓瘫了,所以他们有规矩的,要在旁边撑一下,别让他瘫了。他们也以为我是吓著了,后来我退下来才告诉他们。我说:你们不知道,我高兴呢,我活下来了!我以为我活不下来了,我高兴!留得着青山在嘛,还可以再干他一把民主。当时刘青他们确实不错,想办法把审判我的情况弄出来,当时唯一的一台录音机还是马丽送给我的,我留了下来,然后又转到刘青手里,当时交给了一个朋友,他是中央电视台摄制组的领队,他就把这台录音机带到场内。后来,刘青找几个胆子比较大的朋友连夜的把录音转成文字。改成文字以后,就是审判之后没几天,也就在十月下旬的时候,这东西已经在民主墙公开了,而且印了出来,贴了出来,有大字报的、有印刷的,马上发到人手里。刘青拿着那个当场去散发,刘青呆了一会儿还是走了,另外两个朋友在那散发。公安局马上就来抄了,把这两个人抓了起来,刘青就跑到公安局去把那两个人换了出来:“这事是我做的,跟那两个人没关系,只是委托他们帮我散发而已。”这样刘青给抓了起来了。这个时候国际社会的反应开始慢慢出来了,通过这些外国记者特别是西方记者,把这问题搞得很大,因为中国开始抓人。邓小平刚开始上台还很好,可一上来就抓人了,所以这形象就一下子弄得很糟糕。我一进监狱就被送到了死牢,连员警都觉得奇怪,你本来不是在死牢啊?当然,这是邓小平亲自下的命令,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就这么一关就关了八个月。死牢!当时那个中队长都觉得很不公平,他来找我:“你怎么老蹲在我这!”“我什么叫做你老蹲这,是你把我关在这的!”“时间也太久啦!你违反我们的规定啦!我们司法界从解放以后就是监狱管理制度有明文规定:死牢关人不能超过两个月,两个月之内如果不结案,你就要送去别的牢子。去吧!你不能老在死牢。死牢环境,不是人待的地方,人在那个地方就关也把你关死啦!”当时管政法的是彭真,我就给彭真写了一封信。我讲你们做的不合乎道理,第一、不合法;第二、不合理;第三、你们也太胆怯了!我写道,你们那么大的一个政权几千万的党员,掌握著中国的所有权利;我这么一个小小的年青人,你已经把我关在监狱里,你还要采取一种非法的措施来对付我,你们也太胆怯了吧!?那封信写出以后不久就把我调到K子楼正常号那边。在死牢的时候发生了好几件很重要的事情。有一个年青的死刑犯,至于他的案子到底怎么样咱们不敢肯定,但是在我看来他有点冤,就是他们两帮人打架,石头扔到那边,死了人,他们这边的人被抓起来了。在那之前已经听说过,在监狱里头是要把犯人的内脏割去做实验或是器官移植试验等等,当时我也是将信将疑。这小伙子临死了,脑子一下子很冷静了。临死前两天,他不闹了。他第一天说我对不起我妈,守着寡把我养这么大,好不容易活到十八岁了,稀�糊涂的让人一枪砰了,感觉对不起自己的妈妈。第二天,他觉得对不起他的女朋友,他说:“你看我们都已经一起睡了,这样我一死将来她怎么嫁人呢? 唉呀!很对不起她!女朋友对我这么好,这么好,我对不起她!”等等等等, 想想,突然说:“老魏,我这个人怎么死得这么冤枉!我说老魏啊!我早认识你该有多好!我要跟你一起干,杀了头,我死了也值啊!”我突然想:“你现在想帮我干,也可以啊”“可以!?你说什么事?”我说听说有这么回事,割器官,到你被拉出去那一天,你能不能帮我证实一下是不是有把人器官割掉的事。他说:“怎么证实呢?”我说:“一般人到那个情况都会大喊大叫,如果你看到有把你拉到中间那个大厅,就是死牢那个大厅,如果看到有穿白拉挂、拿手术盒子的这个人,你就喊一句话,反正就是那种情况下你不能喊的一句话,很奇怪的一句话。如果你看到有这个就喊那个,没看到你喊别的。你要被杀的时候你肯定会喊的,你能不能做?”他说:“你放心,我肯定给你做到!反正也是死了。”我发现其实人到快死的时候,他反倒非常冷静,脑子变得非常清楚了,因为整个事情变得非常简单了,他不需要思前想后了。这样他被人家拉出去到那个大厅的时候,他就在那喊,喊我们那个暗号,也就是说确实是从那个时候,至少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在割人体器官了,就是死刑犯的器官拿去做实验或者拿去给中央首长移植。现在改革开放后就更进一步了,拿到国外来卖钱。既使这样我还不是非常放心。我趁著有一次放风,跟一个比较年轻的小员警聊天,有一次我突然就问他,我说:“你们把死刑犯的内脏割了以后去给中央首长移植是不是太惨忍了点?”那个小员警没防备脱口而出,:“那个死的都是坏人,把他们的内脏拿去给中央首长,如果能救活中央首长不是还有价值吗?”我说:“但是你们没经过人家的同意啊?没经过人家的允许啊?”他说:“反正是坏人,死人,干嘛要经过他允许?允许也是一个死人,不允许也是一个死人!”我说:“那你在大厅里就给人割了,人血糊拉查的,你还拉不拉去刑场给毙了?”“要,要毙呀,要过一道手续啊,不然检察院不答应啊。”我说:“那你怎么弄去啊?”他说:“那简单!拿塑胶布裹起来呀。你没注意吗?中国枪毙的死刑犯都是两个人架著过去的,那个人其实已经死了,架著那补一枪装个样子而已!”我:“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参加过啊!我去参加过执行啊。”应该说这个员警本身是个好人不是个坏人,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下你都不会觉得你在做一件坏事。这个员警从头到尾可以说是个好人,因为我第二次被送到监狱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个监狱的监狱长了,他一看见我,老远的就跟我打招呼,还嘱咐其他员警照顾我,说:“这老魏是我哥们。”所以,可以说这个人是个有良心的人,不是坏人。但是,当时他说的那些话,你听着,你现在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糁哪,完全没有人性的一种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每个人都会变得没有人性,这也是我们觉得共产党是非常值得痛恨的,必须彻底清除的,把它当作一种毒素去清除的种因,这是很多理由之一吧!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明人会在那种东西下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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