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日訊】 瀋陽小販夏俊峰走了，留下了他最牽掛的妻子、孩子及年邁的雙親。兩個城管隊員也同樣地永遠拋妻別子，中國頓時增加了三個不幸的家庭。在使人百般唏噓的同時，也讓人引發了深深的思索。
遠遠不止瀋陽一個城市，幾乎中國東南西北中每一座大中城市，小販與城管彼此間如同有著「深仇大恨」的「冤家對頭」。暴力執法和暴力抗法的消息此起彼伏。
老石十分不解，共產黨有能力打敗了蔣家王朝武器精良的八百萬軍隊；在朝鮮戰場上，在武器裝備十分懸殊的條件下，與以世界頭號強國美國領頭的聯合國軍打了個平手，但是卻解不開城市小販與城管這對「冤家對頭」結下的「死疙瘩」，這是為什麼？老石更不解，從中央到地方，養著一大批諸如社科院、政策研究室、各種研究中心以及高校公共事務管理學院的「智囊」、教授，這些人不僅拿著納稅人提供的高薪和各種福利，而且還通過課題立項，每年要拿上數額不菲的科研經費，年年、月月、天天坐在那裏「研究」來，「研究」去，怎麼就窩囊到黔驢技窮，想不出一個像樣的點子來為政府分憂解難呢?
中國至少在宋代就有了小販，因為看了《水滸》，所以知道武大郎、喬鄆哥應該屬於「城市貧民」中的小販群體。如果沒有後來西門慶與潘金蓮發生姦情，王婆設計毒死武大郎，武松怒殺西門慶那一段故事，武大郎、喬鄆哥自食其力，雖然辛苦一些，但沒有「城管」這個「剋星」，這兩個小販活得至少是不用整天提心吊膽。明、清兩代和民國時期的小販生存狀態如何不甚了了。
1949年以後的幾十年間，中國任何一個城市都沒有城管，政府與小販之間「和平共處」，相安無事。然而為何近十多年來，無論大城市或中等城市，小販與城管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城管竟變成了小販的「天敵」？
其實看起來是小販與城管之間的矛盾，而實質上是小販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矛盾。
「死疙瘩」和「天敵」的形成是因為地方政府盲目推行所謂「城鎮化」和城市建設的「超前消費」的結果。作為社會底層的小販，絕大部分人沒有什麼奢求，無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城市經濟逐步發展了以後又有了夜市），賺幾個辛苦錢，維持一家溫飽，僅此而已。但是要守住這條生存的底線，就必需要在城市有一塊擺攤或「提籃叫賣」的立錐之地或空間。不過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這是因為那時城市普遍「地廣人稀」，即使一個偌大的上海，1949年才502萬人口，而2012底則達到2380萬人，增加了幾乎近五倍，以致寸土寸金，招商引資，引進國際跨國公司所需要的土地都捉襟見肘，哪有「富裕」的土地給你擺攤子？
土地，這個不可再生的資源變得越來越緊缺，作為地方政府，似乎是「大有大的難處」。不過這只是問題的表面。最根本的還是「面子」和「人性化」的問題。
俗話說人要臉，樹要皮，哪個人不要面子？中外古今概莫能外。但是很少有像中國人好面子好到病態的程度。近二十多年來，在「城鎮化」的幌子下，中國的市委書記和市長把中國幾乎所有的城市像發了瘋似地建起了一座座水泥森林般的高樓大廈；十車道、十二車道的寬闊馬路；號稱「世界第×高樓」所謂城市「標誌性」的建築；鋪設了大面積、耗費巨大水資源的綠地……，以致外國人說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產生這種「怪胎」的根本原因還不是面子在作怪？
改革開放初期，少部分先富起來的群體開始用上了冰箱、洗衣機的時候，很多並不富裕的民眾，不考慮自己的消費能力，只是為了「面子」也迅速跟進，結果為了節省電費，還沒到冬天，冰箱就「休假」了；除了洗被子、床單，為了節省電費、水費，也不敢「驚動」洗衣機。現在不少小青年個人的經濟實力還不足以買私家車，即使買得起也養不起，如同當年買得起冰箱、洗衣機，卻養不起的群體一樣。他們購車的目的是為了在女朋友和准丈母娘面前有「面子」。其實中國的市長、市委書記好面子的程度，比起小市民來有過之無不及。水泥森林、城市「標誌性」建築、「世界第×高樓」、大片綠茵草坪、10-12車道的大馬路、俗惡的假古董……，無一不是超前消費，無一不是為了所謂的「形象」，實質上是為了自己的政績，為了「面子」。
