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2日訊】以陳小魯和宋彬彬為標誌的文革道歉，又一次激起人們對文革的反思。文革是什麼？是錯誤還是災難？不同的人有不同觀點。毛左認為，文革可能有細節錯誤，但大方向是對的。否定文革就是否定社會主義。現在「走資派」還在「走」，社會貧富差距巨大，正源於否定文革，沒有「過七八年又來一次」。這當然不是主流觀點。主流觀點是文革帶來「災難」，絕不可能是一種社會進步，卻只是毛澤東晚年的一個錯誤，是毛澤東當年對形勢，即對資本主義復辟的形勢估計嚴重，並由此產生左傾思想造成的。著眼點還是政治、道路、路線，糾纏於「左」或「右」，區分於政府「抓革命」還是「抓生產」。卻缺乏對人性善與惡的認識，對生命價值、個人尊嚴的體會，對暴力、侮辱等流氓手段的譴責。簡單說來，不是對侵害人權和自由的反醒，而是對主義的修正。
民間對文革的反思，則更側重於人性。並由人性引伸到法制。一個社會，可以隨便打人、抓人、殺人、批鬥人嗎？可以隨便抄家，給人掛黑牌，剃陰陽頭，遊街示眾嗎？連國家主席手拿憲法，都不能保護自已，人的安全比「兵荒馬亂」的年代都不如，這是什麼社會？社會主義也好，資本主義也好，誰正確誰不正確大可去爭論，但可以通過打人，殺人，批鬥人來實現，來消滅嗎？馬丁路德金有一名言「手段的卑鄙說明目的的卑鄙」，任何高尚的政治都不可能採用毀滅人性的流氓手段來實現。這一名言確屬真理。如果「美好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需要通過殺多少多少人，即血淋淋的鬥爭來實現，那這種「美好」還值得追求嗎？
我曾看到一個帖子。說文革中，一個年幼的初中女學生，腦子裡充滿階級鬥爭的「弦」，聽到母親經常說一些對社會不滿的話，便去告密。結果引來對母親的批鬥，自已還親自上台，聲討母親的「罪行」。最後「革命群眾」決定活埋母親，挖好了坑，把母親推入坑中，並叫女兒去填土。這一剎那間，她猶豫了，朦朧中潛藏的人性與階級鬥爭的意識產生衝突。眼前這個「階級敵人」，可是生你養你，餵你乳汁，呵護你長大，最親的親人，沒有她，便沒有你，你能為了清除實現「美好共產主義」的「敵人」，去活埋自已的母親嗎？她終於沒有下手，但母親還是被活埋。為此她一生生活在恐懼之中。世上的殘忍，莫過於此。不在於活埋的暴戾，而在於洗腦對人性的毀滅。
如果我們把文革的本質看成是流氓手段的大爆發，其實現在文革還在。當然那種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沒有了。但人性的氓滅依然。「愛國」當然高尚，但能去打人砸車嗎？發展經濟當然好，但能去強拆人家的房子嗎？穩定很重要，但能設黑監獄，僱傭群眾去抓群眾嗎？破案要神速，但能用肉刑，逼人就範嗎？有罪用法律規定進行處罰，能拉到央視去示眾嗎？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暴力、欺騙，威脅、恐嚇，正是流氓的本質特徵。所有這些手段，都是對人的侮辱，對人尊嚴的侵害，對人生命的踐踏。而人是最高的正義，世上所有理想，所有目標的價值，都比不上人的價值。大凡需通過毀滅人性來達到的目標，不管說得多麼漂亮，都違背了人的發展，即人的權利和自由的發展，才是最高發展這一終極目標。
所以我們也研究怎樣能更快發展經濟，怎樣能消滅剝削，實現分配公正，怎樣能使社會達到和諧穩定，這只是也只能是為了人的發展。如果這一過程需依靠毀滅人性的鬥爭手段來進行，那就不是為了人的發展，而是對人的摧殘。我們說社會主義「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但若這個社會主義要不斷鎮壓「階級敵人」，才能存活下去，「階級敵人」就受到壓迫和摧殘，難道「階級敵人」就不是人？存在需要進行鎮壓的「階級敵人」，這樣的社會怎麼是「沒有人壓迫人」的社會？所以階級鬥爭的理論，就是一種毀滅人性的理論。
文革的動因是什麼？
