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8日訊】【導讀】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使一大批年輕人被無情的下放到邊遠地區，並將他們的才華和青春，甚至生命一同埋沒在那裡。本文通過作者的紀實採訪，還原了一個上海知青的悲慘遭遇，這也是那個年代千千萬萬個知青的命運縮影。
帥氣的旗手
由昆明往西雙版納去的路上要途經一小鎮—普文。小鎮在思茅過去沒多遠，再往下就是洲府所在地景洪了。 30多年後的今天當我探求上海知青陸寶康案件時，得知當年他就在普文勞改農場服刑，並在那裡出的事就此結束了生命。他是犯什麼事被關進去，又為何被槍斃呢？事情得從頭說起。
1968年12月21日毛澤東發表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就在那天早上，上海首批赴雲南西雙版納的1000名知青乘專列從北火車站開出。列車上，一名身穿軍裝，頭戴軍帽，個子高高的（1米75，在我們那個年齡裡算高的）小伙子引起了帶隊知青連長周公正的注意。此前連長已準備了一面大大的紅旗，正打算找一名旗手。眼前這小伙子臉上帶著靦腆，但軍人的服裝平添了他一種帥氣和精神。 「對，就是他」。連長想像的旗手就是這樣的：既有點書生味道，又威武的像個軍人，帶著蓬勃的革命朝氣。他的形象符合了這支剛從學生踏上社會的隊伍。這樣的隊伍需要一面鮮紅的旗子引路，同樣需要一名帥氣而精神的旗手。
他，就是陸寶康，17歲，閘北17中67屆初中畢業生，家住閘北區，天寶裡。
在1000人的隊伍裡，擔當旗手這是何等的自豪和令人羨慕呵！每逢隊伍行走的時候，陸寶康總是抬頭挺胸，一身軍裝，左肩斜背著軍用書包，右肩斜背著軍用水壺，二條背帶在胸前組成一個斜「十」字。二手伸直握住旗桿。紅旗嘩嘩地在他頭上飄動，豪情溢滿他的胸膛。
到農場後，旗手的任務就此結束。 1000人被零零散散地分到了各個生產（連隊）。所有人又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開始新的生活。陸寶康被分在東風農場一分場四隊。四隊是一個老連隊，職工主要是一些退伍兵及雲南和湖南來的移民。原有的房屋都住滿了，陸寶康就同另一個知青安排在連隊的一角緊靠倉庫旁的一間草房裡。
下鄉不久，一次隊裡組織剝花生（做種子用），剝完的花生就堆放在倉庫裡。這倉庫實在簡陋的很，竹排牆上有一個連牛都跑的進去的大洞也沒修復。隊裡不當回事，因為沒人會去做偷竊的事。雖說生活艱苦，但那時人極守規矩。那晚，陸寶康與同一房間的葉有富（同一批上海知青）不知怎麼想到了吃花生，堆放的花生離他們太近了，就在他們房間邊上的倉庫裡。二人說乾就乾，很方便地從那洞口裡進去。用茶杯裝了半杯花生米。為了表明這樣做不是偷竊，他們留下了一張紙條，紙條上歪歪扭扭地寫下：我今天拿花生一點，留下人民幣2元。因為怕別人認出筆跡，陸寶康自作聰明用左手來寫。這點花生如果算價錢的話，大概值5毛錢，留下2塊錢可算是高價買了，他倆覺得心安。拿回來後，房間裡沒鍋沒灶，二人用舊報紙燒燒就這麼半生不熟地吃掉了。第二天，副連長宋正楊從留下紙條上立刻懷疑是他們，因為老職工不大會做這樣的事，如果做了是不會酸溜溜的留什麼紙條的，他倆的住房緊靠倉庫，理所當然地成了懷疑的主要對象。當 晚在全連大會上進行了批評。雖未點名。但大家都知道是陸寶康幹的，此事一段時間成了全隊的笑柄。此後陸寶康一直悶悶不樂。
