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6日訊】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大躍進─大饑荒時期餓死數千萬人的歷史悲劇，當然也是多種因素長期積累之惡果。在編撰《中國大躍進-大饑荒資料庫，1958-1962》的四年中，我有幸認真地閱讀了中共的內部資料和檔案，發現1959-1962年的大饑荒有一個發展過程：從1950年代初就開始，由小到大、由個別地區到全國蔓延，最終釀成全國性災難。這一災難的起點是毛澤東和中共政府於1953年開始在全國強制推行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統購統銷」，顧名思義便是國家統制了農民的全部糧食銷售，由國家而不是由農民來決定他們必須交給國家多少公糧和餘糧。如果政府有需要，農民會被迫將其全部收成銷售給國家，而他們賴以存活的口糧，則要等到國家收集了公糧和他們的餘糧以後再恩賜給他們，即所謂「返銷糧」。這樣，中國農民最具有諷刺意義的悲劇命運也就此註定了：作為糧食生產者，竟與其產品（糧食）產生了越來越遠的距離；而產出糧食的廣大農村，竟成為饑荒最嚴重的地方。
在中共黨內最早提出「統購統銷」方法的陳雲，其實在參與決策的過程中也一直是非常猶豫不決的。他在1953年10月10日全國糧食緊急會議的報告中還自問道：「這個辦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是不是可以採取自由購買的辦法把糧食買齊呢？……如果大家都同意這樣做的話，就要認真考慮一下會有什麼毛病，會出什麼亂子。全國有26萬個鄉，100萬個自然村。如果10個自然村中有一個出毛病，那就是10萬個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擔以致暴動的事，都可能發生。農民的糧食不能自由支配了，雖然我們出錢，但他們不能待價而沽，很可能會影響生產情緒」。然而，毛澤東卻比陳雲堅決得多。早在這一年的10月2日，毛就以戰爭指揮員的姿態決定「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是對付出糧的，一面是對付吃糧的，不能打無準備之仗，要充分準備，緊急動員」。他還為自己的決定找到了理論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說過農民一切都是好的，農民有自發性和盲目性的一面」。他還宣稱，「糧食徵購」其實是「對農民的改造」。對此，鄧小平說得更為明確，統購統銷是對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一次很大的階級鬥爭。說白了，就是黨和政府與農民爭奪糧食的戰爭。
本來，統購統銷要徵集的是農民的「餘糧」，而「餘糧」應當是交了公糧(農業稅)並扣除了種籽、飼料、口糧等「留糧」之後剩餘下來的糧食。但事實上，農民能有多少「留糧」完全是由政府說了算。因為種籽、飼料等作為再生產之必需屬於硬指標，政府難以隨意裁減，因此「統購」的活指標實際上就變成了農民的口糧。換句話說，徵購越多，農民的口糧就越少。但又因為徵購越多，政府幹部的功勞越大，各級黨政府部門就必然用各種手段來壓榨農民的口糧，以「超額完成」徵購任務。
1954年，就在統購統銷政策開始實施的第二年，當時的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承認：「(1954年)糧食生產計劃沒有完成，而糧食收購卻比原計劃多購了一百億斤，以至有些地方硬挖了農民的口糧」。在這樣的情況下，統購統銷政策的實施不可避免地在農村人為製造了饑荒和死亡：不少農民或因為口糧全部被爭購而餓死，或在被逼交餘糧的殘酷鬥爭中被迫害致死或自殺身亡。或者，如果他們當中有人公開反抗，則立即被作為「破壞統購統銷」的「地主富農反動勢力」，被公安機關逮捕槍決。在1953-1954年，第一輪的統購統銷就充滿了血腥味。雖然在公開報章如《人民日報》上從沒有關於餓死人或「非正常死亡」的任何報導，但在新華社的《內部參考》中，這一年就有數十篇的相關報導。據海外學者丁抒初步統計，1953-1954年間就有數萬農民在以「統購統銷」為標誌的「糧食戰爭」中「非正常死亡」。
