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杰地灵】魏京生(5)坚持

【新唐人2006年12月12日】【人杰地灵】魏京生(5)坚持:国外大资本家跟共产党合伙 非法剥削中国工人。

 

93年我被释放的时候,有一天他们突然说放我我说中国的刑事诉讼法里的假释是有条件的,因为刑事诉讼法上写的非常清楚, 假释的犯人必须首要条件就是认罪伏法。而我不认罪我不伏法说我不认罪我伏法,我遵守监规纪律了但我不认罪我说你能放我吗?这是缺少要件啊!他们只好说,“上面要放你,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你不要跟我们绕法律条文什么的,你赶快走,们也好完成任务。所以中国这个法律,他抓你不合法,他放你的时候也不合法。

 

 

当时出狱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我想把这些年积攒的书信底稿带出去。很多老员警很早就劝我,说按照他们的纪律,这是不可能的。我说不管什么纪律按照法律,这是我的私人财产,没有什么理由不让我带走法律也不能剥夺我的私人财产。可是他们仍然说不行,按照规不能带走。我说那好,不能带走我就不走了,于是我就打好包的行李。他们一看急说等会儿,我们去请示司法部。我说那好,就给你一个小时去请示,我就要解行李了。他就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回来了,说能不能让他看看那些信。我说你甭给我来这套,我所有的信都是通过你往上转的, 你都看过,你甭我玩这花招。他犹豫了一会儿: 那这么着,你带走吧!我觉得这些书信很幸运 ,这些带出来的信稿最后成了一本书,能让大家看到当时监狱里的实际情况,包括我那时候做了些什么事,大家都可以通过这本书看到。

 

 93年我被释放了以后,当时很轰动。人们期望通过这么一个释放透露出一个信号,就是中国的政治气候可能会变得好一些,也许会走向民主化,总之人们是怀着这种希望吧。当时这个消息刚一传出来,在我们家的大院子里,站了满满一院子外国记者,公安局统计了一下可能有300多,最多的时候达到400,平常老是保持在300左右。那些外国记者,一直在那儿等了我一个星期。公安局的这些警就带着我四处躲藏这也表明了它的虚弱之处。据说江泽民去请示了邓小平,说为了奥运会,把这个人放了,邓小平就批了。但是江泽民还是很心虚,害怕这些外国记者,也就是说害怕舆论。事实上,中共的很多做法,哪怕是它做的件好事儿,它都担心见不得人,也就是说他们是完全没有自信的一种政治居然让那帮员警带着我在外头到处游玩,当然都是公家的钱。游玩了一个星期,一天换一个地方,就是躲这些外国记者.  

十五年之后

 

我蹲了15年监狱之后出来我看到的这个中国,巳经和15年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道德的沦丧,当然现在更糟糕。但是93就已经是道德沦丧,文化破败,崇洋媚外当然学点儿西方东西也不一定是错的,但是自己文化传统里好的东西,包括从民间发展起来的很多东西,或者是东西方结合的一些文化的东西,都得不到扩展,反而是一种畸型的发展详细情况我就不讲了,当时很多情况让人看了触目惊心。我就觉得中国真的变化很大,这个变化并不是一个好的变化,而是一个坏的变化。但是确实在中国也仍然有一大批一大批的仁人智士

 

