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紅衛兵被毛澤東推上中共政治舞臺，歷時兩年半的瘋狂，燒、殺、搶、盜無所不為。毛鼓動、利用紅衛兵們不僅造中共老干們的反，同時還要攻擊一向視為心頭大患的知識份子，逼死殘害了一批批中華民族最優秀的精英。在毛澤東達到這些目的後，1968年,毛澤東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名義把紅衛兵下放到農村，實際等於變相流放。有近1700萬知識青年下放農村，整整一代人青春就此消亡。
毛澤東是紅衛兵的「紅司令」
1966年8月18日，百萬紅衛兵集會在天安門廣場。毛澤東對紅衛兵大檢閱，使剛剛興起的紅衛兵運動迅速掀起了第一次浪潮。大檢閱後，中國各地紅衛兵紛紛發出了一浪高過一浪的呼聲：「我們也要到北京！我們也要見毛主席！」
于是，北上，南下，西進，東征，大串連轟轟烈烈興起。紅衛兵一次又一次地被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接見，被慫恿，被煽動。大批青年學生從全國各地雲集北京，虔誠地等待毛澤東的接見。
8月18日以後，毛澤東又連續七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各地來京的紅衛兵，總數達1100萬人。
毛澤東支持紅衛兵，當上了紅衛兵的「紅司令」，是出於「天下大亂」的需要，是剷除政治宿敵的需要。文革史的讀者認為，紅衛兵只是在某種意義上充當了中共的打狗棒作用。
「紅衛兵」被推上中共政治舞臺
紅衛兵運動，成份複雜，幾乎囊括了中國大地上15至30歲的所有青少年。
紀實文學《紅衛兵檔案》中描述，清華附中是中共幹部子女。1966年《五.一六通知》發佈和5月25日北京大學大字報貼出後，清華附中的中學生們熱情高漲。
5月29，清華附中正式貼出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宣稱「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紅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北京市八中和清華附中一樣，這所中學也是「中共紅色貴族」子女居多。中學生們組織起來，到清華附中抄錄大字報，學習鬥爭經驗。
回到自己的學校後，立即行動起來將全校所有教職員工召集到一間大教室裡，聽學生們嚴厲的訓導。
「老師們，過去你們在這講台上講，我們在講台下聽。過去是三娘教子，今天是子教三娘。我們對你們是爭取團結的；但是你們所執行的修正主義路線，必須徹底清算……」
階級鬥爭，課本上天天學，周圍的人們天天講，如今活生生的階級鬥爭就發生在他們身邊。他們高擎自己鮮紅的心，唱著煽情的「革命歌曲」：在需要犧牲的地方，在敢於犧牲！要敢於犧牲！包括犧牲自己在內。完蛋就完蛋，槍一響，上戰場，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
由林彪語錄譜成的這首特殊年代的流行歌曲，充塞著「完蛋」「老子」之類流珉詞彙。
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被打倒
1966年6月，劉少奇和鄧小平組織工作組進駐大中學校，禁止學生遊行示威和張貼大字報，並將鬥爭矛頭引向「黑五類」。毛澤東對此非常惱火：「共產主義者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舉行第十一次全體會議期間，8月5日，毛澤東用鉛筆在一張報紙的邊角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實際宣告，目的就是要「炮打」劉少奇、鄧小平這個「資產階級司令部」。
1967年1月，蒯大富率領的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打電話給不出中南海的劉少奇夫婦，謊稱他們的女兒劉平平遭遇車禍。
王光美被騙到醫院，只好跟他們到清華大學挨批鬥。
1967年元旦，文革小組動員北京市各大專院校數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批判劉少奇、鄧小平。
那時候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被打成「黨內最大的走資派」，被解除一切職務。之後紅衛兵對他進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攻擊。到8月對鄧小平的批鬥已經升級到武鬥，紅衛兵到鄧小平在中南海的家裡開批鬥會，鄧小平被逼著下跪，坐「噴氣式」等。
