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親政之初的政治舉措

聖祖仁皇——康熙帝大帝傳記之五

自漢武帝建立年號後,歷朝歷代的皇帝在即位或者遇到國家大事時,都會進行「改元」,也就是建立一個新的年號。年號大多取吉慶、祥瑞或進取、興盛之意,寄予了一代帝王對國家和自己的期許。

歷數清朝初期的年號,太宗皇太極建國時創立「崇德」年號,世祖福臨改元「順治」,再到聖祖皇帝的「康熙」,我們似乎可以看到一個王朝從興而盛的演變過程。康熙帝親政之後,也確實遵循祖輩以及前朝的傳統,做出一系列舉措,為開創盛世打下基礎。

御門聽政

朕三十年來,每天早晨在御門聽政,和群臣會面,詢問施政得失,已經形成習慣了。——康熙帝

(出處:朕三十年來,每晨聽政,面見諸臣,諮詢得失,習以為常。——《康熙朝實錄》)

康熙帝親政後,延續了在乾清門「御門聽政」的傳統。圖為乾清門牌匾。(Shizhao/Wikimedia Commons)

在紫禁城的內廷,有一座巍峨華貴的正門曰「乾清門」,因過此門方能見到康熙帝的寢宮乾清宮而得名。這座宮門的特殊之處,不僅僅在於它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它見證了近百年的清天子「御門聽政」的歷史。

所謂御門聽政,就是皇帝每天按時親臨乾清門,聽取政務、下達旨意,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上早朝」。這是由明成祖朱棣定下的天子理政的方式,只不過地點選在了太和門;清承明制,由順治帝開始,在康熙帝時期達到一個頂峰,之後的皇帝逐漸改在圓明園「避喧聽政」。這或許顛覆了當今人們的想像,明清皇帝和王公大臣們不避晴雨寒暑、在宮門口上朝,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他們是非常勤政的。

康熙帝的聽政,開始於他宣布親政的那一天,從此御門聽政成了他處理政務的一大特點。除了外出巡視,康熙帝每天都按時出現在宮門前,和群臣商討國事。只是在極端的盛暑天氣,聽政地點臨時改為避暑的西苑的瀛台門。

天還未亮時,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等諸位官員,便開始在午門前集合,經過中左門稍事休息後,匯集在乾清門外等候召見。一般在春夏季早上的六點、秋冬季早上的七點,康熙帝定然駕臨乾清門,聽理政事。這時,官員們魚貫而入,依次奏報。結束後,大學士、學士再將「折本」請旨。所謂折本,就是康熙帝批閱過,折角作記號命官員復議的奏摺。

整個聽政過程中,康熙帝和臣下直接對話,及時對政務做出決策。在親政的前兩年,還是鰲拜輔政擅權時期,康熙帝的旨意無法真正施行,那時他的聽政,主要是出於遏制鰲拜的需要。

在輔政時代,官員的奏章都是在第二天,由輔政大臣等少數人在內廷議定,大學士不得入直(值),沒有明朝內閣大臣的票擬、章奏之權,這就給了鰲拜弄權的便利。康熙帝一旦開始聽政,便走出了內廷的小圈子,得以和朝中的有志之士接觸,同時直接考察官員的才幹和品行。

都說一日之計在於晨,康熙帝聽政就是他了解下情、推行政策的重要途徑。後來,他也多次下旨改進聽政的程序,要求君臣一體勵精圖治;同時他也考慮到官員的實際情況,做出一定的變通,以取得聽政的最大實效,他自己則每日聽政。

臣子們體恤皇帝的辛勤,多次建議調整聽政的時間,比如從每天改成三五日一次。康熙帝卻認為:「治國之道,重要的是精誠勤勞,善始善終,不應有間斷。」[1]懷著勵精圖治、憂國憂民的拳拳之心,康熙帝用自己的行動堅持了五十多年。

重建內閣

康熙帝下令將內三院改成內閣。其中大學士、學士的官銜,以及翰林院的官制,都參考順治十五年時的舊例。

(出處:命改內三院為內閣。其大學士學士官銜,及設立翰林院衙門等官,具著察順治十五年例議奏。——《康熙朝實錄》)

康熙遠承明制,近法先祖,重建了內閣制度。圖為唐 李昭道 《宮殿圖頁》。 (公有領域)

輝煌的帝業,離不開肱股大臣的輔弼。康熙朝的輔政時代終結後,朝廷中仍然需要有效的中樞機構輔佐天子。這時的康熙遠承明制,近法先祖,重建了內閣制度。

內閣是明清特有的中樞機構。自明太祖罷中書省、廢丞相後,後代皇帝就在翰林院的基礎上組建了內閣。翰林院是怎麼回事呢?它始於唐朝,其官員最初是精通藝能的人士,自唐玄宗以後其官員變成專門起草詔制的文學侍從官,比如李白就曾做過翰林院的學士。