文革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經過反右，大躍進，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那些主張私有經濟的，主張個人發展的，早已被打入十八層地獄，黨內或對政策略有不同意見，卻沒有誰從根本上反對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在當時並不存在，需通過一場運動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嗎？（姑且不論「資本主義復辟」好不好）。文革要打倒劉少奇等「走資派」，但劉少奇正主持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他能反對社會主義？所以用權鬥來解釋文革，有一定道理，但不特別準確。權鬥一般使用權術，多為暗箱操作，當然也有利用群眾運動的。但即便利用群眾運動，那也有特定的打擊對象。文革確有清除權鬥對手的目的，也達到清除權鬥對手的結果。但我們無法解釋學生鬥老師，群眾鬥群眾。
革命也好，鬥爭也好，可能毀滅人性，但同時也會產生領袖。當一個社會存在敵人時，不管這個敵人是具體的個人或集團，或某種思想文化，與之作鬥爭，在這一過程中，就會形成一種組織，一種運動，需要有人發動和引領，由此產生領袖。領袖有兩種。一種是在追求正義過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曼德拉是南非黑人解放運動的領袖，因為他在與白人政權，白人文化作鬥爭的過程中站在最前列。但他只是要改造種族歧視的政權，廢除種族歧視的制度和政策，批判種族歧視的思想文化，而不是為了成為領袖。這一目的，決定了曼德拉和南非的種族解放運動是正義的，同時也決定了這一運動的手段方法是理性的，有人性的，寬容的。
如果只是為了成為領袖，而發動鬥爭和運動，這種鬥爭與運動則有如下特點：A，它要尋找敵人，沒有敵人也要找出敵人。如果社會確實存在某些錯誤（包括錯誤的制度思想行為等），則要誇大這種錯誤，使之成為敵人。有了敵人，方能有鬥爭的對象。B，它要把社會分裂成兩個陣營，有了陣營，則有陣營領袖。這裡不能有中間力量，非黑即白。要麼你就是敵人，要麼你一定得是領袖的粉絲，由此可以製造出領袖的群眾基礎。C，它要把某種思想上制度上的對抗，轉變為人與人之間的對抗。比如打倒地主，是說地主通過地租剝削農民，本是針對土地私有制度，假定（只是假定）這一理由是對的，那也只要剝奪地主的土地所有權也就消滅了剝削，為什麼要對地主個人進行批鬥，載高帽，甚至實行肉體消滅哩？因為只有敵人是人，而不是某種制度或思想，才能形成具體的人的對抗，才能成為人（比如無土地的農民）的領袖，而不僅是一種意見或理論上的領袖。D，它要使這種鬥爭成為你死我活，沒有退路。當你在這種鬥爭中不擇手段，鬥爭堅決，甚至瘋狂犯罪時，你也就等於交了「投名狀」，忠於領袖也就成了你思想上行為上的唯一選擇。
上述這些特點，正是文革的特點。所以文革的動因是毛為了成為領袖而發動的。毛很清楚，他之所以成為領袖，是在與國民黨政權作鬥爭的過程中形成的。是鬥爭出來的，只有不斷的鬥爭，才能維持他的領袖地位。但一個政權建立起來之後，是不能老是進行鬥爭的。所以他要尋找敵人，誇大敵人，要「不斷革命」。這也是建國後中國不斷搞運動的根本原因。當「大躍進」運動遭遇重創，給社會和人民生活帶來災難，黨內質疑聲四起時，他感到領袖地位的動搖，所以發動文革。文革當然有權鬥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毛要維持和成為領袖。而成為領袖，是最高明的權鬥術。
可憐的是中國人，一部分人成為革命或運動的犧牲品，因為革命或運動需要敵人。另一部分人則成為領袖的奴隸，他們沒有獨立思考，唯領袖思想為自已思想，領袖指向為自已行動指南。最關鍵的是，為了製造領袖的革命或運動，是不會以人和人的發展為最高目標的，因為它要通過對人的鬥爭來成為領袖。毀滅人性是這種革命或運動的必然結果。怎麼樣對文革進行反思？恐怕這才是對文革最深刻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