身在成都的彭德懷也成為紅衛兵揪斗的對像，1966年12月23日深夜，彭德懷最終被以韓愛晶為頭頭的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秘密抓捕，此後彭德懷慘遭輪番批鬥、關押。
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者章立凡：「發動文革，推翻中央。毛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打的是劉少奇、鄧小平。毛雖是中共中央主席，日常工作並不是毛主持。毛髮動文革，把依據憲法選出的國家主席幹掉，還幹掉很多重要中共領導人。」
紅衛兵的紅色恐怖
1966年6月以後，紅衛兵開始用暴力手段清除四舊，進而對早已經失去反抗能力的黑五類（黑五類是在文革時對政治身份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等五類人的統稱，合稱地富反壞右，與紅五類相對。）分子施加殘忍的暴力迫害，致死致傷成千上萬。
從破四舊開始，紅衛兵的形象變得猙獰起來。運動之初就十分激昂的政治激情經過一次次煽動，漸漸變成了歇斯底里般的大發泄。上演了一場場殘暴活話劇。
北京中學紅衛兵成立了敢死隊性質的「糾察隊」，私設監獄，私設勞改所和刑堂。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勞改所裡，就打死、打傷致殘不少於200人。
在一所中學的刑堂裡，紅衛兵用酷刑之後淌在地上的人血，在雪白的牆壁上塗寫了一條標語：「紅色恐怖萬歲！」
8月23日，在「滾，滾，滾，滾它媽的蛋」的《造反歌》鼓舞下，一隊腰扎皮帶、頭戴軍帽的紅衛兵少男少女闖進北京市文聯、文化局大院。
先衝進編輯部，把刊物、稿件撕碎；又衝進會議室，用剪刀將精神貴族們養尊處優的一張張沙發戳上大窟窿；然後翻箱倒櫃，將庫室中的刀槍劍戟、蟒袍羅衫等京劇戲裝和道具堆積到國子監（孔廟）大院中央，遍灑汽油，縱火焚燒。火點燃後，紅衛兵命令那些精神貴族們在濃煙四周跪成一圈，並用木刀向他們身體上、腦袋上砍去。
同一天，北京體育學院「八.一八」紅衛兵200多人到頤和園砸碎了釋迦牟尼的塑像。在此前後，破四舊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展開。
從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時間，大興縣13個公社、48個大隊被殺害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滿門抄斬22戶，其中年齡最大者80歲，最小的出生才38天！
中華民族精英被逼自殺
作家蕭乾先生在《北京城雜記》一文中這樣寫道：「到1966年紅8月，革命就由陰慘慘變為血淋淋了。丟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條屍首，有人說還沒斷氣呢！就拉到火葬場去了。
大孩子告訴我，他們高中那位幹了一輩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師被打死後，造反派非逼著校長在陽台上抱著屍體跳舞——他乾脆跳了樓。那陣子，對許多人來說，死比活著美麗多了，有吸引力多了。」
一個民族到了生不如死，死比活著還美麗、還有吸引力的地步，這個民族實際上已經墮入到萬劫難復的罪惡深淵中去了。
據中共中央1980年第77號文件中的附件材料所公佈的數據，1966年8、9月間的40天裡，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
有權威人士在分析文革中出現的大量自殺現象時有三大特徵：
1、是超高百分比，自殺創下了駭人聽聞的新記錄；
2、是全方位分佈，自殺者幾乎遍佈一切黨派、團體、職業、年齡和職位；
3、是自殺者中，集中了一批中華民族最優秀的人物。
一批批文化精英被逼自殺者：鄧拓、閻紅彥、老舍、吳晗、翦伯讚、傅雷、以群、聞捷、海默、上官雲珠、筱白玉霜、容國團……
紅衛兵派系眾多相互攻擊武鬥
1966年底，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組織繼續分化、動盪、組合。最為人所熟知的是天派和地派。各種派別的紅衛兵組織在校園內外展開激烈的辯論戰、大字報戰和廣播戰，相互攻擊。
