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26年06月17日訊】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1958年5月8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講了這樣一段話。他說：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說完，他哈哈大笑。
毛澤東直接承認，他就是獨裁者，就是殘暴。但是，無論他多麼殘暴，在他發動的每一次政治運動中，都有人站出來反抗。
1966年文革爆發，19歲的少女王容芬，就是其中一個可貴的反抗者。
今天，我們就根據戴晴、洛恪的《女政治犯王容芬》等資料，跟大家聊聊她的傳奇人生。
豁出性命 反毛退團
王容芬，1947年出生於北京市海淀區，童年在培元學校讀小學；10歲時，以語文、算術兩門課200分的成績考入北京101中學；16歲時，成績優異的她，被保送到北京外語學院德語專業學習。
1966年，19歲的她，已經是一名大學四年級的優秀學生幹部了。在這一年的8月18日，她作為學生代表，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見到了被無數人狂熱崇拜的毛澤東。
這是毛澤東當年首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接見後，紅衛兵像被打了雞血一樣，衝出校園，衝向北京的大街小巷，「破四舊」，大搞打、砸、搶、燒。這就是「瘋狂的紅八月」。
據《北京日報》報導，1966年8-9月間，北京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學校的老師、校長，還有很多市民。
王容芬在「瘋狂的紅八月」裡，看到、聽到了很多駭人聽聞的事情，她的良心備受煎熬。1966年9月24日，她忍無可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信中寫道：「請您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想一想：您在幹什麼？請您以黨的名義想一想：眼前發生的一切意味著什麼？請您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想一想：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我鄭重聲明：從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寫好信後，王容芬跑到天安門附近的棋盤街郵局，把信寄出。她還給母親、中共中央、她所在的學校寄了同樣內容的信，算是訣別。
寄完信後，她走到王府井藥店，買了四瓶農藥「敵敵畏」，然後朝東直門外的蘇聯駐中國大使館走去。
快到蘇聯大使館時，她從口袋裡一瓶接一瓶地掏出「敵敵畏」，「咕嘟咕嘟」全部喝下去了；之後她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
王容芬當時的想法是，因為中蘇關係惡化，只有蘇共敢跟中共叫板，她想讓蘇聯外交官最先發現她的屍體，然後，把她以死反抗文革的消息傳出去。
多年後，談到為什麼給毛寫信，王容芬告訴採訪她的記者：
「（818之前）街上已經全亂了，我們家也被刨地三尺，說我們家藏著那個⋯⋯偷聽敵台⋯⋯又是特務，又是什麼的。在街上看到的，大卡車拉著一個女的給剃的那個『鬼剃頭』，那時叫『陰陽頭』，一半禿、一半長的那種，可怕極了。掛著大厚牌子，沉重極了，脖子上細鐵絲勒進肉裡邊去了，那個人還是個大肚子（孕婦），我真看不下去了。」
王容芬說：「這麼沒人性的做法⋯⋯太多了，我們外語學院在魏公村，進校門的時候有一個湖南公墓，（著名畫家）齊白石的墳被砸了，骨頭被拉到外語學院大操場的舞台上，擺在桌子上批鬥，這都是什麼事兒啊！好幾個老師自殺了。」
「我們學校法語系的一個教授，因為他太太是法國人，紅衛兵逼著他自殺。校醫室有一個大夫姓黃，黃埔軍校畢業的，因為畢業證書上有（校長）蔣介石的簽名、蓋章，把他也逼死了。」
王容芬在德語系學習，聽過希特勒的演講錄音，看過納粹大屠殺的記錄片。她把眼前的景象和納粹的暴行對比，感覺她看到的現實更殘酷、更野蠻、更不可思議。她想：「這個國家完了！這世界太髒，不能再活下去了！」於是，她決定上書毛澤東，以死抗爭。
一個19歲的女大學生，在全國上下，包括許多高官都陷入狂熱的時候，用常識與良知，保持了難得的敏銳與清醒。
有人形容，她的舉動是：「明知要毀滅，卻拚命地扑向熊熊之火。」
被判無期 大難不死
雖然王容芬決心赴死，但老天爺卻不收她。醒來的時候，她已經躺在公安醫院裡。
她回憶說：「醒來的時候，被一大堆警察圍著，在公安醫院裡邊。我在那兒待了一天兩宿，就給抓起來了，送到功德林監獄了。」
在功德林監獄關了一段時間後，她被關到德勝門外的「少年犯罪分子管教所」，在那裡挨批鬥。之後，她被關到位於半步橋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1969年，有傳言稱中蘇要打仗了，當地搞戰備疏散，她被疏散到山西臨汾晉南的看守所關押。之後，她又被換押到晉東南的晉城看守所。
1976年1月8日，在被關押近10年後，王容芬被判處無期徒刑。罪名是「現行反革命」。罪行是：用最最惡毒的語言攻擊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宣判後，她被押解到山西榆次的女子監獄，去勞動改造。
