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現實
除了該國令人不安的歷史和世界共產主義的影響外，紅色高棉的暴力也是由該政權特定的時空背景所引起的。在某種程度上，該政權幾乎是在柬埔寨境外發生的一場戰爭的偶然產物。這場戰爭一結束，該政權就發現自己在原籍國虛弱而孤立。越南的敵意和中國令人窒息的擁抱貢獻了其餘部分。
4月17日來得太晚，世界已經把它拋在後面。也許紅色高棉的最大弱點在於，他們是歷史的異類。一如人們談到的「晚期古代」（late antiquity），他們創造了「晚期共產主義」（late Communism）。「晚期古代」，即在世界其餘地區繼續前進的同時仍然固守原地的一種事態。波爾布特上臺時，斯大林已經死了很久（1953年），胡志明也死了（1969年），毛澤東病得很重（死於1976年9月）。只剩下金日成，但朝鮮又小又遠。在這位新獨裁者面前，中國那位偉大的榜樣正在崩潰。四人幫試圖在1975年重新發動文革，但沒有成功。毛澤東死後，革命就像紙牌屋一樣被掃除。紅色高棉在那些拒絕放棄毛主義的人中尋求支持，但後者過於陷入與鄧小平及其黨內改革者的鬥爭中。毛主義在一年後正式終結，該國進入了由民主牆所象徵的新時代，而在柬埔寨，殺戮才剛剛開始。在中國，大躍進結束了，「修正主義」取而代之。在金邊看來，亞洲其餘地區更加令人沮喪：在印度支那革命力量勝利所帶來的短暫激勵之後，其它每個地方即泰國、馬來西亞和緬甸的毛派游擊隊開始衰落。也許最糟糕的是，與日本一道興起的亞洲新商業力量（新加坡、臺灣、韓國和香港）成為「小龍」。其經濟繁榮只與其對共產主義思想的敵意成正比。它們正設法在沒有西方幫助的情況下找到自己的出路。最後，馬克思主義看似正急劇衰落，一定把紅色高棉有些弄糊塗了。歷史的進程實際上是否正在逆轉？
對這些變化有兩種可能的反應：他們可以順從變化並修改他們的教義，冒著失去身分和存在理由的風險；或者他們可以通過在其目標和行動中變得更加激進來重申其身分並走朝鮮的路。當時正處於全盛時期的歐洲共產主義，或者紅色旅（Red Brigades）的馬克思主義恐怖主義（阿爾多．莫羅﹝Aldo Moro﹞於1978年被暗殺）（譯者註：他曾出任意大利總理，後被紅色旅綁架並殺害）──這就是選擇。正如我們現在所知，兩條路都是死胡同，但其中一條比另一條血腥得多。曾在法國學習的20世紀50年代的這一代人似乎明白，除非他們不惜任何代價立即創造他們的烏托邦，否則他們將不可避免地被迫進行一長系列的妥協。除非他們想要被掃除，否則他們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對不會被允許有任何選擇的人口強制實行「零年」（Year Zero）。中國的大躍進失敗了，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在紅色高棉看來，原因一定是中國人止於不徹底的行動；他們未能掃除每一個反革命障礙：腐敗和無法控制的城鎮、為自己的知識而自豪並被認為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金錢和所有金融交易、資本主義的最後痕跡，以及「已滲透到黨的核心的叛徒」。儘管（或因為）柬埔寨人溫順，這種創造一個充滿新人的新社會的願望在現實的重壓下還是必定會失敗。由於不願放棄自己的計劃，該政權更深地滑入血的海洋。流這些血是為了它能夠繼續掌權。柬共希望成為列寧和毛澤東的榮耀繼承者，但它卻成為其它團體的先驅。這些團體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曲解，並將其作為犯下無法容忍暴行的許可證，如秘魯的Sendero Luminoso（光輝道路）、斯里蘭卡泰米爾猛虎組織（Tamil Tigers）以及庫爾德工人黨（Kurdistan Workers’Party）。