剛下鄉那陣，許多知青都急於要表現自己，積極要求上進。不管是出於虔誠的信念、青春的熱情或是投機的心態。總之，大氣候是熱情向上要革命的。當然還 有部分知青懵懂混日子。但陸寶康不糊塗，他有自己的想法和對生活的要求。對那些熱情上進要革命的做法，他不認同，又不想去投機。他有自己的想法和理想，而這些個人的理想同現實又存在著太大的差距。於是，在連隊這個勞動集體裡，陸寶康慢慢地同大家疏遠了，變得不大合群。他變得憂憂寡歡起來，在集體裡顯得另類。每天的勞動都去，慢慢地干，沒有激情，吃力了就自己休息。給人的感覺有點出工不出力。
同時，他有一個可以收聽到短波的小半導體（那個時候算很不錯了）。晚上，他躺在床上收聽國外的電台，學學英語。國外電台廣播的東西同他個人的想法產生了共鳴，他覺得人家講的有道理，完全不同於現實中的階級鬥爭和革命理想。慢慢地認同並產生了交流的願望，於是按照廣播裡給的地址寫了一封信去，信封上規矩地寫著： 寄香港xxx信箱。信裡他談了知青生活，說是實在太苦了並留下了真實的地址和名字，還夾寄了一張半身照片（也有人說他信中要求得到經濟上的幫助）。那年頭這叫「收聽敵台」，是一條罪名。這封信怎麼可能寄的出去呢？他也太天真了，信很自然地轉到了國家安全部門手裡，安全部門滿當回事的派人很方便地找到了他。談話下來，覺得怎麼也不像個階級敵人，一個二十歲出頭的知青，天真幼稚，實在是沒事找事幹，讓他們白忙了一場。他們失望而不滿地走了，臨走仍下一句話：免於處分。免於處分並不等於沒事，在那個「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裡，收聽敵台的名聲算是眾所周知了，在大家的印象裡，他就是一個未公開處理的壞分子。
接連的打擊
日子就這麼艱難地熬著。期間，有人通過關係、權利悄悄地走了，有人被推薦上大學很容光而幸運地走了。每一個脫離農場的人都給陸寶康帶來失望和痛苦的感覺。對於這個強大的社會機器來說，陸寶康覺得自己渺小和無望。人也變的越加孤獨和自閉。
對於陸寶康，同隊的北京知青劉玲是這樣的印象：（陸寶康）是個半瘋，除了乾活兒還算正常，其他一切全都瘋瘋癜癜，不著四六。性格極為內向，在我影像裡，這些年來好像從沒聽他說什麼，連家長里短的閒話，他都不說。原分場保衛幹事陳仲賢在《殤逝》中是這樣描寫的：沉默，少言寡語，埋頭學英語，收聽境外廣播，不與人交往，有時還會自言自語，自己痴笑，完全沉湎於一個自我封閉的世界。對於陸寶康是否精神上有病的問題，我問了潘根發（上海知青，與陸分在一個農場）他說：「沒有，絕對沒有。那時我們倆常交流學英語的體會，陸寶康還用英語背老三篇。」
總於有了一次機會，75年農中缺英語老師，有人提到他，場部領導也曾有打算調他去，他英語完全是自學的，當時農場裡有幾個人會英語呢？他覺得這沉悶到令他窒息的生活終於出現了一絲曙光，苦了多年後終於有這樣一個機會能夠脫離單調粗重的體力勞動，可以同自己的理想搭那麼一點邊。他忐忑不安又滿懷希望地 等待著。他又不會去做一點背後的工作，只是默默地等待。誰知，此事竟不了了知。我想可能與他「收聽敵台」有關。反正最終沒有調成。可想而知，此事給了他多大的打擊，他僅有的一點小小的希望也未能滿足。得知當不成老師後，他悶在房間裡一個星期，竟幾天不吃飯。
惹禍的大字報