小販在城市難有容身之地，其中一個「理由」是他們帶來城市的「髒亂差」。小販賣個三瓜兩棗，小攤子不可能像肯德基、麥當勞那麼靚麗，也不可能像國際連鎖餐飲那樣給地方政府上交相對較高的稅費，但是這並非就意味著無法把小販們的經營管理得遵章有序，乾淨衛生。「衛星上天」，不一定使「紅旗落地」。這個道理是一樣的。中國的市長和書記，哪一個沒出國多次進行過考察、取經？怎麼就學習不到一點點人家的經驗呢？納稅人花了真金白銀讓他們「西天取經」，怎麼就只學了一個「高薪養廉」這麼一個東東回來？
其實國外一些好的經驗，尤其是同為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是值得借鑒的，但是它與地方政府官員的「面子」、政績，以及所謂城市的「形象」不那麼「和諧」，所以儘管城管與小販「貓捉老鼠」的遊戲，付出了「血染的風采」，而「中國特色」的用城管來管理城市的理念和實踐，依舊巋然不動。
被中國人瞧不上眼的印度，小販們就活得非常「滋潤」。只要合法經營，把攤子擺到新德里「人民大會堂」前的「東長安街」上，只要不影響交通，就放心做買賣吧。所以印度就沒有小販殺「城管」的，也沒有「城管」打死瓜農的。
印度小販們的「瀟灑」來得也不易。印度政府原先也認為小販的存在影響城市「形象」，準備予以取締，但在政府與小販的博弈，實際上是政府「形象」與小販生存權的博弈中，印度最高法院力挺小販，做了小販們的「後臺」，一場小販與政府的官司，竟然政府敗訴，最終以小販們能「昂首挺胸」地合法出攤，生存權得以保障而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現在的中國小販，不少人文化程度也不太低，一般都有初中畢業，也有高中畢業的。一次我在一個攤點上購物時，那位攤主，一個年輕的小夥子，他經常上網。他主動和我談起並且非常羡慕從網上得知的印度小販的「幸福生活」。他說：「什麼時候我們能像印度小販那樣，不用躲躲藏藏，不用見了城管就像老鼠見了貓一樣，能堂堂正正、挺著腰杆地擺攤子就好了」。當時我說：「會的，這一天肯定會到的」。
現在「中國夢」成了一個十分時髦，使用頻率特高的辭彙。好像不做一個夢就「對不起」誰似的。「能像印度小販那樣，不用躲躲藏藏，不用見了城管就像老鼠見了貓一樣，能堂堂正正、挺著腰杆地擺攤子」，我想就是這個小夥子的「中國夢」吧？大概也是所有中國小販們的「中國夢」。他們在夢中沒有想做官，也沒有想發大財，也沒有想娶漂亮媳婦。這是何等的樸素！何等的自持！
然而當官的升官發財夢，老闆的招財進寶夢，靚女的「高富帥」白馬王子夢，帥哥的「白富美」絕色佳人夢……，這些人的「中國夢」都有實現的可能，唯獨小販們上述的「中國夢」要實現，難矣哉！為何？
對攤販的管理說得不太好聽，但比較形象、貼切的話，有兩種方式：一是「圈養」——建攤販市場，集中管理；二是「放養」，或叫「散養」，讓攤販佔用街道的「邊角料」分散經營。
「圈養」，就要劃撥土地，這無異於讓地方政府「割肉」，因為這是沒有什麼回報的「買賣」，與建「世界第×高樓」名利雙收不可同日而語。現在地方政府之所以財源滾滾主要就靠賣地。而現在可賣的地「不多者，多乎也」，許多地方連子孫後代賴以繁衍生息的地都賣掉了，哪還考慮小販們的生存空間？三天前南京就發生了一起賣菜的攤販，為爭搶地盤殺死了一對賣水果的夫婦。這說明瞭為爭奪一塊小小的生存空間已經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放養」，在官員們認為必定要影響城市的「形象」。
土地現在成了地方政府官員創造政績的命根子；城市「形象」成了官員的臉面。小販們的「中國夢」若是實現了，豈不要了他們的命，打了他們的臉？
看起來是小販與城管「兵戎相見」，「打」得難解難分，其實根子在地方政府，在市委書記和市長。如果在政府和官員的政績、「形象」與小販們的生存權二者之間，能做到像印度那樣，把後者放在第一位（儘管印度官員也不樂意，但最終還得聽最高法院的），夏俊峰事件、湖南臨武打死瓜農事件都不會發生。然而從最近的新聞熱點——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中看出，地方政府對被誤讀了的「城鎮化」依然樂此不疲，堅持「發展是硬道理」。而他們的所謂「發展」就是舉債+賣地，然後上一個個的專案。心中哪有小販們的生存空間?
因此，中國小販們的「中國夢」恐怕最終將以黃粱一夢而告終。
那天聽了那位小夥子攤主對印度小販「幸福生活」的豔羨後，我說了一句「會的，這一天肯定會到的」。回到家在仔細地思考以後，我為自己這句話的言不由衷而深深自責。
市長們除了甩開膀子舉債外，就是賣地。他們把子孫後代賴以生存的地都賣掉了，哪有地給你擺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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