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華爾街日報》根據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獨家數據報道，在中共二十屆中央委員會中，具有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核工業技術專長的官員有81名，占比近40%，在十九屆中委中，這一數據不到18%。而在24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具有科技背景的由上屆2人增至本屆8人。這些數據不包括經濟學、金融學的技術官員。
習近平拔擢科技精英進入中共領導層的政治設計，與中共在今後的戰略目標密不可分，習近平所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正由鄧小平時代所主導的寬鬆的市場化經濟、有限的多元文化體制以及淡化意識形態的權力結構，向強化紅色意識形態、重塑國有經濟、力舉科技興國以及打造軍事強國的整體戰略目標轉換，為配合這一目標，黨管人才的具體範式將鄧小平時代引進的技術官僚進一步向起用軍事與科技精英聚焦。
然而，採用精英政治、專家治國是否就能幫助中共實現科技大躍進、對抗美國，敵視普世價值稱霸世界的野心呢？而那些在中共黨文化體制內浸漬多年的科技官僚技術精英是否能夠在權力與知識、領導人意志與科學規律之間尋獲一條兩全其美的戰術路徑？我們回顧一下共產黨的歷史，答案就不言而喻了。
1.前蘇聯的專家治國
前蘇聯從1917年到1928年十年內，黨內僅有138名工程師，工人為74.2萬，在蘇維埃工廠裡，廠長一定是紅色工人，工程師只是其助手。學校招生65%是工人和農民，其中大部分是黨員。無產階級學生要監控老師、挑戰老師權威。1920年代中後期，斯大林在搞了一段激進主義手法後，從1931年開始走上了專家治國的道路，紅壓倒專的做法被又紅又專模式取代。二戰後，第一批紅色專家迅速升遷到黨和國家的官僚機構中，50年代，這些紅色專家們奉命援華，60、70年代紅色專家基本掌控了蘇聯的領導權。
然而前蘇聯的專家治國模式並沒有阻擋前蘇聯的解體，也沒有阻擋一些科學家對政治、道德與科學之間的關係的正確思考。被稱為前蘇聯百萬級氫彈之父的前蘇聯科學院會員、第一個社會主義勞動英雄榮譽獎的獲得者薩哈羅夫，在50年代就開始思考核科學的道德與政治問題，1963年他參與促成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國際公約，1968年他著文反對蘇聯研製反彈道導彈，被當局禁止參加任何軍事與科研活動。從此他走上了人權活動的道路，1973年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1980年他因反對蘇聯入侵阿富汗而被流放，1986被戈爾巴喬夫釋放，1989年12月死於心臟病。
2.毛時代的「紅」壓倒「專」
中共號稱是無產階級和工農群眾的黨，但中共的一大代表中，半數以上為精英分子，李大釗、李達、李漢俊、周佛海留學日本，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畢業於北大，陳獨秀為北大教授，董必武留學莫斯科東方大學。
中共在其後的革命鬥爭過程中，通過發動群眾運動，動員流氓無產階級力量不斷作為自己的新生力量，四十年代延安整風運動，對王實味等對革命抱有崇高理想的知識青年進行迫害。即便是這樣，黨內高層也不乏是個精英圈，1945年中共延安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會44名委員中，27%以上是上層階級出身，至少一半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留過學。
竊政前的中共靠著共產主義大同理想和建立美式的民主政權的欺騙宣傳，蠱惑了許多有識之士，包括民國時期的文化及科技界精英。竊政後，中共通過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高等院校專業調整、引蛇出洞的反右運動、文革大革命等政治運動對城市的知識界、文化界和科技界進行大清洗。1949年前後的兩次土改運動已經將農村地區的文化及道德精英的鄉紳階層消滅殆盡。作為傳統概念中的「士」的階層在中共的各種運動中消失了。
