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夢家–為傳統漢字殞命的悲壯文人

【新唐人2017年03月03日訊】這是一位與漢字有著不解之緣的亂世才子。曾經的他浪漫瀟灑,以筆墨作針線、漢字作珠玉,串連成含蓄優美的「新月派」詩歌;後來的他嚴謹治學,鑽進浩如煙海的古籍世界,探尋枯澀艱深的古文字之謎。

再後來,他為之耗費無數心血的中國字,面臨消亡之劫。他出於一個炎黃子孫捍衛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四處奔走向當局政府呼籲。因文字成名的他,卻因文字獲罪。在歷經一次次批判與打壓的折磨後,他不堪受辱,憤然了結性命,與博大精深的傳統漢字,一同亡於當權者之手。

今天的中國大陸,幾乎看不到傳統漢字——正體字的蹤跡,也鮮有人會提起國學大師——陳夢家的名字。


1947年,
陳夢家(左)、趙蘿蕤(中)夫婦與家人在美國合影。(網路圖片)

長衫落拓美少年

陳夢家於1911年出生於一個神學家庭,在中式傳統教育和西方宗教氛圍中度過童年,對中國詩歌有濃厚興趣。1927年,陳夢家就讀於南京中央大學的法律系,雖然後來取得律師執照,卻沒當過一天律師。以新詩為媒,他在學校裡結識大詩人聞一多和徐志摩,並長期與他們保持著亦師亦友的關係,其詩歌水平也隨之突飛猛進。

「一朵野花在荒原裡開了又落了,不想這小生命,向著太陽發笑,上帝給他的聰明他自己知道,他的歡喜,他的詩,在風前輕搖。」(陳夢家《一朵野花》)

「今夜風靜不掀起微波,小星點亮我的桅杆,我要撐進銀流的天河,新月張開一片風帆。」(陳夢家《搖船夜歌》)

詩人穆木天曾評價陳詩「好如一片秋空,具有著靜閑的優然的美」。受兩位大詩人的影響,陳夢家的作品兼具聲律謹嚴之韻和輕俏流麗之美,他也因此成為「新月詩派」的一員主將。

1931年,陳夢家年方弱冠,便出版第一部詩集《夢家詩集》,同年7月應徐志摩之邀赴上海,編選新月派代表作《新月詩選》。花了大約一個月時間,陳夢家不辱使命,甄選18位詩人的共計80首新詩編成詩集,呈現「新月派」前、後期在思想傾向與藝術風格上的流變。

在眾人眼中,少年得志的陳夢家是個灑脫不羈的文藝家。梁實秋說他是「很有才氣而不修邊幅的一個青年詩人」,錢穆說他「長衫落拓有中國文學家氣味」。然而他的生活軌跡很快發生逆轉。

後來,陳夢家在燕京大學宗教學院讀研究生專業,很快又轉攻古文字學——只因他對中國上古神秘的宗教文化抱有極大的好奇心。他把所有精力投注於古文字學和古史學方面,僅1936年便發表《古文字中的商周祭祀》《商代的神話與巫術》等7篇論文。

在燕大讀書,陳夢家收穫的不僅僅是學業,還有人生。他與才女校花趙蘿蕤相識,相同的神學家庭背景和文學修養,讓兩人一見如故。1936年1月,他們在校長辦公室舉行了簡單的結婚儀式。

「七七事變」爆發後,這對璧人被迫遷離北京,輾轉於長沙、香港、昆明等地,在西南聯大暫時棲身。直至1944年,經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和清華教授金岳霖介紹,陳夢家越洋赴芝加哥大學教授中國古文學,隨行的趙蘿蕤也在該校攻讀美國文學專業的博士生課程。


陳夢家、趙蘿蕤夫婦(前排)與家人合影。(網路圖片)

一身詩意付金石

雖然在美國教授文學,陳夢家已逐漸從文人向古文字專家轉變。執教期間,他致力於收集、彙整流散於美國的古代銅器,幾乎走訪美國所有藏有銅器的人家、博物館乃至古董商舖。他以驚人的毅力與學力,編纂殷周銅器集錄,為研究中國銅器留下寶貴材料。

1947年,陳夢家懷著報國理想回國,在清華中文系執教,同時堅持古文字學、西周銅器等文字學與史學研究。次年,趙蘿蕤取得博士學位後返國團聚,任燕京大學西語系主任。這對亂世中的學者夫妻暫時過上穩定平靜的生活。

