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在人民日報旗下《人民論壇》2014年4月下半月雜誌上發表一篇千字文，題為《莫仇官，體諒官之苦》。看了題目，原以為既然是個教授，再怎麼著也能講出一點自圓其說的「道道」。然而，讀完千字文，讓人特別失望。尤其是當一眼看到他這個題目，就很想對他說一句，你叫中國大陸百姓不要仇官，那麼他們受到來自政府官員的不公乃至欺騙壓迫後應該仇誰呢？難道要仇你公教授不成？
現在不論到線民還是到不懂互聯網的百姓中間去調查一下，看看有多少人會認為在中國大陸做官「苦」。用當年李鴻章大人的說法，天下最容易的事，莫過於做官。一個人如果連官都不會做，這種人也就真的無藥可救。本人並且有理由相信，李大人這番話絕對是就中國的「天下」而言的。現在不說做官了，從每年報考公務員的人數以及所招公務員的比例就不難知道，在中國，即使做一個政府的普通公務員，都是很多青年人日思夜想的事。如果沒有油水，會出現這種「擠破頭」的現象嗎？
可公方彬教授卻不這麼看。他在千字文開篇就說：「相對於西方官員，中國官員累身亦累心。」為什麼會如此之累呢？公教授也「分析」了，是因為「中國官員比西方官員承擔了更多更大的責任」——不僅如此，中國官員的身累心累，還因為「與中國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有關」。
這真把我給逗樂了。先不說中國傳統和社會結構的話，不知有多少中國人包括中國的教授在內，會承認中國大陸官員比西方官員承擔的責任「更多更大」。你到百姓中再隨機去調查一下，他們十之八九一定會跟你說：「中國（大陸）官員有鬼的責任！」就像陳丹青在接受鳳凰網採訪時所言，現在「王八蛋工程太多了，整座空城造了好幾座，多少錢，有什麼用，一拍腦袋就做了」。
那些「蒼蠅類」的腐敗分子不說，幾乎所有被中紀委帶走調查的官員，沒有一個不是因腐敗而是因「不負責任」落馬的。在中國，跟官員講責任，他們會笑話死你：「一切都是集體決策、集體負責，我（們）有什麼責任！」
公教授為了表明在中國大陸做官的苦和累，還特別舉了例子：「美國總統到大衛營休假，政府仍然正常運轉，共和、民主兩黨頂起牛來，美國政府還可以關門。中國官員顯然沒有這麼輕鬆，且不說國家領導人感歎‘時間都去哪了’，就是一個市長、縣長也難找到集中休假的時間。大多數官員都在‘五加二，白加黑’地忙碌工作。」
公教授這樣講符不符合實際呢？我們也來看看。先說國家的一把手。美國總統每年可以休假，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正如有人所言，在一般人的想像中，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它的總統一定忙得不可開交。然而，人們卻發現，美國總統卻又顯得很悠閒，不僅週末和公眾假日的休息雷打不動，而且每年都安排專門時間，遠離首都華盛頓，擺脫政治喧囂，享受他神聖的休假。
假設有個美國總統作秀似地問自己的「時間都去哪了」，美國人民一定會笑話他，不僅笑話他笨，還會笑話他不會當總統。當總統當得連自己的時間都沒有了，一定不是個好總統。連自己的時間都不知去哪兒的人做總統，如何能將這個國家管理得好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於公教授說，在中國，「就是一個市長、縣長也難找到集中休假的時間。大多數官員都在‘五加二，白加黑’地忙碌工作」，本人相信，這句話一定會把中國大陸線民笑翻。
說起來，中國市長、縣長每年好像也確實沒有集中休假的時間，但中國百姓絕不會像公教授這樣相信：「大多數官員都在‘五加二，白加黑’地忙碌工作。」那麼，我們的官員在做什麼呢？沒有落馬的官員咱不去說他，但凡「落馬」的往往都是在收受賄賂以及想著如何隱藏包括轉移那些非法財產，而與此同時進行的還有就是「包二奶」或叫睡女人。剛剛被中紀委公佈落馬的一個正部級腐敗分子，他的老家山西當地有人對他概括了這麼3句話：「賣了許多地，拍了一部戲，睡了一群女人。」公教授總不能把這種「累」也說成是「‘五加二，白加黑’地忙碌工作」吧？總不能說這種中國官員也「比西方官員承擔了更多更大的責任」吧？
最有意思的是，公教授對他前面說中國官員之所以累和苦是「與中國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有關」是這樣解釋的：一些腐敗官員之所以「在功利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是這些人「在價值觀念與精神追求方面，由於政治信仰缺失與價值觀紊亂」。公教授說到這裏還忘情地拿出了數字：「有資料表明，中國貪官95%以上牽扯到情色問題，其間既有人性的原因，同時緣於精神空虛，需要靠發洩來緩解精神壓力。人需要精神和物質的平衡，精神弱化，物欲必增。一定程度上，官場開始比俗而非比雅。由於制度漏洞導致大量官員存有‘原罪’，中央反腐風暴一勁吹，這些官員心理壓力之重，可想而知。」
讀了這段話，再聯想公教授整篇文章，不知是否可以這樣解讀：在公教授看來，除了「人性的原因」，還因「中國文化傳統和社會結構」的問題，再加之存在「制度漏洞」，導致中國大陸官員「精神空虛」，於是，那些官員就不免會身累心累，而身累心累之後，就「需要靠發洩來緩解精神壓力」。換句話說，95%以上的中國貪官都不是他們個人的問題，而是人性的問題，是中國文化傳統和社會制度的問題——儘管公教授這裏把社會制度說成「社會結構」。可如此說來，中國官員的現狀除了改變文化傳統和社會制度，豈不是無解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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