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曉容:中共或推遲兩會 背後有何考量

大陸2月17日消息,中共人大常委會將於24日開會,審議推遲3月份全國人大會議的草案。同一天,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會議也研究了延遲3月政協全國會議的事項。觀察家表示,若兩會改期,這將是從1978年恢復兩會制度後的首次。

中共官媒稱,全國人大代表當中的省市等方面的領導幹部「奮戰在疫情防控工作第一線」,延遲會議可確保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還提到「堅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

如果中共官員真的心繫人民群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提早「奮戰」,新冠病毒爆發根本不會演變成國家和國際性災難。這些空話是幌子。推遲兩會之所以被研討,說明全國和北京的疫情相當嚴峻。

中共當局應該有三重考量:第一,避免外地進京代表帶來病毒,避免代表人群之間交叉感染,保證各級官員、特別是中南海官員的健康為重中之重。

第二,此舉或有助於平息民憤和國際輿論壓力,顯示官方關心民眾安危。

第三,兩會召開意味著京城的安保升級,各地公安和國安又要監控訪民和異議人士,當下中共應對疫情已焦頭爛額,恐難以抽調大批人力去顧及額外事項。此外,強力壓制必定引起更強的反彈,中共不想於此關鍵時刻在「維穩」上出現閃失。

兩會可能延遲的消息傳出後,大陸網民評議:「怕死連會都不敢開,卻拚命的強制老百姓復工,造孽。」「橡皮圖章會議,開不開無所謂。」

42年來,一年一度的兩會是勞民傷財的豪華秀,中共藉機顯示「中國式民主」。每年此際,京城風聲鶴唳,全國的訪民和異議人士被旅遊、被軟禁,人民的聲音被壓制到極限,「代表」們歡聚一堂,遞交一些無關痛癢的提案,那些真正觸及時弊的動議無人理會,提議者甚至遭遇打壓。

今年1月11日至17日,湖北省如期召開兩會。在此期間,武漢市衛健委發布的疫情通報均稱無新增病例,引發公眾強烈質疑。3天後,病例數字激增,6天後,武漢宣布封城。顯然,兩會進一步延誤了疫情防控。多少萬人這一週內被感染?多少人死得不明不白?多少武漢人不知情地外出旅遊,把病毒帶向全國和全球?至今,無人對此負責。地方和中央互相「甩鍋」,全無擔當的勇氣。

近來,形勢對中共越來越不利。中美貿易戰、香港反送中、台灣堅拒「一國兩制」,國內群體抗爭不斷,民眾要求自由的聲浪高漲。去年10月1日,港府取消了維多利亞港灣的煙花匯演,中共臉上無光。

今年1月至今,武漢肺炎帶來更大的挑戰。因為貿易戰和港人抗議,都涉及民主自由制度與極權統治的不兼容,而大陸疫情純系中國內部問題。由此,中共自曝體制弊端,從信息管控到公共衛生漏洞,從中央與地方的不協調到內部高層權鬥,更甚者,此事竟或牽涉生化武器研究和人工釋放病毒的驚天黑幕,恐怖和複雜的情節致使數十萬中國人淪為直接的犧牲品,全國陷入混亂和不安。這一切亂象,自內而外,盡現於世界各國政府、民眾和媒體的眼前。任憑黨媒連篇宣揚「黨的領導」、「中國制度的優越性」,誰會相信?

今次,許多人將武漢事件與1986年的切爾諾貝利事故相比,認為這也許會導向中共覆滅。戈爾巴喬夫曾說:「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可能成為5年之後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其重要程度甚至要超過我所開啟的改革事業。切爾諾貝利災難的確是一個歷史轉折點,其前後的兩個時代迥然不同。」

歷史證明,在邪惡的共產黨體制內的改革定無出路。新冠肺炎還將引發哪些未知?眾人要做的,除了拭目以待,還需在善惡間定奪。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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