然而沒過幾年,中共占領中國大陸,陳夢家夫婦與其他中國知識分子即將面臨中國最黑暗邪惡的時期。

1951年,中共為「抗美援朝」造勢,發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北京市委工作組進駐校園,要求學校停課搞「運動」,知識分子必須自我改造和檢討,清算「美帝文化侵略」,而且要「人人過關」。陳夢家因個人的浪漫派詩風和出國背景難逃被改造的命運。

1951到1952年,陳夢家多次在學校大會上作檢討,表示自己因接受西式教育而無法融入「新社會」。他願與過去的思想和觀念「一刀兩斷」,並接受「新的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而妻子趙蘿蕤作為西語系教授,也要被迫參加各種會議,檢討「資產階級思想」及「重業務、輕政治」的教學傾向。

陳夢家一方面配合運動作檢討,一方面也因無法理解這種運動,私下裡評議時弊。一天,校園的大喇叭廣播一項通知,要求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陳夢家聽到後說:「這是『1984』來了。這麼快。」《1894》是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小說,預言集權社會的情景,陳夢家藉此含蓄地譏評中共體制。

1952年,運動剛結束,中共又在全國展開高校的院系調整,陳夢家被分配到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妻子趙蘿蕤轉入北大西語系任教授。

「詩家不幸史家幸。」在考古所的最初幾年,陳夢家的生活相對平靜,在考古方面的學術研究建樹頗豐。他借鑒西方學術規範,先後完成《殷墟卜辭綜述》《西周銅器斷代》《尚書通論》等專著,成為名副其實的古文字、考古學大師。1956年,陳夢家還用豐厚的稿費購置一套四合院,每天在家工作超過10個小時。他還熱衷於購置明清家具,在家中悉心收藏、展示,被朋友戲稱「比博物館還博物館」。

他卻從此擱置詩筆,鮮有文學創作。嚴苛的政治環境,是扼殺詩魂與靈感的最大殺手,陳夢家的浪漫詩風已被主流文學拋棄,他只得選擇緘口不言,把所有精力灌注到遙遠的古代世界。


陳夢家著作《中國文字學》(網路圖片)

不知言路成絕路

1956年,中共在大陸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次年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鼓勵「大鳴大放」,製造出政治氣氛變暖的假象。陳夢家與其他知識分子一樣,以為中共真心納諫,欲將多年前想提而不敢提的意見真誠吐露。

1935年,中華民國曾公布300多個簡體字表,推廣漢字改革。因遭到社會人士反對,國民政府便於次年下令停止推行。一心毀滅中國文化的中共,從成立之初就逆勢而行,逐步毀滅承載著中華文明的傳統漢字。中共先將漢字被歪曲成「橫亙在群眾和新文化之間的『長城』」,又在1930年編造一套適用拉丁字母的中文系統。1936年,毛澤東更對記者公開表示,中文字母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1949年,中共全面控制大陸後,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正式著手漢字簡化工作。中國語言學家在中共的指示下,先後提出千百種改革方案,最終決定使用簡化漢字作為過渡,逐漸實現字母化。

作為用漢字寫作並探尋古文字脈絡的文人,陳夢家深知傳統漢字對中國人的重大意義。漢字如果被廢除,將真正成為中國人了解中國文化與歷史的障礙,中華文化的傳承也隨之被切斷。這對擁有五千年璀璨文明的中華民族來說,無疑是最大的損失。

之前,陳夢家懾於運動的壓力,有口難言;到了「鳴放」時期,他便積極地向中共發起呼籲。1957年2月,他在《光明日報》發表《略論文字學》,批評漢字簡化方案。3月起,他參加文字改革座談會,發表演講,表達不贊成簡化漢字的看法:「如果廢除漢字,改用拼音文字,不免會引起天下大亂。」

5月17日,陳夢家繼續為保護正體字發聲,在《文匯報》發表文章《慎重一點「改革」漢字》。他卻不知道,就在兩天前,毛澤東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發出打擊右派的信號。這樣,陳夢家關於反對漢字改革的言論,成為他在「反右鬥爭」中被批判的最大證據。

陳夢家被劃為右派後,學術活動完全停止,在單位裡遭到「降薪停職使用」的處罰,在社會上更要忍受一眾學者的聯合批判。從此,等待他的是參加不完的批鬥會、做不完的自我檢討。陳夢家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變得情緒低落,身形消瘦;趙蘿蕤因無法承受突如其來的災禍,患上精神分裂症。偏偏這時,在1958年12月,陳夢家被下放到河南農村接受勞動改造,一代古文字專家只能做些種田、踩水車之類的農活。

