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農:共產黨政權的生存焦慮

全世界的共產黨政權都有著種種生存焦慮,然後便製造出彼此相似的歷史罪惡。中共的「六四」鎮壓之前幾十年裡,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共產黨政權都犯下了類似的歷史罪惡。共產黨政權之所以封殺歷史罪惡的真相,也是因為有生存焦慮。共產黨政權的制度自卑通常會因弱生妒,因妒生恨,越弱便越恨發達的民主國家;同時,共產黨大國因生存焦慮還會催生出極其強烈的國際野心,幻想能不擇手段地稱霸國際社會。但美國過去40年的歷任總統當中,除了里根和川普,誰都不願參透其中奧祕。

一、中共的生存焦慮造成歷史罪惡

「六四」鎮壓是中共永遠的忌諱,因為那是一個當局只能封殺、不能面對的歷史罪惡。中共治下,同樣的歷史罪惡舉不勝舉,從「農業集體化」到「反右」,從「三年大饑饉」到「文革」,從「六四」到「下崗」,每次罪惡都是出自共產黨政權的生存焦慮。

「農業集體化」剝奪了共產黨在土改中承諾給農民的土地,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掠奪農業產出、為強制發展軍工產業籌集資源,不如此中共就怕「挨打」,既怕美國打,也怕蘇聯的威脅。

「反右」源起於民間對中共政策的種種不滿,而敢於為民直言的文化人便成了「殺雞儆猴」的對象。

「三年大饑饉」是出於毛澤東「爭當老大」的生存焦慮,從「大躍進」滑進「大饑荒」,為了防止農村饑民流入城市,損壞共產黨的政權形象,便組織民兵把他們封堵在無糧無食的村裡活活餓死,三千萬條生命因此死於中共之手,而老毛同時卻集中財力造了原子彈。

「文革」之動因也是毛澤東的個人生存焦慮,因為劉少奇的經濟政策稍得人心,毛不惜掀翻中南海的「會議桌」,為了重組毛個人的權力體系,不惜把全國推進「十年動亂」。

本來經濟改革已經初見成效,隨著民主思潮進入大學校園,學生們發出了民主呼聲。雖然他們不過是和平請願,但立刻讓鄧小平及一批中共大佬們的神經繃緊到了極點,於是幾十萬軍隊祕密進京,如臨大敵,直到最後出動坦克,開槍鎮壓。「六四」剿殺了許多呼籲民主的年青生命,也終結了中國和平政改的任何可能。

「下崗」還是出自中共政權的生存焦慮,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全盤公有制加計劃經濟,90年代中期把全國多數企業送上了瀕臨破產的絕境,而為它們提供生存資金的國有銀行也行將拖垮。為了政權存續,朱鎔基推行了國企全面私有化,讓中小企業的國企廠長們私人接管企業,同時把幾千萬國企員工「下崗」,當了犧牲品。

二、改革證明:中共的「革命」就是歷史罪錯

幾乎可以說,中共建政之後始終處於生存焦慮之中,過去如此,現在如此,今後依然如此。不管其宣傳口號是豪言壯語,如上世紀50年代的「趕英超美」、如今的「崛起」,還是苦情訴求,如上世紀的「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改革前的「國民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無非是希望鼓舞民心,讓民眾為當局擺脫生存焦慮而「奮鬥」。

其實,共產黨生存焦慮的根源是其制度本身的內在危機,當年東歐共產黨國家有人看得很透徹。1988年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曾召開過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改革討論會,當時匈牙利仍是共產黨統治,但匈牙利學者已率直說出心裡話了。在那次會上,一位匈牙利經濟學家用諷刺的語調說,所謂的社會主義,無非就是從資本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他的意思是,共產黨國家消滅了資本主義之後,早晚一天會不得不再回到資本主義。這一看法很快被蘇東劇變所證實,而中國、越南、古巴的經濟改革也證明,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都被這些共產黨政權陸續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恰恰就是當年被消滅了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2009年我提出了「兩個三十年」的提法,即1949年到2009年的中國,可大致被分成兩個30年,前30年的主題詞是「革命」(從50年代的「社會主義革命」到60年代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後30年的主題詞是「發展」(最典型的即「發展是硬道理」)。若把前30年和後30年隔開來,官方媒體上所宣傳的「成就」似乎順理成章;若把這前後兩個階段合起來看,結論就不同了。

對後30年,官方最喜歡用的主題詞是「改革開放」。中國確實市場化了,也融入了經濟全球化,中共似乎「居功甚偉」;再看前30年,就不是那麼回事了。1949年以前中國本來就是市場經濟、對外開放的,經過中共天翻地覆地一番大「折騰」,60年後在經濟體制上回歸起點。「改革」的對象並非「革命」前的體制,而是「革命」建立的「成果」。因此,「改革」的成功恰恰是對「革命」的否定;「改革」不過是補過之舉,好比一個管家拆毀了主人的宅邸, 而後又重建起來,其功何在?

