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無憂:1949以來最大宗人大賄選窩案

【新唐人2014年1月26日訊】湖南政協副主席童名謙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被宣佈「接受組織調查」時,絕大多數人都未在意,以為他不過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第十五隻遭打的倒楣老虎,從名氣到官職都屬於小咖。然而數天之後,衡陽市人大集體賄選案公佈,人們才知道童副主席涉及的可不是一般貪腐,而是「對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挑戰,是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挑戰」,一頂碩大無朋的政治性帽子砸將下來,他攤上大事了!

衡陽政權賤賣,僅售1.1億

衡陽賄選案著實精彩!相當於選民的五百二十九名市人大代表中有五百一十八名受賄,而七十六名當選省人大代表者有五十六名行賄,總金額一點一億人民幣。粗略估算一下,行賄以上位的「省代」每人破費了二百萬左右,而「市代」則平均笑納了十九萬,皆甚可觀,當然也都夠得上治罪標準了。地方「議會」因貪腐而被一網打盡,恐怕有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的資格。以百分比計算,百分之九十八的市人大代表受賄,與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此前「湖南民主法治指標實現程度達到百分之九十六點六」之說相映成趣。

賄選在中國司空見慣,賣官鬻爵,各有價碼,這是人所盡知的規則,衡案絕非特例。還是衡陽,早在二○○八年,新華社旗下《瞭望東方週刊》就刊出一篇關於該市人大選舉集體舞弊的報道。而二○一三年初,同在湖南的邵陽爆出與衡案如出一轍的醜聞,一名黃姓商人向幾百名「市代」行賄總計三十二萬人民幣,卻未當選「省代」,一氣之下向媒體爆料,指稱「此次選舉起碼有六十多位候選人行賄,五百多個代表受賄」。具體到他是這樣運作的,「邵陽市人大常委會的一名副主任找來一個退休的區人大常委會主任,此人拿來一本花名冊,說按這個名冊上的代表聯繫去送,『縣委書記、縣長、縣人大主任各送三千,市人大代表每個一千』」。此事反響甚大,卻至今尚無下文。

根據偽憲法,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權力機關」,產生並監督「一府兩院」。從理論上說,中共的衡陽政權已經淪陷。不是嗎?賣了一點一億人民幣,幾乎全體代表可能入獄。一窩貪腐犯這一年來進行的各種選舉、任命和立法活動都欠缺正當性,理論上衡陽甚至湖南都出現了憲政危機。一點一億,應該說賣得不算貴,在貧富差距巨大的今日中國,有能力一擲「億」金的土豪不可勝數。前兩年有位先生聲稱拿出一億人民幣競選某市市長,當然他澄清說這是「廉政保證金」而非「活動經費」。不過假如在衡陽,這個錢可能就足以讓有志「百里侯」者「凍蒜」了。

國本動搖,形象掃地,勢必重判

中共標榜「人大制度」體現「人民當家作主」,比「金錢至上」的「資產階級虛偽選舉」好到不知哪裡去,這次結結實實被打了臉。但丟人現眼是小事,重要的是高層感到刺骨寒意。官方高調批判賄選傷害「人民當家作主」。其實賄選不賄選,與「人民主權」沒有一毛錢的關係,卻是中共執政之形式合法性命門。中共以槍桿子打江山、保江山,本質是暴力掠奪團夥,但又以「經濟發展」作為政績,充當實質合法性,以「人大制」魚目混珠民主,作為形式合法性,其真正權力在「黨」,人大職責是將權力在形式上「合法化」,是一張精緻畫皮。中共通過其黨政組織的運作,牢牢將人大操控在手中。婊子披上貞女畫皮,反而最忌人家罵她不要臉。

對中共而言,獨立參選和「擅自賄選」都是威脅。有政治抱負的公民獨立參選人大代表,歷來受到中共的防範和打壓,自不待言。賄選某種意義上是另類的獨立參選。雖說賄選者的品質與獨立參選者或有雲泥之別,但只要脫離組織指定,就意味有脫韁可能。人大代表雖非一般意義上的官員,卻意味著巨大的政治特權。衡案中行賄者很多是商人,他們有錢,想要政治地位,卻沒有正常途徑,用錢開路是扭曲的參政之路。固然多數人只是看中「紅頂子」,但即使如此,還是可能出現失控局面,有人做出「自選動作」是可能的。衡陽人大在二○○七年曾以「否決市法院工作報告」名噪一時,雖然那次否決有陰差陽錯的因素,但自此令有關方面警惕。錢駕馭權,還是權駕馭錢?此次衡陽人大全軍覆沒,顯示中共黨機器在某些局部已高度潰爛。

衡案一定會重判。「黨變修、國變色」,「資產階級糖衣炮彈擊中了我們的幹部」,「政權淪陷」之類出現於高層言論中,雖不中亦不遠矣。這令人想起舊時科場舞弊案,清帝的處罰尤為嚴厲,主考官一概抄家滅族。童名謙是二○一四年首位被「雙開」的省部級官員,目前暫以「玩忽職守」被究,按中國人的「常識」推斷,他被查出其他要命問題是必然的,其人生結局恐怕頗為不妙。「屌絲貪官」這二十多年趁太子黨們年輕,撈足撈夠了,現在是犧牲自己以保障太子黨們的紅色江山之時了。

「全面改革」阻擋得了革命嗎?

衡案表現為中共地方政權的集體貪腐,卻非簡單的貪腐問題,而是中共制度的必然結果。中共統治下要麼是由權力劃定的「井然有序」,要麼是錢權交易的烏煙瘴氣,這些都與人民主權毫無關係。實際上壟斷權力是最大的腐敗,賄選的代表、官員並不一定就比「官定」的更壞。賄選不是民主選舉的痼疾,而是虛假選舉的問題。僅僅定位為官員貪腐,吏治問題,即使仿傚朱元璋殺了童名謙「剝皮塞草」,可收效一時,終難逃朱由檢景山自掛老槐樹的末路。習不甘被叫做「習阿斗」,要奮發有為,但他其實是崇禎的命。

中共力圖避免革命,限制對手力量發展,盡可能延長一黨統治,壟斷各種資源與人才,以便未來若進入選舉時代,能佔據壓倒性優勢地位。以足球比賽為喻,中共竭力維持不失球,假如能拖入點球大戰,可藉助執政優勢佔據先機。議會選舉是中共理論上的最後退路。習政權也許期望加強黨的選舉能力,只可惜一黨獨裁缺少真正練兵機會,沒有競爭對手真刀真槍對抗,在岸上學不會游泳。繼續搞自欺欺人的虛假選舉,最終只能把自己玩死。

習近平第一年就全面掌握了大權,出任「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二○一四年號稱「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從衡案看,大張旗鼓,他似乎想表現一種力挽狂瀾的決心。習、李、王等人想用自我革新與革命賽跑。然而黨國機器的全面潰爛已不可逆,這不是做做表面文章就能改變的,根本不是什麼「四風」問題。習和薄熙來一樣,熱衷作秀,打車、吃包子之類,細枝末節,總歸是小伎倆、小把戲。如無自我了斷、向死而生的政治改革,全面崩潰和革命爆發不可避免。

文章來源:《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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