直到1960年,陳夢家才重新回考古所,受副所長、他的朋友夏鼐照顧,調往蘭州整理漢簡,成為他不幸生活的一次大幸。在那裡,陳夢家專注考古研究,以超乎尋常的才華完成《武威漢簡》《漢簡綴述》兩書。兩年後,他又回到考古所。雖然後來摘掉「右派」帽子,但是遭受過兩次運動迫害的他仍然心有餘悸,遂一心撲在考古研究中。


陳夢家、趙蘿蕤夫婦合影(網路圖片)

兩度求死浩劫中

文革的爆發,堵死了他的最後一條出路。1966年8月,陳夢家第三次被中共「批鬥」,也是最悲慘的一次,直接導致他的自殺悲劇。

陳夢家在文革中被劃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重新被揪出批判、鬥爭。作為考古所的領導,夏鼐目睹陳夢家遭受迫害的經歷,並在日記中留下第一手資料。考古所成立了監督小組,每天強制陳夢家與其他「反動分子」上午勞動,下午寫檢查。烈日當頭時,他被迫長時間跪在院子裡,有人往他身上扔臟東西,甚至吐口水。

他的四合院被紅衛兵查抄,家中藏書一掃而空,住所被他人占用,陳夢家夫婦只能住進一間車庫改造的破屋。期間,趙蘿蕤兩次發病,都因為在文革的非常時期而無法送醫。

8月23日,紅衛兵闖入考古所,揪鬥陳夢家;24日繼續批鬥,還給他戴上「流氓詩人」的紙帽,並勒令他寫檢查。陳夢家捱過了一天的批鬥,來到一位朋友家。屈辱與絕望帶來的悲憤之情一瞬間爆發,他放聲吶喊:「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誰知他被考古所的「造反派」一路跟踪。在朋友家中,他們繼續狠狠批鬥,強行按著他下跪,進行又一輪辱罵和毒打。最後,陳夢家又被押回考古所。

可怕的「紅八月」,正是紅衛兵造反運動最為血腥的時期。24日當晚,考古所附近的東廠胡同,至少有6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有人回憶,「拷打從下午延續到深夜」,「淒厲的慘叫在夜空中迴旋」。被關在單位的陳夢家,應該也聽到了一聲聲的拷打與慘叫。那一晚,他悄悄寫下遺書,吞下大量安眠藥。

因藥量不足以致死,陳夢家被送往醫院搶救過來。然而大難不死,未必有後福,第二天他的家裡就貼滿了大字報,前去探望的弟弟陳夢熊還被紅衛兵攔住毒打一頓。陳夢家在醫院住了一陣就被轟出來,身邊多了幾個看管他的年輕同事。9月2日,他趁眾人不注意,選擇更直接的自殺方式——自縊身亡。而3天后,考古所召開「聲討陳夢家畏罪自殺大會」,為這位終年55歲的飽學之士「送行」。

他卸下了一身重擔,此後生活的悲痛與苦難都由趙蘿蕤一人承擔。她在文革之後繼續執教,耗時12年時間完成《草葉集》全譯本,震撼世界學術界,一舉獲得是芝加哥大學「專業成績獎」。然而她直到1998年去世,都不提過去的傷痛,更不提丈夫的名字。

陳夢家在著名詩歌《鐵馬的歌》中說:「沒有憂愁,也沒有歡欣;我總是古舊,總是清新。……也許有天 上帝叫我靜,我飛上雲邊,變一顆星。」他彷彿預見受難而死的結局,便想讓自己變成寒夜孤星,永遠無聲地注視著中國大地。

這是一位與神結緣的詩人、和文字對話的學者,原本與政治無涉,卻在三次政治運動中被中共打垮,直至殞命。中共妄圖用政治掌控傳統文化與文化精英,最終的結果只能是文化的衰敗和大師時代的消亡。

參考資料:

1.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香港《開發》雜誌出版社,2004年。
2. 劉宜慶,《陳夢家和趙蘿蕤的葳蕤人生》,《名人傳記(上半月)》,2010年第10期。
3. 湯志輝,《「運動」中的陳夢家》,《粵海風》,2015年第3期。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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