中共在毛時代實現了理想的「紅」完全壓倒「專」的用人模式。直到1985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過了7年了，中共全體黨員中，10%是文盲，42%是小學文化水平，30%是初中水平，14%是高中畢業，只有4%是大學畢業。
3.鄧江胡時代的技術官僚
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說：「專不等於紅，但是紅一定要專。」鄧氏的政治精英登場的准入是幹部的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這意味著鄧的中共將要推翻毛共產的農民革命家模式，實現專家治國，將中共改造成一個專家黨。同年，中共胡耀邦總書記宣布新政策，黨的幹部要「從大中專畢業生和具有相當文化水平的青年中挑選，一般不直接從文化低的工人農民中提拔。」
1982年-1988年間，475萬名1949年前後參加革命的幹部退休。1986年的《人民日報》驕傲地宣稱，從1980年-1986年，46.9萬名大學畢業生被提拔到縣級以上領導崗位，1982年-1984年三年中有大學文憑的縣級幹部比例從14%上升到47%。
在中共中央，大學畢業的中委委員從1977年的26%上升到1982年的55%，1987年73%。在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領導下，中共開始探討黨政分開的國家治理道路，在高校意識形態領域開始探索校長治校的專家治理模式。但這一切嘎然而止於89六四血案。之後，江澤民踩著六四學子的鮮血上台，中共開始收權，儘管技術官僚模式被保留了下來，但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本可以欣欣向榮或許可以給中共帶來一些變化的精英階層，在江澤民貪腐治國的理念下大面積快速腐爛，專家治理變成了貪腐治理和山寨發展。
中共中央的中委委員在2002年十六大時，本科畢業生達到99%。十六屆中共九名常委，全部都是紅色工程師相關背景，其中胡錦濤等4人是畢業於清華大學。同時，政治局中具有理工科背景的占76%。2007年的十七大政治局，新科9名成員只有三名是工程學科背景，其他經濟學、管理學、歷史和哲學等人文學科的比重有所增加。十六大和十七大十年期間，正是中共進入WTO吸引外資，全面啃食全球化紅利的窗口期，也是中共GDP黃金增長時期，同時也是中共權貴資本主義成建制發展時期，基尼係數不斷增長的貧富差距加劇拉大時期。
這一時期，也是中共人權在89六四事件後再次進行大倒退時期。在江澤民垂簾聽政下，胡溫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中共技術官僚的腐敗從江澤民李鵬的三峽工程，到國企改制工人下崗國有資產流失，再到後來的房地產崛起，地方政府強行拆遷，中共的專家治理、技術官僚模式表現為，對外利用西方的資本與管理，拒絕走向真正的民主，對內是層層貪腐、漁民百姓，社會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1999年江澤民悍然把整部國家機器對準法輪功信仰群體進行瘋狂迫害。
2012年，胡錦濤全面退位，習近平上台後高舉反腐大旗，十年間500多名省部級大員落馬，最高級別的技術官僚要數前常委周永康，中共的精英政治在中共的自我革命鬥爭中再次走向喋血與破產。
通常，西方政治科學學者們，理論上傾向於把社會政治精英的更迭看作是社會經濟結構性變化的結果，比如西方創新經濟理論代表熊彼特認為，精英群體的權力和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往往取決於該精英群體在特定經濟結構中的特殊社會功能。但這是西方學者的認知，在中共極權統治體系中卻對不上號。中共政治語境中的精英轉換往往取決於黨的意志與鬥爭性，而不是社會本身發展規律與需求，從毛時代到鄧江胡再到習時代莫不如此。
4.台灣的技術官僚與台灣現代化