那个时候都还没有什么工运,工会运动, 但是工人的已经变的非常糟糕了。过去在那种所谓全民所有的那个时代, 工资不高,待遇又不好,但是毕竟还有稳定的待遇。但93年的时候失业状况已经非常严重了,这也是让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我那些在全国总工会工作的朋友我讲了一些情况,说在底下已经几乎到了要造反的程度,没有饭吃,没有一点钱。现在全国总工会做的工作就是求爷爷告奶奶到处找救济,实际上等于是救火队。总工会找一点什么破衣服一点儿粮食什么的,拿去救济工人,让工人造反,当然还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他告诉我他下矿区去视察的时候,发现那些下工人的状况,就像我们在过去回忆旧社会的那个展览会上看到的一样,至于旧社会是否是那样,我们没亲眼看见不敢说。但是他说,“现在的工人就是那样,就是说现在才是真正的旧社会”!他到一个老工人家看,真是家徒四壁,坑上除了一床破被子,什么都没有,没有粮食,没有任何东西,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卖光了。他说你们这些民主派人士,不能天天在那光喊民主,得关心最基层这些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否则就要爆发巨大的动乱。他说89年是邓小平说那是动乱,但那根本不是动乱,那时候社会秩序还挺稳定的。而现在93年,那真的是要社会动乱。那么多的下工人,没有人管他们的生活。当他自己下到矿区去时,工人领袖直接找到他,说我知道你是从中央来的,全国总公会来的,你就给个话,告诉中央:“要不,你现在给我弄来救济粮,要不这工人就造反了。我们就拿起武器造反了,我们现在也能买武器也能造武器,这手艺我们有 经过89年那场运动,大多数中国人都看清楚了咱们需要的是民主,民主挺好。就象北京的处租车司机说的,“至于民主是怎么回事儿,我也弄不懂,我也不想弄懂,但我就知道一条儿,民主是好的,比现在好。

 

 我当时非常奇怪,我们79年的时候,就帮助些上访的人,包括后来胡耀邦也弄出很多什么上访的制度,怎么弄了半天到了93年还有那么多上访的?最近我看了很多新闻也说国内上访的好像比79年的时候还要多了所以应该说现在的社会矛盾,其实比79年那时的社会矛盾还要尖锐。而现在的这个矛盾已经不是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的问题了,而是一种非常尖锐的阶级矛盾一部分人把持权力的同时把持财富,把持所有的社会资源,而大部分人丧失了这种权力和资源,而且得不到自己的利益,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的状况那么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应该是当前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矛盾,所以共产党的那个政权不稳可能跟这个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第二次入狱

  

93年我在外头当然也开始号召大家搞工人运动,包括组织反对党。当然我的这些活动,可以说是戳到了共产党的痛处了。我并不大肆张扬,也不是天天去见外国记者炒作。他们一开始以为最大的威胁来自这些外国记者,但是我们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号召工人农民去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个共产党发现也是不可容忍的,所以很快把我抓了起来。

 

 

抓起来的过程也是一个小故事,是稍微有点传奇性的小故事。当时在美国经有一个很大的争论了,就是要不要把人权和贸易脱勾。柯林顿政府为了拍中国政府的马屁,满足美国这些大资本家的需要,就要把贸易和人权脱勾这是六四以后一直在给中国压力的一个政策但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产生了很大争议,当时有好几个议员到北京和我谈到类似的事情,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当时的国务卿克�斯多福,他想到北京去听我的意见,然后以我的意见为准,来解决美国这场争论。所以他就决定来中国,让当时让助理国务卿沙塔克去打前战,悄悄的在美国大使馆那几个朋友的帮助下,跟我们联系上了.

 

 

据说是第二天江泽民把公安局臭骂了一顿,说人家见面都见完了,你们还不知道,你们该加以阻止,你们没有阻止,所以就让公安局把我给扣了。他们就跟我谈判,说我们请求你不见,我们愿意提供很多交换条件。他说了好几条:

 

第一,你只要同意我的条件你的人我不抓.所有民运的人都算我的人。我说巳经抓了的呢?他说,巳经抓了的很多人会放,我们现在给你一个十五人的名单,我们放这十五个人,其中包括王涛、陈子民等等人,其他很多不是那么有名我们就不提了这十五人名单,你看够不够,我说这不行,太少了。马上他就拿出一个三十人的名单, 说这名单你看行不行。我说你说话算不算数,他说只要你现在同意我的条件,不见克理斯多福,我们就放名单上的 。他说我负责的跟你讲,这是江泽民在跟你谈判我说还有这二天刚刚被抓的呢?谁谁谁谁谁,我点了周国强等几个名字,他说我马上放,明天就放。他说你不信你明天可以打电话。

 

第二,我们知道你想组织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可以给你放行;你要办报纸,准许,我给你找批文去,你帮助丁子林这些人,以后我们不干扰,放行;你们款我们一不扣。

 

然后他问我还有什么要提的条件。我发现他们真的很了解我,我要能提的条件也就是这些了。

 

我知道共产党是不讲信用的,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提出来了,你要不要冒个险。如果真能有这么一个机会,通过谈判把这个做成了,当然是件好事。怕共产党不讲信用,我觉得我可能也要冒一次险,顶多最后被别人骂成是傻帽,受了共产党一次骗。说实话我很对不起克理斯多福,因为他去见我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中国政府对他的压力也非常大.