明朝時,翰林院內設立殿閣大學士,在稱號上就是文淵閣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等等,相當於皇帝的祕書。明成祖時,大學士們開始參與政務,始有「內閣」之名,居首者稱「首輔」,有票擬之權,權力堪比宰相。

到了清朝,皇太極於天聰三年(1636年),改負責文書、修史等文字工作的文館為內三院,即內國史院、內弘文院和內祕書院,設置滿漢大學士,可以議政決策,初具內閣規模。然而滿清朝政,由諸王貝勒把持,內三院主要起到一種制衡諸王、維護皇權的作用。順治帝時,也主要延續了內三院的體制,曾仿照明朝設立翰林院及殿閣大學士官銜。

康熙八年(1669年)鰲拜倒台後,康熙帝收回了象徵皇權的「批紅權」,調整內三院大學士的人員。年底,御史李之芳上疏,建議恢復大學士入值的舊制。九年八月,康熙帝正式下詔,改內三院為內閣,商議設立翰林院以及大學士、學士官銜的事宜。十月,任命一批滿、漢殿閣大學士。十二月,任命翰林院的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等各級別官員,正式建立翰林院機構。

在康熙一朝,內閣大學士主要負責的工作有:代閲章奏、票擬批答、參與政事、撰修史料等,起到了中樞機構的作用。

一向敬慕漢文化的康熙帝,也非常重視滿漢民族的交流。在內閣人員比例上,他儘量按照相同比例選拔滿人、北方漢人、南方漢人擔任大學士,讓他們在朝堂上施展才幹,更好地兼顧各族百姓的福祉。這樣,國家中樞機構日臻健全,每日的御門聽政也有了更高的效率和更切實的意義。

經筳日講

做學問,必須不間斷,才能有收穫。以後無論寒暑,講學活動都不要停止。——康熙帝

(出處:上諭曰:學問之道,必無間斷,方有裨益。以後寒暑不必輟講。《清聖祖實錄》)

《徐顯卿宦跡圖·經筵進講》表現的明神宗經筵場景。 (公有領域)

自漢武帝尊崇儒術以來,傳統儒學就成了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康熙帝作為歷史上最勤勉、最博學的皇帝,對漢文化特別是儒學的學習,從幼年就開始了。他剛即位時,跟著張氏、林氏兩位內侍,學習句讀,作為啟蒙。這兩人在明朝就是讀書人,他們教導康熙帝時,以講解儒家經典為主,之後也講授詩歌和文章。後來,翰林沈荃因擅長明人董其昌的字,也做了康熙帝的書法老師。

在處理政事之外,康熙帝抓緊有限的空閒時間潛心治學。清晨五更起身誦讀,晚間反覆思索,好學不怠,甚至因過度勞累而咳血,但即使這樣他也不肯鬆懈。[2]因而,康熙帝才能在短時間內讓學問突飛猛進,更寫得一手漂亮的書法。

隨著年齡的增長,康熙帝需要更多的大學問家來提升自己的學業。於是,專注於帝王之學的經筵和日講活動在清朝到了一個頂峰。所謂經筵,即為皇帝講論經史和治國之道而特設的御前講席,是一種大臣給皇帝上課,君臣研習經典、探討朝政的一種學習制度。

經筵制度始於漢、成於宋,明清基本沿用其制。經筵有大小之分,大經筵多在春秋兩季開設,儀式隆重;小經筵即日講,更為頻繁,注重實用性,也就是日常的授課了。到了康熙朝,群臣多次提議開設經筵。自康熙九年開始,康熙帝在早晨結束了御門聽政,便於辰時駕臨弘德殿,聆聽講官進講,同時他也在籌備大經筵典禮。

康熙十年(1671年)的二月初春,康熙帝在翰林、內閣學士中挑選出十餘名滿漢經筵講官,在太和殿舉辦了盛大莊嚴的經筵大典。之後,大典在每年的春秋時節照例舉行,小經筵則隔日進行。這些帝王之師們,通曉儒家經典和歷代史實,他們以輔佐聖君明主為己任,以古喻今、結合政事,盡心盡力教導康熙帝。通過系統的學習,康熙帝很快掌握了四書五經、《資治通鑑》等典籍的精要。

為了更高效地學習,康熙帝於十二年(1673年)二月下旨,打破舊例,命講官們除了皇帝外出巡視外,每天都要講學,讓「日講」成為名副其實的活動。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康熙帝以此自勉,無論寒暑,無論政務有多繁忙,他都會按時出現在乾清宮、弘德殿或懋勤殿內,向講官們虛心求教、孜孜不倦,度過了一個個寶貴的上午時光。

康熙帝還很注重講學的實效。比如他認為講官單方面授課的方式,只是遵循舊例,對做學問沒有太大幫助,因而決定改進為君臣互動的模式。十四年(1675年)四月,他對講官說:「以後進講時,講官講完後,朕也講解經史,如此互相討論,這才對實學有幫助。」[3]