前後兩個30年的政績悖論本屬一目了然:如果「改革」是輝煌的,則「革命」何功之有?若「革命」不容貶低,「改革」又何來正當性?鄧小平強調「不爭論」,是因為無法自圓其說,不知道該如何擺脫這樣的悖論。就經濟制度的建設而言,那60年裡歷任執政者的政績合在一起,至多是功過相抵。進一步看,「革命」建立了新型專制制度,改革則用經濟體制變換來鞏固這個制度,其主要受益者永遠是把自己藏在「人民」背後的統治集團。

法廣當時對我做了一個長篇採訪,此採訪現在還在國內傳播,不過被採訪者被換了個名字。後來習近平在中央黨校講話時表示,「兩個三十年不許互相否定」;從道理上駁不倒,只好下個封殺命令,這也是生存焦慮的體現。

三、東德最後的生存焦慮

全世界的共產黨政權都有著種種的生存焦慮,因此也製造出類似的歷史罪惡。我曾經聽東德當局的經濟智囊講過東德共產黨的生存焦慮。

1989年我在西柏林的德國經濟研究所擔任訪問學者,經常去東柏林看那裡的中國留學生,他們沒有西德簽證,所以無法到西柏林。有一次一位在東德的留學生告訴我,一位東德教授想約我見面。為了避開東德祕密警察的耳目,這位經濟學教授約定在東柏林北部的一個地鐵站外路邊等我,並告訴我他的車牌號。我準時上了他的車,一直到他遠在郊外的小別墅,他才敢放心談話。

他向我介紹了自己在東德的社會地位,是「資本主義教授」。東德居民雖然可以去蘇聯東歐國家,與中國也有互免簽證協定,但東德只有少數當局信任的人才能持專門的護照去中國或越南,這種人被稱為「資本主義教授」,他們那可以去中國的護照被稱為「資本主義護照」。東德當局視中國為共產黨國家中的異類,把中國的改革看作是資本主義復辟,這就是「資本主義教授」這個稱謂的由來。此人任職東德的高等經濟學院,約我見面是想了解中國的情況。

他向我透露了西德經濟學家們都不知道的一個祕密。他參加了東德高層所組織的一個經濟研究班子,任務是完成東德總書記昂納克交辦的研究項目,題目是,「東德經濟什麼時候能超過西德」。這項任務源自東德當局的自卑,東德雖是蘇聯集團中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但遠遠落後於西德,長期依靠徵收從西德到被東德領土包圍的西柏林之陸路交通的過路費來平衡經濟。

這位東德教授告訴我,他們研究了半年之後,祕密提交了一份報告給昂納克,結論是,以人均水平而言,東德經濟永遠不可能超過西德,人均GDP能達到西德的幾分之一,就很不容易了。這個結論當然令充滿了生存焦慮的昂納克極為失望,於是他下令,這份內部報告作為國家最高機密,永遠封存。昂納克和其他紅色政權的黨酋有著相同的思維,害怕紅色政權撐不下去。

四、共產黨政權的國際野心和生存焦慮

共產黨政權的制度自卑,通常會因弱生妒,因妒生恨,越弱便越恨發達的民主國家;與此同時,共產黨大國因生存焦慮還會催生出極強烈的國際野心,幻想著能不擇手段地擺脫落後狀態,一旦稍增實力,便琢磨著稱霸國際社會,至少在它能施展的地區為所欲為,其最高目標便是壓倒美國。

紅色大國被自己的國際野心所驅使,從來都有一個崛起夢。其教育和宣傳也永遠有兩個特點,一是美國在沒落,二是紅色大國在崛起。在這種國家長大的青年人被長期洗腦,很多頭腦簡單的人一輩子都篤信不移官方宣傳。而其黨酋則不時會發出威脅型「豪言壯語」。

1956年11月18日蘇共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莫斯科的波蘭大使館歡迎波蘭統一工人黨總書記哥穆爾卡的招待會上,對西方國家的外交官當面聲稱,「我們要埋葬你們」(Мы вас похороним!)。那時蘇聯從二戰中戰敗的德國奪走了火箭技術和專家,加快了導彈的研發,首先發射了宇宙飛船,自認為已經可以超越美國了。

無獨有偶,1968年11月毛澤東接見澳大利亞毛派共產黨頭目希爾(Ted Hill),也表示想統治全世界:「依我之見,世界需要統一。歷史上很多人,包括蒙古人、羅馬人、亞力山大大帝、拿破崙、大英帝國都想統一世界。今天美國和蘇聯都想統一世界。希特勒也想統一世界。但他們都失敗了。讓我看來,統一世界的可能性還在,我認為,世界是可以統一的…這兩個國家(指美蘇)人口太少,分散開來人力不夠;而且他們怕打核戰爭,他們不怕消滅其他國家的人民,但害怕自己的人民被消滅。再過五年,我國情況將變好……再過五年……」毛的弦外之音是,那時他就可以開始部署統一世界的春秋大夢了。毛認為,統一世界的任務非他莫屬,因為中國人多,死了幾億,還有人打仗。

紅色政權的國際野心和生存焦慮是相輔相成的,生存焦慮孕育著國際野心,而國際野心又製造出新的生存焦慮。蘇美冷戰和中美冷戰就是這樣點燃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紅色大國與美國之間表面上的對抗是價值觀使然;其實,雙方真正的對立根源是紅色大國那與生俱來的生存焦慮和國際野心。然而,從老布什到克林頓、從奧巴馬到拜登,誰都不願參透其中奧祕;至於幻想著用克林頓那「施惠」政策消蝕中共的生存焦慮和國際野心,或者用奧巴馬的「接觸(engagement)」政策去感化中共,只不過反映出這些美國當政者的愚蠢和對中共政權的幼稚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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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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