 

 

当时谈得很清楚,他们要求我的就是,在克�斯多福在中国期间不要回到北京。我当时追问一句,那么在克理斯多福离开中国之后,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北京了?他说当然。所以我在外头转了一圈儿,当然是在警的监护下啊!我到青岛看了几个亲戚,到济南去看了几个艺术家。

 

 

我到济南的时候,克理斯多福已经离开中国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克理斯多福已经走了,按照咱们原来的谈判条件,现在我得回北京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反悔了。陪我的人说老魏呀,咱们再玩一玩儿,到南方去玩不是挺好的,南方你还没去看过,这改革开放说了一大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些,我可能会去南方,到那个时候,你们可能就没兴趣陪我了。但是我坚持说要回北京,我就让我的司机开车。中途到天津停了一下,只见了一个朋友,因为这个朋友有很强的官方背景,他父亲是原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不会受牵连。后来我才知道,我一离开他们家,连他妈都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共产党这方面是绝对没有人情味的。但我见了这个朋友,聊了聊天,这个朋友也警告我,说我很危险, 说压力很大,他们也听到一些消息等等。还告诉我要小心。

 

 

在天津停留期间,我顺便考察了一下天津保税区。他们讲了很多实话,他们说,所谓的改革开放、所谓的保税区,其实就是把外国企业放进来,偷税、漏税。外企在中国用了便宜劳动力生产了东西以后,价钱算得很精,进来的原料很贵,出去的产品比正常市场便宜得多,这样他给你算好了,正好中间没有利润,所以他就不用向中国缴税, 当然他们还用了中国便宜的劳动力。我问那还维持这保税区干什么?他们告诉我,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安排了一些工人就业。虽然工资很低,特别是台湾人和韩国人开的厂子,工资很低,日本人开的厂子工资也不高。我一就明白了为什么国外的很多报纸对中国的报导那么的正面? 是那些大资本家在报纸后面,在跟共产党合伙的、非法的剥削中国工人,剥削的钱把自己养肥了以后,在外面替共产党说话。当时我就是这种感觉,不是我到美国后才了解的情况。我当时直觉就告诉我,这就是江泽民搞的一套外交,就是利用这些外资企业来控制西方的舆论、控制西方的政治,这个他做的很成功,就是在中共的邪恶的手段上又加了一个手段,这是江泽民的功劳。

 

我到天津的时候,矛盾已经很尖锐了,跟着我的这些警拚命的阻止我回北京。我问你们当初答应的条件不算数了?他们的回答是不算数了。于是我被扣押了。前几天是一种临时性的扣压,然后就转长期性的扣压。

 

 

释放

 

总而言之,不管怎么样,在我第二次入狱后还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大概是95年,随着柯林顿做了让步,中共的国际社会压力一下子减轻了许多;所以96年下半年的时候,中共召开了一个什么政法会议,罗干主持的,当然是江泽民授意的。意思就是现在我们国际社会压力已经减轻了,我们现在终于有机会来收拾一下这帮政治犯了,我们要采取严厉措施、整肃监狱。

 

 

那么这些措施出来以后,全国的政治犯都受到了迫害。当时我听说了消息以后,我所在的监狱也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他们经常悄悄地召集那些看我的犯人去开会,开完会以后,其中的五个人都不愿意动手,只有一个,那个小组长,他愿意动手。所以这个小组长就不断找我麻烦,无缘无故找我打架。我已经觉察这里有点奇怪了,因此就在思考怎么对付他们。因为正好快96年的年底了,我就想,97年江泽民有个大秀,他会非常高兴的一个大秀。邓小平争取了多少年,终于香港在977月份要回归了。江泽民会很得意地的做一场大秀,这都是咱们能想像的。

 

