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農:經濟全球化的潛在風險和蝴蝶效應

過去這一年,經濟全球化可能面臨的各種潛在風險陸續浮出水面。從中國的疫情蔓延全世界,中共點燃中美冷戰,到「蝴蝶效應」般的全球芯片危機,再到全球集裝箱短缺造成海運費用暴漲,蘇伊士運河意外堵塞,以及抵制新疆棉花導致中國的紡織服裝業陷入出口困境,這一系列事件表明,以中國的「世界工廠」為重心的經濟全球化1.0版不再是各國的唯一選擇,全球供應鏈重置勢在必然。

一、經濟全球化的潛在風險

經濟全球化一直以來都被看作是當前全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很少有跨國公司和經濟專家曾經仔細想過,經濟全球化的種種好處是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世界必須處於和平環境;如果像中美冷戰這種半個地球都受到重大衝擊的歷史事件發生了,經濟全球化的大麻煩就來了。另一方面,絕大多數跨國公司和經濟專家們也沒認真思考過,經濟全球化的好處也不是無條件的,必須在全球範圍內不發生大的意外事件;否則,經濟全球化就會陷入混亂。

幸運的是,從上世紀90年代直到去年初,亞洲、歐洲、美洲都基本上是和平環境,也沒遇到重大的意外事件,所以商家們基本上忘掉了經濟全球化的潛在風險。然而,自從去年上半年中共通過三個軍事威脅行動(海軍艦隊到中途島對美國進行威脅型演習、強占南海的國際水域建立其海軍基地群、建立對美國本土全境實行精準核打擊的洲際導彈導航系統),點燃了中美冷戰,以往三十年裡經濟全球化所依賴的和平環境開始變得越來越脆弱。儘管很多西方媒體拒絕接受這一現實,拜登也始終不肯承認中共已成為美國的戰略敵人,但中美冷戰的現實已經逼著美國軍方開始全方位對中共備戰,中共則不斷展現其軍事威脅姿態,硝煙味時時可聞。

中美冷戰其實不算是意外事件,因為它在中共心目中是必然要發生的。中共的「崛起」野心一向以破壞國際法規和秩序為目標,以威脅美國而稱霸世界為宗旨。經過其多年的擴軍備戰,這場冷戰最終如其所謀而點燃了。世界各國媒體和專家們之所以看不到中美冷戰發生的必然性,不是因為一葉障目,就是源自閉目塞聽。

而在這樣的國際氣氛中,去年以來經濟全球化還遭到了一連串意外事件的衝擊,而跨國公司們毫無準備,於是各種因意外事件而造成的經濟癱瘓和供應鏈危機接連出現。從疫情造成全球經濟部分癱瘓,到全球集裝箱循環陷入混亂,再到全球性芯片危機和最近的蘇伊士運河堵塞亞歐運輸大動脈,在顯示出經濟全球化的企業布局倉促被動應變的窘境。

二、「蝴蝶效應」和全球芯片危機

上述幾個意外事件當中,全球芯片危機可以說是「蝴蝶效應」的典型案例。

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是指,在一個動態系統中,初始條件的微小變化將產生整個系統長期且巨大的連鎖反應,物理學上這屬於一種混沌現象。最初注意到這一點的是美國氣象學家愛德華‧羅倫茲,1961年他用數學模型模擬大氣中的空氣流動,在計算過程中發現,計算精準度取小數點後3位與小數點後6位,最後得出的空氣流動規律完全不一樣;也就是說,數學上一個似乎很不引人注意的初始條件的微小改變,最後在複雜的連鎖過程中會導致無法想像的巨大改變。後來他在文章中描述這種現象時用了一個比喻,「一隻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可以導致1個月後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龍捲風」。這就是蝴蝶效應這個名詞的由來。