被判刑的前一年，是她在監禁中最難熬的一段時間。她回憶說：「到了山西，（監管人員）確實不打我，不罵我，戴的背銬叫『小銬』，那種鐵銬整個就夾在肉裡頭了，上一把大鎖。那種銬戴上去以後不出三個鐘頭，全都『招了』，因為實在受不了，壓迫得心臟都不行，它把動脈整個給你卡住了。」
但是，她不想求饒，就這麼咬牙硬挺著。後來來了個法醫，看到她後，告訴監管人員「人要死了」，監管人員這才把她的背銬摘下來。
王容芬回憶說：「摘的時候是十冬臘月，摘不下來了，整個那皮跟鐵、肉全都長在一塊兒了。他們就硬給撕下來了。」
1976年10月6日，毛澤東去世不到一個月，毛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幫」被抓捕，十年文革總算是結束了。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搞改革開放之後，開始平反冤假錯案。
王容芬的媽媽一直在外面為她喊冤。在媽媽不斷的奔走呼號下，她的案子被列入第一批平反的大案要案。
1979年3月11日，在被關押長達12年半、被判刑兩年零兩個月之後，王容芬被宣布「無罪釋放」。
出獄後，王容芬當過德語代課老師；之後，中國社會科學院開始重建社會學，面向社會招生，她寫了一篇論文寄去，被看中，面談後就被錄取了。
她先是在社科院中國社會學會籌備組工作，後來成為研究德國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思想的專家，介紹翻譯了不少德文社會科學名著。
1989年6月，王容芬前往德國定居，至今依然筆耕不輟。
經歷六四 不存幻想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辭職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病逝。隨後，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為先導，社會各階層陸續加入的「反官倒、反腐敗、爭民主、爭自由」的請願活動。
王容芬回憶說：「當時，我人在北京，我到天安門廣場上去，每一天都去。我參加了首都知識界聲援學生的團，當時還讓我們也去絕食，我也參加了。跟家裡都交代了，跟我婆婆交代了，把孩子交給她了。婆婆還給我一個大棉襖穿著，說『晚上別凍著了』。」
1989年6月4日，鄧小平調20萬大軍進入北京，製造了天安門屠殺。美國政府曾透過中方戒嚴部隊線人，獲悉中南海內部的一份文件，評估「六四」死傷的民眾多達四萬人，其中有1萬零454人被屠殺。
王容芬說：「我曾對鄧小平有一定的承認和感激，一來是基於我個人的經歷，二來認為經濟改革是從他開始的。但是六四一殺人就徹底完了，這個過了底線了。」
「向平民、市民這樣開槍，而且他們使用了連納粹都禁止（使用）的『達姆』彈（又稱「開花彈」），這是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
王容芬還對中共的歷史進行了反思。她說：「共產黨的歷史是很不光彩的，它是一個暴力的反人類黑社會組織。」
「我已經過了相信鄧小平的那個階段，我不會再信了，共產黨哪一派我也不信了，因為只要是共產黨，就是有侷限的，因為一旦觸及共產黨自己根本利益的時候，它就會動槍動炮。共產黨它永遠不會變的。」
給胡錦濤的公開信
2008年1月12日，旅居德國的王容芬發表致中共黨魁胡錦濤的公開信。信中寫道：
「文革是反人類大劫，其持續之久、危害之廣、殺人之多、手段之劣，在人類歷史上都屬罕見。」「一旦41年前的人類悲劇重演，不要說改革開放受挫，5000年文明的泱泱大國就徹底毀了！」
「到今年6月，文革就42年了，這個歷史大案該了結了。不了了之，後患無窮。」「（如果中共）真要促進改革開放，就當以史為鑒，與時俱進，尊重百姓人權，摒棄暴力路線，徹底否定毛澤東思想，接受《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設立反人類罪法庭，宣布紅衛兵為反人類暴力組織，將文革罪犯及頂風作案復辟文革的現行反人類罪犯押上法庭，繩之以法。只有這樣，才能告慰文革死者，取信於民，建立和諧社會，推進改革開放。」
結語
回顧王容芬的非常經歷，她真是一個大難不死的奇女子。
有人總結她的命運有三個令人驚嘆之處：一是在舉國痴狂之際，竟能獨具慧眼以不怕死的勇氣戳穿「皇帝的新衣」；二是竟能堅強並幸運地活下來，目睹「文革」的破產。要知道，按照當時「標準」，王容芬如果被執行死刑，並不是一件令人吃驚的事情；三是王容芬受盡非人折磨之後，精神並沒有崩潰，還能在理性嚴謹的學術領域中取得巨大成就，以一顆平常心面對餘生。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兒了，感謝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別忘了點讚、訂閱和分享。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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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真相》節目組製作
（責任編輯：李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