以台灣奇蹟的領軍人物李國鼎為首的台灣技術官僚團隊，實現了台灣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台灣現代化過程，包括台灣經濟起飛、科技轉型、產業升級等環節。李國鼎1930年畢業於中央大學物理系，後赴英國劍橋大學研究核物理與低溫超導現象。50年代後歷任經濟部長、財政部長、行政院政務委員、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召集人、總統府資政等職，曾主導完成了將台灣從農業經濟轉型到工業經濟的第一次經濟起飛，並幫助台灣實現了由傳統工業到資訊工業的第二次轉型。在李國鼎一手扶植下，台灣成為全球領先的高科技創新中心、營運中心、製造中心。李國鼎也博得「科技教父」的美譽。
但李國鼎作為台灣經濟起飛的技術官僚領航人，背後卻根植於台灣的傳統「士」的文化精神與台灣淡薄意識形態的政治生態環境。核心技術官僚團隊包括尹仲容、嚴家淦、孫運璿、俞國華等人，他們胸懷科技救國的理念與憂國憂民的家國情懷，具備寬闊的國際視野，能吃苦耐勞，關注民生與社會底層需求，與國際學術界、企業界、財經界乃至政界保持著良好的互動關係，得到了美國的支持和援助，同時他們不諳政治權鬥、淡漠意識形態，具有獨立特行的品行、創新能力與務實精神以及無以倫比的專業能力、社會聲望。
最為關鍵的一點，他們進入台灣政治的過程與甘於奉獻的精神得到了蔣介石的悉心呵護。蔣介石本人深具中華傳統儒家「仁義禮智信」的文化底蘊，在御辱抗日期間就注重培養精英參政，領袖與技術官僚的合作，頗像中國古代的明君與能臣搭幫，即是君臣，又是朋友。儒家文化的寬容、理性與融合，讓蔣介石對李國鼎等技術官僚採取了一種統而不治、自由創新、政治減壓的策略，將台灣的工業政策與經濟的現代化過程交付給了一批非政治性精英來寬鬆處理，並用領袖的人格魅力和領導人權威為技術官僚的決策提供辯護和保護，允許他們在科學的道路上出錯和試錯。高效、清廉、專業、國際化、無政治威脅的技術官僚團隊是可遇不可求的治國寶典，而寬鬆、平和、自主、信任的領袖政治生態又是技術官僚團隊得以生存和發展以及完成使命的根本土壤。蔣經國上台後將專家精英的自主權用制度化加以確定，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得以發揚光大。
台灣技術官僚、精英政治的成功模式，中共能夠做得到嗎？完全不具備可能性。
5.中共科技精英政治難逃破功
儘管鄧小平吹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號角，習近平也喊出尊重人才的口號，但在政治與科學之間，中共永遠是選擇政治，中共用人才就是在毀人才。1958年大躍進放衛星期間，錢學森也被逼撰文用科學名義證明畝產可以是三萬斤，大躍進結束，錢學森又被毛批判「冒進了一下」。江澤民時代，政治痞子、科學流氓何祚庥居然喊出量子力學研究要以「三個代表」為指導方向。
中共的疫情防控政策的決策依據完全是政治化的維穩性質的，似乎跟科學不相干。2003年4月，中共成立防治非典指揮部，由兼任衛生部長的前副總理吳儀擔任組長，副組長為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祕書長華建敏，另有11名成員，包括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發展改革委主任馬凱、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吉炳軒、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公安部常務副部長田期玉、北京市代市長王岐山等。13人當中只有1名醫療衛生技術官僚。到了2020年的中共中央抗疫領導小組，李克強挂帥，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出任副組長，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中宣部長黃坤明、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趙克志、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祕書長肖捷等人出任成員，整個級別都比2003年高，但卻無一人是醫療衛生技術官僚。