芯片供應鏈是經濟全球化的典型產物,把無數沙子加工成芯片,中間要經過二千多道複雜的工藝,全球沒有一個國家能獨立自主地完成所有步驟。據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IA)最新的分析,設計尖端芯片的知識產權和軟件由美國獨占鰲頭,製造芯片的關鍵特殊氣體來自歐洲,一些必須的化學製品產自日本,而最先進的芯片製造全部在亞洲,其中92%在台灣。過去一年來,芯片產業發生了一系列互不相干的意外事件,每個事件不是局部事故,就是決策錯誤或因倉促應對而造成混亂,但它們疊加在一起,便在芯片產業鏈當中造成了多米諾骨牌效應和整個產業鏈共振,接著就發生了全球性芯片短缺危機。

首先,去年春天全球疫情暴發後各國汽車行業大幅度減產,廠商為了節省成本,取消了大量車用芯片的訂單;其次,中共點燃中美冷戰後,美國開始制裁中共的高科技企業,中國的這些企業趕緊在制裁生效前大量搶購各種芯片,占用了芯片企業的產能,待汽車廠商開始恢復生產、向芯片企業下訂單時,芯片企業的產能已經占滿,車用芯片一時間無法滿足需求;第三,去年底傳出,所有芯片企業都需要用的日本味之素公司的堆積膜供應緊張,據說是各國中餐館減少營業而降低味精訂單,於是味精生產減少,其副產品不足,竟然影響到芯片企業的增產能力;第四,今年2月4日台灣桃園的欣興電子公司廠房失火,它供應全球多家芯片大廠的芯片載板產量減少;第五,今年2月13日日本福島近海發生7.3級地震,全球車載芯片市場排名第三的日本瑞薩電子公司在日本東北海岸茨城縣的一家主力工廠受地震影響一度停電,生產線暫停;第六,2月中旬寒流襲擊美國德克薩斯州,發生大範圍斷電,當地幾家車用芯片廠被迫停產;第七,3月19日車用芯片廠商日本瑞薩電子公司的一家工廠失火,工廠停產。

上面列舉的7個相關原因中,只有1個屬於決策錯誤,就是各汽車廠商削減訂單;另外1個屬於政府決策的結果;剩下5個因素當中,2個是天災,即日本地震和美國寒流,2個是日本和台灣企業失火,還有1個是無妄之災。這些因素彼此沒有關聯,也發生在不同國家,卻共同導致了芯片危機。雖然在整個半導體領域裡,車用芯片僅占半導體市場不到10%,每年約四百億美元的購買量,但芯片危機已經衝擊到各國經濟。現在芯片短缺危機已經從車用芯片短缺導致多國汽車廠停產,蔓延到手機芯片短缺影響手機產量減少,再進一步影響到中國製造的各種家用電器因芯片短缺或漲價而價格暴升。半導體產業鏈以及各行各業的芯片用戶從來沒遇到過這麼嚴重的困境。

三、集裝箱短缺造成全球物價上漲

大家都知道,疫情造成了世界各國經濟的停頓。但疫情會引發全球物流梗阻,集裝箱短缺,世界各國的大公司全都沒想到,更未採取預防措施。自從疫情暴發後,由於世界各國的疫情封鎖措施,全球貨物運輸急劇減少,各國船運公司紛紛暫停航線,並大量拆解閒置的集裝箱貨船。全球12大集裝箱運輸公司中11家削減運力、減少船隊數量;還有不少中小型船運公司因承受不住長期停航造成的經濟壓力而倒閉。

疫情期間世界各地的港口不能正常運轉,再加上運輸停滯、船舶停航,阻止了全球集裝箱的流轉,造成集裝箱在中國的港口大量堆積;中國的疫情緩解後,大批集裝箱運往歐美各國,卻無法及時裝貨返回亞洲,於是大量的空集裝箱又在美國、歐洲和澳洲等地積壓,結果造成了中國出現集裝箱短缺,全球貨運流部分中斷。去年11月美國的消費旺季時中國面臨集裝箱「一箱難求」,而且集裝箱的海運費用急劇上升。去年3月初從中國運到美國的每隻集裝箱運費是1,361美元,而到了9月,上海出口到美東、美西每隻集裝箱的運價是4,622美元和3,848美元,上漲了差不多兩倍半。