他也很注重講學內容,杜絕內容空泛的講談。在十五年(1676年)二月,他又對講官明言:「講學中歌功頌德的地方,不要過多談論,只選取對實際學問有助益的內容講解。」[4]到了十六年,康熙帝學問日益精進,又把進講方式改為了由皇帝先講。

正是經過這樣寒暑不輟的精誠苦學,康熙帝終於成為一位博古通今、文才卓越的帝王,他一生留下千餘首詩歌和百萬餘字的著述,令人驚歎。同時他求知若渴的鑽研態度也鼓舞清代文人的求索精神,並促進了清朝文化的繁榮。

設南書房

朕平時讀書、練字,感到近侍中缺乏博學善書之人,以至於他們在講論時不能順利應對。所以朕決定,在翰林院中選擇博學善書者兩人,侍奉左右,共同研究文學義理。——康熙帝

(出處:朕不時觀書寫字,近侍內並無博學善書者,以致講論不能應對。今欲於翰林內選擇博學善書者二員,常侍左右,講究文義。——《康熙起居注》)

硯台 毛筆 古代書房 文房四寶

康熙帝親政後不久,把乾清宮的西南角、也就是自己舊日讀書的地方開闢為辦公區域,擇翰林文臣入值,即開設南書房。(HelloRF Zcool/shutterstock)

康熙朝有一個特殊的內廷機構,清一色由漢族士大夫組成,清初的著名文人熊賜履、陳廷敬、王士禎、查慎行等人都曾入值於此。因而,此處更成為清廷中人才濟濟的清要所在,漢人更以在這裡供職為榮。它的名字——南書房,聽上去風雅有餘,威懾不足,卻是康熙帝身邊最重要的諮詢和決策機構。

南書房的創設時間不晚於康熙十年,也是康熙帝親政初期一大重要舉措。《清史稿》中關於書法家沈荃,有一句記載:「十年,授侍講,直南書房。」康熙帝此舉,同樣沿襲滿清貴族的舊制。早在太祖努爾哈赤時期,宗室子弟都設有「書房」,並選拔有文才者輔導學業,兼管文書工作。太宗皇太極將書房改為文房,特選儒士供職,成為正式機構。世祖順治帝雖未設立書房,但是他專門在宮廷中開設一處公辦的地方,選翰林院官員輪值,以備隨時召見、諮詢政務。

康熙帝就在親政後不久,繼承先祖遺範,把乾清宮的西南角、也就是自己舊日讀書的地方開闢為辦公區域,擇翰林文臣入值,即開設南書房。南書房官員初為文學侍從,隨時應召左右,備顧問、論經史、談詩文,進而輔佐皇帝草擬詔令文書,參預機務。

南書房的官員向來沒有固定的人數和編制,但卻是康熙帝極為重視的近臣。康熙十六年(1697年)十月,南書房機構有了新的發展。康熙帝對大學士勒德洪、明珠說:「朕最近讀書寫字時,發現近侍中缺少博學善書之人,以至於他們講論經史時,無法順利應對。」於是下令在翰林中甄選賢才,令其「常侍左右,講究文義」。更重要的是,康熙帝還特意在紫禁城中賞賜府邸,以示恩寵和殊榮。後來,侍講學士張英和內閣學士高士奇,就成為人人稱羨的南書房新成員。[5]

南書房官員的選拔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如康熙帝所說的,從翰林院或者平時講授儒學的文臣中拔擢,二是直接提拔才華出眾的書生。比如海寧的查慎行,精通《易》學,詩名享譽禁中;還有陳元龍,因書法受到康熙帝賞識,都受到特召,入值南書房。

總體來說,南書房的官員是天子的近侍、師友甚至心腹,康熙帝對他們都非常地禮遇和器重。比如張英入值不到三年,就升任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後來成為翰林院掌院學士、禮部尚書,總領南書房。康熙帝稱讚他「張英始終敬慎,有古大臣風。」[6]張英致仕後,康熙帝仍然一再向他諮詢地方吏治。

南書房的尊崇地位,體現了康熙帝打破滿漢隔閡的開闊胸懷,以及對文人和博大精深的漢文化的敬重。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天子如此聖明,他身邊也似百川入海一般,匯聚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忠臣賢士。他們忠誠地跟隨康熙帝,一同開創清朝的全盛時代。

註釋:

[1] 《康熙朝實錄》卷115:康熙二十三年五月丙子條。
[2] 《康熙教子庭訓格言》第三章。
[3] 《康熙朝實錄》卷54:康熙十四年四月辛亥條。
[4] 《聖祖仁皇帝聖訓》卷5:上諭講官喇沙裡、徐元文曰:「嗣後經筵講章稱頌之處,不得過為溢辭,但取切要有裨實學,其諭各講官知之。」
[5]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日癸亥條。
[6] 見《清史稿》卷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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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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