中共的技術官僚之所以能夠上位，靠的是對領導人的忠誠度，領導人拔擢人才的標準同樣也是政治忠誠度。二十大七個常委中只有一個丁薛祥是工科背景，東北重型機械學院工程系畢業，曾任上海材料研究所所長、上海科委副主任，但在2001年後即完全轉入行政和黨務官僚，料想如今的丁薛祥對材料學已經完全沒有了興趣，倒是對祕書幫的長袖善舞頗在行。
在二十屆24個政治局委員中有8位科技技術官僚，丁薛祥、馬興瑞、陳吉寧、張國清、袁家軍、尹力、李干傑、劉國中，其中現任北京市委書記尹力是醫衛背景官僚。看上去，這些技術背景能夠給中共的精英政治帶來生機，實際上，技術官僚進入中共的政治角斗機之後，原有的科學背景只能在黨的意志範圍內發揮作用。尹力在擔任福建省委書記時，動態清零政策執行起來也不手軟，何談科學？被習近平視為政治兩面人的孫力軍還是個海歸的公共衛生專業研究生，後來走夫人外交，他的夫人通過與孟建柱的夫人交好而使孫力軍轉行到了公安系統，結果成了江曾派的馬仔，被習收拾了。
也就是說中共的技術人才一旦進入中共的官僚體系內，其專業生命力基本宣告死亡了。在中共官場內鬥中，無論是否站錯隊，基本沒有可能擺脫無休止的官場權力鬥爭。而在有限的任期內，要完成中共的科技戰略意圖，彎道超車是必然的選項，否則就會在領導人面前落下辦事不力的壞名聲，政治前途將大大受損。在權力地位、金錢名譽面前，科技官僚也同樣會選擇權力與地位，而不是科學與科學精神。
三峽工程技術總工程師，浙江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的潘家錚，從技術角度他非常清楚三峽工程的危害，曾給三峽開出20條罪狀。但是他最終抵不過江澤民李鵬的政治壓力，在三峽評估報告上稱讚三峽「萬年不垮」。他去世前曾在《三峽夢》中講述自己噩夢慘景：夢見自己在國際生態環境法庭上受審，永墜魔道，受凌遲之苦。
中共目前將半導體、環境科學、生物科技、航空航天軍事科技以及材料學、發動機等卡脖子專業列入國家新興發展領域與戰略發展目標，成為中共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抗衡與競爭的主導行業。科技官僚比重的增加無疑會在中共的決策機制上加重砝碼，但是最終決策仍然是由最高領導人定奪的，政治成色將大幅增加。
另外，決策效率的提高，並不能替代基礎科學的發展，像芯片等行業是需要長年投入和甘坐冷板凳的研發項目，不是靠提拔技術官僚和砸錢就能解決的問題。2013年12月15日，中共「玉兔號」月球車登錄月球表面，但六週後就出現故障，無法移動，網友批評中共把納稅人的錢浪費在面子工程上。這也證明中共的工業基礎非常薄弱，它能把月球車送上月球，但上去後就動不了了，拋錨了，光有花架子，起不了實質作用。
此外，中共的逆淘汰機制使得真正搞科研的人很難有發展空間，甚至都會被逼上絕路。2021年，上海復旦大學數學科學院教師、海歸數學家姜文華因長期受黨委書記王永珍壓制，論文被盜，職稱評不上去，因而怒殺王永珍。
中共科技界、學術界和高校學術腐敗、學位學術造假也非常嚴重，醜聞百出。2021年6月6日，中共軍委副主席張又俠的侄子，中國航天投資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張陶在北京朝陽區一小區將宇航科學院院士85歲的吳美蓉和54歲的王晉年打傷，原因是張陶要二位院士幫他獲得院士頭銜，二位院士回應說他條件不夠。
中共經常鼓吹其制度優越性，稱社會主義能集中力量辦大事，過往歷史與現實情境都在告訴人們，中共只能集中力量辦蠢事、壞事、惡事。在中共體制中，科技不是第一生產力，而是對外進行專制擴張、對內進行監控維穩的邪惡力量。網路上一個敏感詞，警察分分鐘就找到你，孩子在學校大白天失蹤了，被活摘了，永遠都破不了案。
所謂的科技精英如果用在中共那裡，就是助紂為虐，而習近平只有解體中共，才能真正做到民族復興，科技才會真正成為第一生產力。中共若想打造科技極權，定會受到國際圍堵與國內民眾唾棄。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