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放逐行動的特點是,出發地與目的地之間完全缺乏協調。因此,被捕的農民有時被關在臨時監獄(營房、行政大樓和火車站)裡數個星期。大批人設法從那裡逃了出去。格別烏給第一階段分派了240支車隊,每隊包括53節車廂。根據格別烏的規定,每支車隊包括44輛牲畜運輸車,每輛載有40名被放逐者;還包括8節運載工具、食品和被放逐者私人物品(每個家庭限480公斤)的車廂,以及一節運送衛兵的車廂。車隊的組建過程總是慢得令人痛苦。格別烏和交通人民委員部之間頗為苦澀的通信顯示了這一點。在沃洛格達、科特拉斯、羅斯托夫、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和鄂木斯克等大型補給基地,車隊總會滿載著人停留數個星期。這些成群的婦女、兒童和老年男子經過時,很少不引起當地居民的注意。由「沃洛格達工人和雇員聯合組織」或「科特拉斯鐵路工人」簽署的許多團體信件,都發往莫斯科,抱怨「對無辜者的屠殺」。

關於1930年和1931年車隊的死亡率,保存下來的詳細記錄很少,但極惡劣的條件、嚴寒、食物的缺乏和疾病的快速傳播,一定奪去了大量的生命。

當鐵路運輸車隊最終抵達一個車站時,男子和他們的家人往往被分開。男子被臨時關在易損壞的小屋裡,然後被押送到新的聚居地。根據官方指示,這些聚居地「某種程度上遠離任何交通工具」。這樣一來,冗長的行程有時就多了數百里。他們帶著家眷或者不帶,冬天有時坐在一隊隊雪橇上,夏天則坐在雙輪馬車裡,甚至步行。從實際角度來看,第二類富農行程的最後階段,與對第三類富農的放逐往往難以區分開。後者當時正被重新安置到邊陲地帶(peripheral regions)需要改善的土地上,即西伯利亞或烏拉爾數十萬平方英里的地區。正如西西伯利亞托木斯克(Tomsk)縣當局於1930年3月7日所報告的:

「第三類富農的首批車隊徒步到達,因為我們沒有馬匹、雪橇或馬具……一般來說,分配給車隊的馬匹完全不適合往往在200英里以上的行程,因為當組建車隊時,被放逐者的任何好馬很快就被老馬取代了……鑑於這一現狀,運輸富農有權攜帶的兩個月物資,是不可能的。也很難應對通常占隊伍約50%的兒童和老人。」

在一份類似的報告中,西西伯利亞中央執行委員會顯示,它有可能執行格別烏的一些指示。這些指示涉及將4,902名第三類富農流放到新西伯利亞省的兩個縣。該委員會在此報告中稱:「沿著225英里嚴重破損的公路,運輸8,560噸糧食和動物飼料,需要動用28,909匹馬和7,227名騎手(1名騎手駕馭4匹馬)。從理論上說,被放逐者因『其行程和安置』所需,有權攜帶這些糧食和飼料。」該報告總結稱,「實施這種規模的行動,會嚴重影響春季播種計劃,因為馬匹會因此而精疲力竭,需要數週的休息時間……所以,将被放逐者獲准攜帶的糧食量大幅減少,是頭等重要的。」

這樣,在沒有糧食或工具,且往往沒有任何容身之處的情況下,囚犯們不得不開始他們新的生活。1930年9月來自阿爾漢格爾斯克省的一份報告承認,擬建的1,641間被流放者宿舍,只有7間建成。被流放者經常在光禿禿的地上、開闊的草原上或沼澤松林中央「安頓下來」。那些能帶上一些工具的幸運兒,可以搭建某種基本的庇護所,通常是傳統的澤姆良卡(Zemlyanka),即在地上鑽一個簡易的洞,上面覆蓋著樹枝。在某些情況下,數以千計的被放逐者被安排居住在一棟在建的大型建筑或工業中心附近。此前,他們臨時住在簡陋的軍營裡,睡三層上下床,每間小屋數百人。#(待續)

──轉自《大紀元》 譯者:言純均

(責任編輯: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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