 然后我就算计著,我如果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就是他们在监狱里欧打政治犯的消息,肯定会很轰动。那么我就根据这些我所知道的情况,我就进行设计,怕他揪着我的胸口来挑舋,我也不动手。我不动手但我等,我一直等到97年的四月份,他再伸手挑臖的时候,我就不客气的把他教训了一顿。一动手果然跟我预料的一样,马上警就来说,这是你的问题,你打人家,我们要采取这样这样这样的处罚措施,包括上铐什么的。两个星期以后,就在每个月接见的时候,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弟弟,然后他再告诉我在国外的妹妹,然后国外的妹妹马上通知刘清, 刘清就去炒作。所以后来江泽民得意洋洋去接收香港的时候,从查尔斯王子和安南开始,每一个人见他都要问到这件事,听说你们现在在虐待政治犯? 江泽民回答说没有。没有?那最近我们听说魏京生怎么么怎么样,你要说没有,能不能让我们去监狱视察? 弄得江泽民很尴尬,回来以后暴跳如雷把这个罗干给臭骂了一顿、把监狱里对待政治犯的措施全部取消。  

  

很多人会很奇怪,为什么我坚持在国内那么多年,眼看就要得诺贝尔和平奖了,为什么要出来? 但是我得解释我出来的原因得奖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可能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对中国老百姓的民心是很大的鼓励,但我个人并不很看重这件事,而且我觉得,这种鼓励虽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我坚持那么多年不出来,但是最后在97年江泽民跟柯林顿做了交易之后,他们来跟我谈的时候,我思考了半天以后我决定,还是要出来的。

 

 

,我确实身体很差,警们也都好心的提醒我,再在监狱里待下去,可能没办法活着熬完第二个星期了。那么我是死在里头, 对民主运动的帮助更大?还是出来帮助更大?当然出来可能帮助更大,我不必要死在里面。第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当年觉得海外的民运吵成一锅粥,这个是我在中国的报纸上都能看到的,共产党是不忌晦报导这些负面的消息的, 反而是加强报导。通过共产党的这些报导,我发现海外民运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他们的工作到了该转型的时候没有转型,还是热衷于在报纸上街头上炒作。

 

 

上述做法在89年刚过去的那二、三年里头,可能还是比较有效果的,因为那时候,大家还是比较关注中国的事务,包括那个屠杀,人们仍然记忆犹新。但是时间久了以后,人们的记忆就不犹新了,热度也就下降了,这是很正常的。那么海外的民主派的工作呢,应该有一个转型,包括对国内的指导性的工作。

 

 97年当然也是因为在政治压力之下,当时江泽民要访问美国,我估计江泽民来美国肯定是有条件的。你卖国,他真的很卖国,而且是拿着中国人自己人去做人质人交换,这在过去已经有很多例子了。  坚持  

出狱后,在机场跟家里人见了一面之后,我就直接送上了飞机。我一到美国有很多记者就问说你在飞机上可能会想很多、好像感情会非常激动。我说我一点都没有。因为我坐在飞机上,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到了美国会面临特别特别艰苦的工作,有时间激动啊!我一点都没有激动,我真的是一点都没有激动!

 

 

当然到了美国以后,我所面对的这个状况也是很糟糕的。首先来讲,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大家都来欢迎你。第二点,热情支持民运的人非常多,但是我在这儿是任何人都不认识,又由于美国这种环境,我很难跟大家碰到一起。而当时,美国方面安排的一些接待的组织和人,也并不一定非常关心中国的民主,他们关心的当然是他们自己的那个形象。

 

 所以这几种情况加在一起,就是说我到美国以后刚开始工作,环境是错踪复杂的,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我给大家交待一下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很高,而我们并没有达到这些期望,那么这是有很多客观原因的,确实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左右的。当然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慢慢展开,我个人觉得我们在海外的工作还是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还是相当有成果的。而且说实话,一个运动在没有真正的外援的情况下,不像大家传说的那样,美国人给我们很多钱、台湾人给我们很多钱,并没有这种情况。那么主要是在靠大家自己掏腰包,艰苦奋斗搞民运的情况下,还能做到现在这个水平,还能保持这个运动的存在,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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