眾所周知，四川、山東、甘肅、安徽、貴州等省在1959-1962年的大饑荒中都是重災區，餓死或「非正常死亡」的農民數以百萬計。但認真閱讀1950年代統購統銷史料的讀者還會驚訝地發現：這些地區同樣是為黨國發動的第一場「糧食戰爭」的重創之地，其區別不過是災難的規模大小，這恰恰體現了從小雛形到大浩劫的惡性發展過程。例如，四川溫江地區是富饒的產量區，但在大饑荒中餓死達百萬人。自統購統銷政策出臺，那裏便出現了中共建國以來的第一場饑荒。當老實的農民或被逼或自願地把幾乎全部餘糧交給了統購統銷工作組後，就突然被告知政府不會提供「返銷糧」了。於是，浮病流行，餓孚遍地。農民因缺糧求救的所謂「鬧糧事件」卻被四川主要負責人李井泉等定性為「地主、富農、反革命的破壞活動」，116名「破壞國家糧食統購統銷的階級敵人和破壞分子」被中共直接動用國家機器關、捕、殺。溫江地委宣傳部長景廷瑞下去調查吃驚地發現：「統購過頭，農民缺糧已是不爭的事實。所謂地富反革命煽動鬧糧難以自圓其說。崇慶縣羊馬鄉白廟村患腫病七十一人，６月１５日至７月３１日一個半月中死亡十八人，均為十五歲以下的小孩和五十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全村七十八戶貧農，死亡五人；五十五戶中農，死亡八人；十四戶地主，死亡五人。從死亡比例看，地主最高，中農次之，貧農最低」。
這樣的情形絕非孤例於溫江。從1953年冬到1954年春，四川全省至少處決了512名「破壞統購統銷」的「反革命分子」。膽小怕事者惟有自殺，例如在開始實施統購統銷的一個多月裡，涪陵地區有17人自殺身亡。山東省萊陽專區平度縣十六區，在1954年2月25日到28日，「四天中，因幹部強迫農民賣糧而被毆打、綁吊、挨凍的有九十九人，其中打死一人，有四人因被打而自殺(一人自殺未遂)」。山東濟寧、德州、昌濰、泰安、章邱、泗水、臨沂、廣饒、蒼山等地在夏糧徵購工作中，「因幹部強迫命令自殺已死的計二十八人，自殺未遂的二十人。如滕縣四區區委組織委員朱惇華在夏徵夏購中誣稱中農李仲凱(工屬)破壞統購統銷，把李仲凱綁到鄉政府押起來……李仲凱吊死於鄉政府內。」安徽在1953年年底就完成了徵購任務的八成,但卻「已發現十五人自殺。其中盧江縣三個、望江縣三個、六安縣兩個、湖東、潛山、當塗、績溪、阜南、阜陽、滁縣各一個」。從1954年12月開展糧食統購統銷工作到1955年1月28日止，又「發生死人事件三十起，死人二十九名……從死人的原因來看：因統購統銷宣傳的不深不透，政策交待不清，並向群眾胡說亂講，甚至說些帶威脅的話，而促使自殺的有十二人。因幹部強迫命令，硬性的派任務，定產量定高了不予核減，甚至挾嫌報復等而促成自殺的有十三人。有些是餘糧戶，懂政策，但抗拒不賣，並企圖破壞統購統銷工作，經揭發、檢舉畏罪而自殺的有四人。」
又如，1954年6月30日，甘肅省民政廳長李培福和中共臨夏回族自治州委書記馬青年向省委報告臨夏專區發生的餓死人現象如下：
臨夏農村缺糧、斷炊、逃荒、餓倒、疾病現象很嚴重，癿藏橋頭鄉三百八十八戶中，餓倒在炕的有三十八戶，一百四十多人，有二十戶人餓得走路東搖西擺；石頭灣村十五戶中有十三戶已將牲畜賣光，賣地、典地的有九戶。……吹麻灘區吹麻濰鄉第一行政村一百五十二戶，逃荒的有三十八戶八十九人，出賣和死亡的大牲畜共五十多頭，病死七人；癿藏回族自治區吳家堡鄉今年死亡四十二人。東鄉、臨夏、永靖三地逃荒的有一千二百多戶，五千一百多人，從臨夏到和政的路上，有一天即有逃荒男女約四千人。
東鄉、永靖、臨夏縣不完全統計：今年一月份至五月份非正常死人共六十四個，其中有二十六個系因缺糧吃而餓死。臨夏縣多木寺鄉馬刀刀，五十七歲，因供應的糧食不夠吃，上山打柴餓死山上。癿藏馬土力賣家中無糧吃，去奔娘家，走到途中，因餓不能行動，懷抱嬰兒死在路旁。
發生以上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當地幹部對去年歉收情況估計不足，在統購統銷工作中又發生嚴重偏差。統購時幹部為了超額完成任務，非餘糧戶也出賣了糧食。據中央民委馬傑同志反映，臨夏馬蓮灘關家村二十七戶，只有兩戶有餘糧，有些還是缺糧戶和應該救濟的戶，但在統購時除三戶外，都賣了糧。其次是在統銷中，有些地方嚴重地違犯了供應政策……特別是違背了以吃飽為原則的政策，層層控制，扣得太緊，臨夏縣五月份突然停止和推遲了二萬餘人的供應；供應者每天每人只有十兩至十二兩原糧，後來又壓縮為半斤至五、六兩。居家集、癿藏、吹麻灘三個區有十天無故停止供應，北原區規定每鄉每天只供應二百五十斤原糧，馬集區規定每鄉每天只供應十八戶。有些地方並規定有牲畜、有勞力、統購時賣過糧的人等都一律不供給。
因為隨著朝鮮戰爭幾乎打成了平手，毛澤東以及其他中共領袖們覺得他們有了和世界第一強國叫板的本錢。下一步，自然是要更為積極地加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參與「冷戰」，並積極準備在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中實現世界革命的宏圖大略。這一想法，在1953年9月毛和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會議上的爭論中表露無遺。當時梁提出工農之間待遇的差距太大，建議縮小。毛批評說：「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由此可見，毛和中共領袖們心裏都明白，他們對農民的口糧剝奪其實並非「仁政」；但在他們看來，這服從於他們堅信的打贏「世界大戰」的革命需要，即「大仁政」。