75年1月四屆人大後，周恩來病重住院，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誰知這麼一來就與「文革」中產生的東西發生了衝突。毛澤東不滿了，他不能容忍鄧小平來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江青等人又常常告狀。於是在75年11月全國發動了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按理這最上層領導的鬥爭與小老百姓沾不上邊，何況雲南農場又是天高皇帝遠的地方。但那是一個政治掛帥，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在緊跟國家政治形勢方面農場當官的一點也不落後。因為這批人本來就是靠政治鬥爭上去的，對政治敏感的很。於是上情下達，步步緊 跟。每個連隊在勞作之餘均要學習報紙文章，山牆上總有大標語同中央的政治運動保持一致。陸寶康所在的東風農場一分場四隊也不落後，除了大會學習外，還特別規定了每個班組寫一篇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字報。陸寶康所在班的副班長武庭俊是一個69屆的上海初中生，由於「文化大革命」原因，實際讀書也就在小學水平。班長干活一般，寫個什麼就有點力不從心了，或者他也懶得寫，誰知道什麼「左傾」、「右傾」的，於是想到了陸寶康。陸寶康雖說乾活不行，但畢竟是老三屆，平時不聲不響但喜歡看點書。班長叫他寫，陸寶康推脫不掉，於是一揮而就寫了整整三張紙，寫完後放在自己的箱子裡，自己也忘了。在副班長的要求下，三天后貼在了進連隊路邊的山牆上。那麼大字報的內容是什麼呢？據潘根發回憶：76年初在景洪的拘留所裡，潘根發突然發現了同一個連隊，且是同一批去雲南的陸寶康。於是又驚又喜地上前：「哎？！你怎麼也進來了。」陸寶康憨笑了一下說：「我也不曉得，隊裡反右批鄧，班裡要寫批判稿，班長不會寫，叫我寫，我不肯，他們來勸我，我就寫了。我也沒有寫什麼，只不過把我自己想法寫上去，我認為鄧小平也沒什麼錯。他們就把我弄進來了。」
對這件事還有一種說法：76年初的一個早上三四點鐘吧。一個上海知青懵懵懂懂的提著馬燈去伙房燒早飯，當他走進伙房時，突然發現牆上貼了一張大字報，提起馬燈一看：標題和內容沒細看，但見下面署名是「打貓戰鬥隊」。一看到這幾個字立刻把他嚇得不輕，誰都明白這「貓」即是那「毛」。那年頭這相當於反動標語，搞不好要殺頭的。於是提著馬燈直往副指導員家奔去，副指導員從睡夢中被叫到現場，將大字報拿下捲起。第二天由指導員趙家才帶著「罪證」向場部報告，很快就查明是陸寶康寫的。事後場部保衛幹事去連隊，拿走了作案工具：毛筆和墨汁。陸寶康被帶到場部拘留。案件重大，場部立刻向總場報告，總場也覺的事情嚴重，於是向洲公安局匯報。最後這事直接由洲公安局出面將他押到了景洪拘留所。對於大字報的內容詢問過當時保衛幹事陳仲賢，據他回憶：那麼多年過去，內容已記不清楚了，應該說也沒什麼特別的，好像是為鄧小平說好話。主要問題是出在落款「打貓戰鬥隊」這幾個字上。
幾個月後，為了這一張大字報，陸寶康的判決下來了。據潘根發回憶，判決詞的基本內容是：長期以來放鬆思想改造，思想反動，反對上山下鄉的偉大戰略方針。特別是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迫不及待地跳出來，為鄧小平鳴怨叫屈，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與天安門廣場事件遙向呼應。 （指76年4月5號天安門廣場事件）但念他是知青，與天安門廣場事件無直接聯繫，從寬判處有期徒刑15年。 （原上報死刑，雲南省高院未批准）判決後約半個月被押送到普文勞改農場五隊服刑。
未完待續
原題目：一位知青只因寫「打貓」二字便遭槍斃 有刪節
文章來源：阿波羅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