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摒棄斯大林主義
斯大林之死，正值蘇聯70年存在的中期，標誌著一個決定性的階段。儘管它並非這一體制的終結，但至少是一個時代的結束。正如弗朗索瓦．福雷所寫的，這名最高領導人之死揭示了「一個體制的悖論」。「據稱，該體制是社會發展規律的一部分，但其中一切實際上都高度依賴於一個人，以至於他死時，這個體制似乎喪失了它持續存在所必不可少的東西。」這種「必不可少的東西」的一大組成部分就是，國家以多種不同形式對人民進行的高度的非人鎮壓。
對斯大林的主要合作者來說，斯大林之死所造成的政治問題極其的複雜。這些合作者包括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米高揚、卡岡諾維奇、赫魯曉夫、布爾加寧和貝利亞。他們必須馬上確保體制的連續性，並重新分配責任。無論多麼弱勢，都必須從他們中間找出一人來主導局勢，以平衡他們的集體統治，並顧及他們的一切野心與能力。他們也必須迅速引入一些重大變化；對此，他們有相當大的共識。
將這些不同目標統合起來頗具難度。從斯大林之死，到貝利亞所造成的威脅消除，這一過程極其緩慢而曲折，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貝利亞於1953年6月26日被捕。
對於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當天）和7月2日至7日（貝利亞被除掉後）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現在可得的速記報告有助於解釋為何蘇聯領導人開始了這種「摒棄斯大林主義」。赫魯曉夫後來將其轉變為「去斯大林化」（de-Stalinization）。這一過程在1956年2月的蘇共二十大和1961年10月的二十二大上達到頂峰。
拋棄斯大林主義的一個推動力僅僅是一種防禦機制──一種求生本能。在斯大林統治的最後幾個月裡，幾乎所有的高層領導人都已經意識到，他們實際上是多麼脆弱。沒有人是安全的──被指控為外國情報部門特工的伏羅希洛夫不安全；被解除中央委員會主席團職務的莫洛托夫和米高揚也不安全；身處安全部門核心、受斯大林本人策劃的陰謀所威脅的貝利亞也不安全。由統治集團再往下，自戰爭以來一直在重組的官僚精英，也擔心並最終拒絕了該政權的恐怖主義方面。祕密警察的無所不能，是他們享受穩定職業的最後障礙。正如馬丁．瑪利亞所說，必須拆除「斯大林建立的供自己私用的機制」；這一機制使斯大林得以確保，無一人能夠比他的同事和政治對手走得更遠。真正動員斯大林的繼任者們轉而反對貝利亞的，不是對必須進行的改革的意見分歧，而是害怕看到另一個獨裁者上台。貝利亞似乎是最有權勢的人物，因為整個國家安全機構以及內務部都由他任意支配。對所有相關者來說，教訓相當明顯：鎮壓機器絕不應再次「逃脫黨的控制」而被允許成為單個人的武器，從而威脅到政治寡頭統治。
這種變化的第二個和更深層的原因是，從赫魯曉夫到馬林科夫的所有主要領導人都意識到，此時經濟和社會改革是最必需的。對經濟專門的壓制性管理（基於對幾乎所有農業生產的威權控制）、各種形式行為的入罪化，以及正在萎縮的古拉格系統，已經導致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停滯，使勞動生產率不可能有任何提高。20世紀30年代違背絕大多數人民意願而實施的經濟模式，已經帶來上述結果，此時被認為過時了。
變化的第三個原因是權力鬥爭本身。它導致政治人物中不斷提高賭注。正是赫魯曉夫，比同事們走得更遠，力求緩慢而漸進地去斯大林化，不僅在政界，而且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他這麼做的原因，這裡無須贅述，只用一句話就足以概括：他能夠面對自己的斯大林主義過去，似乎感到真正的懊悔，是一名熟練的政客和「偉大的民粹主義者」，真正相信會有更美好的未來，且有意願回歸他所認為的合法的社會主義立場。
拆除鎮壓機器這一運動的主要步驟是什麼？幾年內，蘇聯從一個法律和法外鎮壓（legal and extralegal re-pression）程度極高的國家變成一個專制的警察國家；在其中，在超過一代人的時間裡，對恐怖的記憶都是後斯大林主義秩序最有效的保障之一。
斯大林死後不到兩週，古拉格系統就被完全重組，並交由司法部管轄。其經濟基礎設施立即轉讓給相關各工業部門。這些變更清楚地表明，內務部正在喪失其作為最有權勢部門的地位。比這些行政變更更引人注目的是，1953年3月28日《真理報》宣布大規模大赦。根據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前一天頒布、由其主席伏羅希洛夫簽署的一項法令，以下人員被給予特赦：
任何判刑少於5年的人；
任何因撒謊、經濟犯罪和濫用權力而被判刑的人；
孕婦和有10歲以下孩子的母親、未成年人、55歲以上的男子以及50歲以上的婦女。
此外，這次大赦還規定，將所有其它判刑減半，除了對反革命活動、重偷竊罪、盜匪活動和預謀殺人罪的判刑。
在幾週內，約120萬名囚犯從古拉格獲釋，占營地和流放地人口的將近一半。他們中很多人都是無足輕重的罪犯，因小偷小摸被判刑，還有更多人是普通公民，依據無數壓制性法律之一被判罪；從「離開工作場所」到「違反有關內部護照的法律」，這些法律控制著每個活動領域。這次局部大赦，尤其將政治犯和特殊被放逐者排除在外；這種模稜兩可的政策反映出，進行中的變化仍不明朗。1953年春，是個充滿變數的時期，也是一個激烈權鬥的時期。當時，甚至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兼內務部長拉夫連季．貝利亞，似乎也在變成一名「偉大的改革家」。
有哪些考量決定了如此大規模的大赦？據貝利亞傳記的作者艾米．奈特（Amy Knight）說，1953年3月27日的大赦，是應這位內務部長本人的要求而通過的，是一系列政治措施的一部分。這些措施表明，貝利亞思想中出現新的、自由主義方向。貝利亞與其他人一樣，參與了斯大林死後的權力鬥爭，因此也陷入了日益上升的政治風險的漩渦。為了替大赦辯護，貝利亞於3月24日給中央委員會主席團發了一個便條。他在其中解釋稱，古拉格252萬6,402名囚犯中，僅22萬1,435人是「特別危險的罪犯」，其中大多數都關在特殊營地。他令人吃驚地承認，很大一部分囚犯並未對國家構成威脅。因此，大規模大赦滿足了釋放過度擁擠、本質上又笨拙的刑罰系統的需要。
管理古拉格的難度愈來愈大的問題，在上世紀50年代初被定期提出。這場營地內的危機，在斯大林死前被廣泛承認，它使人們對3月27日的大赦有了新的認識。經濟和政治原因引發斯大林的潛在接班人宣布大規模但局部的大赦。他們意識到，古拉格過度擁擠，且完全沒有效率。
這裡和其它地方一樣，只要斯大林還活著，就無法採取任何大刀闊斧的措施。正如史學家墨舍．勒文（Moshe Lewin）曾經很恰當指出的，在斯大林獨裁統治的最後幾年，一切都被「木乃伊化」了。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