更大的問題是,海運安全風險因而發生。為了滿足客戶需要,海運公司儘量滿載出航,結果集裝箱堆得過高。據彭博社報導,裡德海運海洋海事管理諮詢公司指出,北太平洋的冬天本來就有極端天氣和洶湧海浪,這時大型集裝箱船最好減速航行,以克服船身顛簸和惡劣天氣帶來的危險。但由於運費暴漲,客戶緊催,海運公司就不顧危險地以最快速度航行,希望儘快到達目的港,結果便頻頻發生事故。

《華爾街日報》報導,去年11月30日1艘從深圳鹽田港駛往加州長灘的集裝箱輪在夏威夷西北約1,600海里處遇到強風暴,船上集裝箱倒塌落水,約1,816個貨櫃落海;去年12月31日長榮海運公司的1艘集裝箱船在日本海域丟失了40個貨櫃;今年1月16日1艘從廈門前往洛杉磯的集裝箱輪有750個貨櫃落海;同月還有1艘從韓國開往北美的貨輪上有76個貨櫃落海。據世界航運理事會(World Shipping Council)去年7月的一份報告,2008年至2019年十來年間,全球平均每年有1,382個集裝箱落海;而從去年11月到今年1月這短短3個月裡,僅太平洋航線至少就有近2,700個集裝箱落海。

集裝箱短缺目前仍沒恢復正常,海運費用暴漲已經造成美洲和歐洲的物價上漲,推動了全球通貨膨脹,而通貨膨脹勢必影響歐美國家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去年下半年以來海運不順暢的後果,至今還未完全顯示出來。但它確實是一個非常值得警惕的問題。

四、全球物流梗阻的風險

最近蘇伊士運河堵塞事件吸引了各國的目光。其實,像蘇伊士運河這樣的海上運輸「最重要的咽喉點」,地球上還有另外三處,即巴拿馬運河、馬六甲海峽和卡住波斯灣的霍爾木茲海峽。巴拿馬運河和蘇伊士運河早已拓寬,但蘇伊士運河中還是發生了這樣重大的事故,而去年冬季巴拿馬運河也發生過大量船舶滯留;馬六甲海峽因氣象及地理問題,很難操縱船舶;霍爾木茲海峽很窄,而且油輪必須直角轉彎,也是險要之地,如果油輪在這裡遭到伊朗的導彈或水雷攻擊,石油出口的「海上咽喉」就會被堵塞。

隨著經濟全球化形成了全球製造業的加工中心(特別是「世界工廠」中國),與主要市場橫跨半個地球,中間全靠海運來承擔原材料、燃料和製成品的運輸,於是集裝箱貨輪越來越多,也越造越大。20年前能裝7千個集裝箱的船就被稱為「巨無霸」了,而現在的大型集裝箱貨輪載重量是過去的3倍;2018年全球港口使用的集裝箱大約是8億個,2000年便達到近30億個,其中八分之一用在亞洲各國。除了集裝箱輪,還有專門運鐵礦石和煤炭的散貨船、液化天然氣船等,也都變成了巨無霸大輪。

這次造成事故的「長賜號」就是一艘超級集裝箱輪,22萬噸級,載重量達20萬噸,全長400米,寬60米,是世界上最長的船之一。它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也是實現經濟全球化的利器;沒想到,這個經濟全球化的利器突然變成了經濟全球化的殺器。因為它太大,一旦失控就堵住了蘇伊士運河;又因為它載重太多,一旦在岸邊卡住,既無法卸下1.8萬個貨櫃,又不能指望拖輪拖得動。當時最悲觀的估計是,如果船被卡住,而船上沉重的集裝箱壓得船體結構破裂,則船會斷成兩截,船上的集裝箱滾進蘇伊士運河,不知道要花多少人力物力,才能把破裂的船和大量貨櫃打撈出來運走。