紅色高棉不斷對抗自己的弱點。這被長期隱藏在必勝主義空話的表面背後。事實上，4月17日事件的發生有兩個原因：北越提供的相當大的軍事支持和朗諾政權的無能。而美國外交政策的不一致又令後者愈加嚴重。列寧、毛澤東甚至胡志明幾乎沒有把他們的軍事勝利歸功於任何人，他們的對手遠非平庸之輩。他們的政黨，以及對於後兩者來說他們的武裝部隊，被緩慢而有耐心地組合在了一起，甚至在他們最終上臺之前就已經相當可觀。柬埔寨的情況則不同。在內戰中期以前，紅色高棉完全依賴來自河內的部隊。1975年，只有約6萬名紅色高棉士兵（不到人口的1%）。他們能夠戰勝約20萬名士氣低落的共和國士兵。
如果軍隊虛弱，那麼黨也是如此。沒有任何消息來源是完全可靠的，但我們所擁有的數據顯示，1970年有4,000名黨員，1975年為14,000名：從一個大群體成長為一個小黨派。這些數字也暗示缺乏有經驗的幹部，直到該政權結束，這使得清洗變得更加戲劇化。在被驅逐者的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後果：在每數十名幹部之中，只能找到一位負責任和有智慧的，其餘都是殘忍、愚蠢、自命不凡和頑固的人。「所有已晉升為幹部的農民都是相當無知的。他們經常誤解和誤用革命的原則。他們的無能加劇了紅色高棉政權的瘋狂。」該政權未被意識到的真正弱點，以及它所引發的隨之而來的不安全感，好像只能通過加劇暴力來彌補。這帶來了不滿，導致恐怖再次加劇，因此這種循環繼續進行。其結果是產生了一種氛圍，其中不安全感、普遍的不信任和對未來的恐懼成為常態，使每個經歷過它的人都受到精神創傷。它也反映了領導人們的孤立。他們相信到處都潛伏著叛徒。其結果是在紅色高棉口號中所隱含的盲目鎮壓，例如「一個人總能犯錯，抓錯人，但絕不應該放走抓錯的人」。品雅特海敏銳地分析了正在起作用的惡性循環：「在實踐中，紅色高棉害怕的是，如果他們放鬆壓制，他們的新人可能會表露出的憤怒。因為他們被反抗的可能性所困擾，他們決定責備我們無動於衷，讓我們為此付出代價。因此，他們不斷實行恐怖統治。我們害怕受迫害；他們害怕反抗。他們也害怕其戰友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面耍手腕。」他們是否有理由害怕民眾起義？幾乎沒有任何此類運動的痕跡，所有這些運動都被以驚人的暴力迅速鎮壓了。但是每當機會確實出現時──例如，每當地方政府被清洗摧毀時──奴隸們的憤怒就變得相當明顯，即使它帶來了相應的恐怖加劇。
有因絕望而起的反抗，還有其它因無謂的謠言而起的反抗。例如，天黑時大壩建築工地上的人們會辱罵坐在牆上的紅色高棉士兵。這是一種最輕微的反抗。總的來說，倖存者的陳述表明，一起工作的新人在互相說話時可以有相當大的自由度。至於工作中小偷小摸或偷偷休息，有許多共謀；相對較少的人因這種事情被告發，特務和線人總體上收效甚微。這導致「75年代人」和幹部的劃分。幹部們的首選方案是保持戰爭氣氛，甚至是戰爭本身，因為這是一種經過反覆測試的方法。一些口號清楚地證明了這一做法：「一隻手抓住鋤頭，另一隻手打擊敵人」，或者「有水，我們種植大米；有大米，我們發動戰爭」。紅色高棉比他們意識到的還要正確。他們從來沒有足夠的大米，他們輸掉了戰爭。（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