從這一視角來審視毛澤東及中共在1953-1955年間大力掀起的農村合作化運動「熱潮」，撥開「社會主義道路」等官方宣傳的美好詞藻，其本質不過是更有利於黨國直接剝奪農民糧食的一種戰略戰術而已。因為合作化了，農民便失去了他們剛剛在土地改革中得到的土地和生產工具，其人身也不得不依附于黨國的基層細胞──合作社及其幹部。這樣，整個中國便完成了一種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普天之下皆為黨產」的轉變，糧食的統購統銷自然就容易得多了。這一點，連中共的黨史學家都看出來了：「實現農業合作化後，全國1.1億戶個體農民，被組織到了約100萬個農業合作社。農村的糧食統購統銷就不需要再直接與農民發生聯繫了，統購與統銷都可以通過農業生產合作社來進行。」就這樣，農民作為生產者，和他們生產的糧食完成了徹底的剝離，徹底地失去了對糧食的支配權。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從全國農村完成了合作化的1956年開始到1958年更為狂熱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之前，餓死人和非正常死亡的惡性事件就以相當規模地在全國各地發生，並有愈演愈烈之勢。據新華社《內部參考》和中央絕密檔的記載，便有幾十次之多。例如，廣西有過較大規模餓死人的「臨桂事件」和「平樂事件」。1955年7月，「廣西省桂林專區臨桂縣，由於糧食統銷問題沒有徹底解決，在七月二日前，已餓死五百三十一人，身體浮腫的達六千人」。1955年，在平樂縣，政府「普遍購了農民的口糧」，「平樂縣二塘區除交公糧、賣餘糧外，平均每人全年只有口糧253斤，個別鄉每人平均七、八十斤。」1956年春，沒飯吃的農民只能大批外逃。據內參資料反映：
平樂全區因災死亡的共1,095人(餓死的323人，與缺糧有關而死的772人)，因缺糧吃「代食品」致身體浮腫的5,885人，出賣妻子、改嫁的1,363人，逃荒的8,415人，賣家産渡荒的15,776戶。死人以平樂、荔浦、富鐘、賀縣最多。
另，橫縣因缺糧致死的434人，自殺的38人，因吃「代食品」中毒和偷東西吃被打死的38人，賣妻子兒女的105人，逃荒的3,734人，患浮腫病的9,350人。
地委書記楊林對嚴重餓死人的問題不但不正視，反説：我區災情不大，死人不要揹包袱。平樂縣民政科寫了一個災情報告，被縣委副書記批評為：上報災情，是想得獎賞麽？在一次會議上，曾有人反映下面有餓死人的現象，該縣縣委書記喬子久當著大家的面説：你們説餓死人，我問你破開肚子看了沒有？裏面有沒有大米？因此，災情越發展越嚴重，直到去年7月省委救災工作組下去後才得到制止。
甘肅的情況更為糟糕。據該省財貿部的一個絕密統計資料《甘肅十六個縣人口死亡、疾病、外流情況表》（1957年12月至1958年5月），通渭、武威、張掖、平涼等十六個縣在5個月內共有44,454人因餓而患腫病，3,194死亡；加上其他非正常死亡6,439人，死亡人數已接近萬人；此外，還有17,475人外出逃荒。另一份資料顯示，從1957年冬到1958年春，天水地區徽縣全縣外流人口達1185人，在少數缺糧和疾病嚴重的農業合作社，生產幾乎陷入停滯。「據統計，從1958年1月至4月26日止，全縣共死亡3139人，其中死於腫病1113人，黃瘦病327人，流行性感冒565人，其他疾病1134人。由於糧食問題沒有及時解決，有的農民不滿地說：‘共產黨一切好，就是這回不給糧吃。使人信不過，想不通’。」
又如，雲南曲靖專區也有過一個「陸良事件」，餓死和非正常死亡者的規模已近兩萬人。起因是1957年公糧徵購過頭，縣委被迫給鬧糧的農民放了一部分糧，結果被雲南省委定為對「地主、富農和右派分子反撲」的「嚴重右傾」，縣委第一書記遭到撤換。1958年初，同樣的事情發生，新上任的縣委書記便死也不肯再放糧。結果造成腫病流行，餓孚遍地。據官方的不完全統計，僅陸良縣就死了12,912人，占整個曲靖地區死亡人數19,072人的67%，全縣人口的5.6%。
值得一提的是，在「陸良事件」之前，雲南臨滄縣在1956年3-9月期間，也發生過因合作化後糧食高徵購而餓死人的嚴重事件。根據雲南臨滄地委的機密報告所述：「事件發生于三個區二十六個鄉的範圍內，共因餓致死的有110人（其中以四、五兩區為嚴重，在兩個區二十五個鄉中共餓死108人）」。造成這一事件的主要原因是:
「三定」時執行政策有偏差，多購了農民糧食而供應又未及時跟上去……五區區長馬文慶同志在工作中碰到困難（因縣委原分配給四區的任務，四區完不成，縣委即兩次口頭上加給五區781，570斤），曾向縣委提出「五區任務原已較重，這樣要完成任務就不能執行口糧標準，要執行政策就不能完成任務」，縣委書記董存忠同志對此意見並未加以認真考慮，而表示：「口糧標準不能壓低，任務也要完成，如不執行口糧政策叫你負責。」由於縣委對來自下面的意見不加以認真的分析，幫助下面解決困難，而是對下採取強制手段，形成了層層施展壓力，致使農村中強迫命令現象嚴重，「逼」、「擠」「搜」、「鬥」、「打」等違法亂紀的做法在在皆是，不僅對地富如此，對農民也如此。
到1958年10月，餓死人的惡性事件已經成為整個雲南省的問題。中共雲南省委的報告透露，「據最近核對的數字，至十月十日止，全省累計發病三十八萬八千多人，死亡三萬九千七百一十二人，其中因腫病而死者的占半數。」
由此，我們不難得出下列有意義的結論：1）雖然諸多事件發生時間不一，但起因是一個，即國家對農民糧食的高徵購；2）人造饑荒波及的地域，在短短兩年內，從臨滄一個縣的某幾個區迅速擴展至陸良全縣，乃至曲靖整個專區和整個雲南省，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中共對農民口糧剝奪的普遍性；3）餓死人數目急劇上升：1956年還只有108人，兩年後至少達到了19,072人，劇增了近20倍之多！這又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從合作化到大躍進運動，中國農村正從一個深淵走向另一個更大的深淵。
注釋：
[1]《陳雲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217頁。
[1]《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6-297頁。
[1]羅平漢，《票證年代：統購統銷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頁。
[1]《鄧子恢傳》編寫組「鄧子恢與農業合作化運動」，北京：《人物》雜誌，1996年第4期，第22頁。
[1]丁抒，「‘統購統銷’和‘非正常死亡’」（未刊稿）。
[1]東夫，《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香港：田園書屋，2008年，第32-37頁。
[1]參見1954年8月20日李井泉「關於幾個問題的講話」；以及1954年1月6日涪陵地委《關於糧食統購統銷工作初步總結報告》、《關於糧食統購統銷工作中死人情況的報告》(彭水縣檔案館1-1-69、1-1-68卷)。這些史料，載淳世華，《糧食的歷史:彭水1959-1961》，香港：世界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本文來自淳世華先生贈送作者的電子文本，第17-26頁。
[1]「山東省夏徵和糧食統購工作中發生的問題」，1954年9月13日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
[1]「安徽省糧食統購中發生十五人自殺事件」,1954年1月11日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
[1]「安徽省在糧食統購工作中發生死人事件三十起」，1955年2月15日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
[1]「甘肅省臨夏專區發生餓死人現象」,1954年6月30日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
[1]黃銘,「梁漱溟和毛澤東的衝突」，北京：《炎黃春秋》，2010年第四期，第72頁。
[1]羅平漢，《票證年代：統購統銷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0頁。
[1]「廣西省臨桂縣餓死五百三十一人」，1955年7月21日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
[1]劉遠修，「廣西省平樂專區和橫縣大批餓死人的情況」,1957年4月16日新華社編《內部參考》。
[1]該檔由原甘肅財貿部副部長張天珩提供，張因反對大躍進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1]「中共雲南省委關於腫病死人情況的檢查報告」，1958年11月18日。
[1]「雲南臨滄地委關於臨滄縣1956年死人情況的報告」，1957年7月22日。
[1]「中共雲南省委關於腫病死人情況的檢查報告」，1958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