全球最大的集裝箱運輸集團馬士基(Maersk)表示,「長賜號」受困蘇伊士運河,對全球航運業造成的連鎖影響可能要數週或數月才能化解。這起事故不僅造成了這麼大的混亂,而且還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每天經過蘇伊士運河的商船載運約100萬桶原油和全球8%的液態天然氣,以及占全球貿易至少12%的商品,主要包括服裝、家具、工業生產零部件。世界保險業巨頭德國安聯保險集團(Allianz)估計,這次運河堵塞對全球貿易造成的損失大約是60億至100億美元,全球經濟增長率減少0.2到0.4個百分點;而貿易信用保險公司Euler Hermes的宏觀經濟研究負責人Ana Boata認為,巨輪堵住蘇伊士運河,每天可能產生100億美元的全球貿易損失。

大量海運是經濟全球化的必要條件,但經濟全球化如此依賴全球海運,一旦海上運輸在關鍵節點上遇到梗阻,經濟全球化就會造成多國經濟的部分癱瘓。這同時還意味著一種更為危險的情況,在經濟全球化過度依賴海運的情況下,冷戰中的某一方有可能卡住海運的咽喉要點,這種非軍事手段對歐洲和亞洲都會造成巨大的經濟壓力和經濟風險。

五、意外事件不可輕忽

從芯片危機到海運困境,都說明了一個問題,和平時期各種意外事件都可能導致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產業鏈中斷或減產;誰都無法事先預見意外事件的發生,更無法預防。

芯片危機的教訓是,重要產品的生產廠商過於集中,造成全球單一產品產業鏈的加工點單一化,一旦幾個關鍵廠商遇到無法避免的意外事件,全球經濟就會遭到突然的打擊。另一個教訓是,產業鏈上重要零部件的用戶廠商如果過分追求降低庫存、節約成本,那麼,供應鏈因意外事件中斷或供應減少,這些廠商受到損失,其實是咎由自取,誰讓它們缺少風險意識。而海運風險更是明白無誤地表明,經濟全球化的動脈其實十分脆弱,平時尚且如此,萬一發生戰爭,後果更是不堪設想。

現在美國一方面歡迎台積電未來3年在亞利桑那州投資1千億美金,擴大芯片製造能力;另一方面,又準備加強本國企業的芯片製造和研究。台積電在美國建廠製造2納米等尖端產品,實際上屬於半導體供應鏈的最先進部分全球重新布局的一個環節。過去幾年來,半導體供應鏈的芯片製造越來越集中在台灣,而中共則利用兩岸經濟交往密切這種環境,從台積電挖人,為中共的芯片技術趕超奠定基礎。如果半導體供應鏈的最先進部分一直保存在亞洲,而中共對周邊國家的壓力越來越大,那麼,未來全球的高科技和經濟命脈就更容易被中共拿到手裡,成為它稱霸的本錢。

現在台積電的全球多元布局,代表著一種新的產業鏈發展趨勢,那就是,經濟全球化必須納入到中美冷戰的框架中,民主國家的供應鏈布局必須具有安全考量,不能讓涉及國家安全的重點技術和產品布局到事實上的敵對國家——中國那裡去。這是中美冷戰進入第二年以來可以看得到的一個認知上的突破。

川普(特朗普)總統的國務卿蓬佩奧去年講過,美中冷戰不是美蘇冷戰的2.0版,因為美中冷戰比美蘇冷戰難處理。蓬佩奧沒有講的是,由於經濟全球化1.0版變成了中國依賴版,如果不改變這個經濟全球化1.0版,就無法讓美國在美中冷戰當中取得像美蘇冷戰那樣的優勢。重新布局全球產業鏈,這個過程只能是漸進的。萬事開頭難,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第一步,那就是台積電所代表的半導體供應鏈的經濟全球化2.0版的布局。

日本的企業同樣也對中國供應鏈高度依賴,而日本企業界正準備進入經濟全球化2.0版的布局。最近《日本經濟新聞》做了一次「百名社長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日本國內擁有工廠的企業中,有八成已著手調整供應鏈。其中日本富士通公司的社長時田隆仁表示,「雖然無法將世界上發生的所有風險降為零,但需要未雨綢繆,以提高遇到狀況時的『恢復能力』。」他的話很典型地代表著日本企業家在經濟全球化1.0版顯示出風險後的冷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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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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