中國各省地方也出現紅衛兵派系問題。隨著運動的逐步升級，各種紅衛兵勢力分化組合，此消彼長，勾勒出一幅幅慘痛的歷史圖像。
戰爭尚且讓女人走開，武鬥卻沒有。在武鬥中喪生，應該算當時紅衛兵較常見的死難方式，而他們也曾被視為烈士。
有資料顯示，1968在清華大學紅衛兵兩派之間所發生的大武鬥，動用各種棍棒、土槍、土炮、地雷、手榴彈、半自動步槍、燃燒瓶、土坦克等裝備，針對大禮堂、東區浴室樓、科學館等進行搶佔與爭奪。共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傷，30多人終身殘疾，直接經濟損失1000餘萬元。
報告文學作家胡平、張勝友在為井岡山大串連二十週年寫下的祭文《歷史深思錄》介紹：「文革」的武鬥期間，武漢一位十七歲的女紅衛兵和她的十幾個戰友被包圍在一幢五層樓房裡，女紅衛兵咬咬牙，衝上樓頂，迎風揮舞那面佈滿彈孔的戰旗，舞著，舞著，便高呼著那個時代最時髦的口號「毛主席萬歲」從樓頂上跳下去了。
當時，對方一派同樣也是十七八歲的紅衛兵們為了煽起更瘋狂的仇恨進攻大樓，便利用女紅衛兵的屍體作道具，演習射擊瞄準，一陣亂槍掃射，女紅衛兵的屍體上千瘡百孔。
第二天，女紅衛兵這一派的增援隊伍來了，同樣用女紅衛兵的屍體作道具，搞了場聲勢浩大的抬屍遊行。成千上萬的示威遊行者緊隨其後，不時爆發出尖厲刺耳的槍聲——那是糾察隊員們在朝天上放槍。
遊行結束後，女紅衛兵被埋進了烈士陵園。然而，不久這位女紅衛兵的屍骨就被勒令從烈士陵園挖出來了。理由再充足不過：武鬥中死掉的反革命暴徒怎麼能同革命烈士埋在一起？
重慶的陳國英回憶了當年的情景，她當年是重慶二十九中的學生。
「唐明渝是我們當時的校花，身高一米六幾，熱情大方、漂亮，特別擅長跳舞。我唱歌挺好的，就因為這個原因，我和她加入了戰鬥團，唱歌跳舞搞宣傳，大家都覺得挺好玩，根本就不可能想到死亡。結果一下子，四個女生、兩個男生都死了。楊武惠死的時候還只有14歲。」
有多少這樣的紅衛兵，他們消失在人海中，沒有發言的權利，也沒人聽得見他們在說什麼。他們活著就像死了一樣，死了……那就更加是死了。
卸磨殺驢 「紅衛兵」下放農村做知青
文革前後長達10年之久，紅衛兵在這個舞台上的演出卻僅僅二年半時間，即從毛澤東於1967年7月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寫信，表示支持紅衛兵「對反動派造反有理」之始，至1968年12月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知青」取代「紅衛兵」被戴到了青年學生的頭上。
毛澤東于是說「現在是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工宣隊與軍宣隊相繼進入學校等單位系統，紅衛兵逐漸失勢、退出了文革舞臺的中心。
文化大革命是從學校發動起來的，學生相對單純，在被作為發動文革的工具後，無所事事的紅衛兵已經成了被利用的破壞力量。
1968年，紅衛兵運動已經持續兩年多，但要年輕人回歸正常生活，但覆水難收，社會震盪和混亂無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學仍不招生，工廠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屆高中畢業生共400多萬人呆在城裡無事可做，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做為毛澤東來講，把這些學生分散到農村的汪洋大海之中，也就消除了紅衛兵的勢力。
上山下鄉雖然國家要給與一些補貼，但是那也比在城市就業的成本低得多，因為大多數知青是不拿工資的。至於「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屯墾戍邊」，都是施加在學生身上的政治壓力。
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鄉運動大規模展開。
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700多萬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這是人類現代歷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全國城市居民家庭中，幾乎沒有一家不和「知青」下鄉聯繫在一起。
（文：唐清清/責任編輯：明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