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5日訊】【導讀】下面這段文字摘自上海市地方辦公室「上海通」網站有關王康年的人物誌。
王康年（1924～1953年）王康年，浙江杭州人。 17歲進上海大亞電台當練習生，後任播音員。抗戰期間，他以大康商行名義，經營毛巾、襪子、雪花膏、萬金油等捐客業務。後在北京西路設大康行西藥部，開始製造假藥，用玉米粉冒充“阿司匹靈”等藥粉，貽害病家。抗戰勝利後，他又在漢口路456號掛上大康藥房招牌，自任經理，經營西藥投機買賣。上海解放初期，王康年借西藥供應緊缺，而抗美援朝戰爭又急需西藥之機，以空頭承接中國人民志願軍、華東榮軍學校衛生處、皖北衛生行政處等單位定貨；並用金錢和貴重物品賄賂、腐蝕國家幹部等手段騙取定貨款，進行投機買賣。 1951年8月，他騙取志願軍某軍定購“消發滅定粉”和“氯黴素”等六種前線急需藥品及醫療器械的定貨款3億多元（舊人民幣），然後將帶菌棉花舊紗布作“急救包”用假藥和舊次醫療器械等抵充定貨，貽害志願軍傷病員的治療。他還偷漏國家稅收，用欺詐手法騙取和拖欠國家銀行大量貸款，私套外匯。先後共計盜竊資財26.1億元（舊人民幣），使國家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都遭受極其嚴重損失。 1953年2月28日，經上海市人民法庭判處死刑。
60多年來，「王康年」三個字，一直是中国大陆「罪恶的不法资本家」的代名词。然而，今天當我們撥開歷史迷霧，才發現它是一個驚天偽案。
拒絕發貨 埋下禍根
王康年，浙江杭州人，出生於1924年，自幼聰穎好學，17歲考進上海大亞電台任播音員。不久辭職，開辦了「大康商行」，經營毛巾、襪子、雪花膏、萬金油等小百貨，以後又在北京西路開設了「大康行西藥部」。由於其為人正派，注重信譽，贏得了顧客良好的口碑，以後生意漸漸做大，抗戰勝利後，他又在漢口路456號開辦了「大康藥房」，自任經理，經營西藥買賣，成為「上海灘」小有名氣的一間藥房。
1951年，朝鮮戰場硝煙正酣，由於作戰部隊急需各類藥品，導致中國藥品供應十分緊張。1951年8月，中共「志願軍」某部軍需官來到「大康藥房」，要求訂購價值3億多元（舊人民幣，下同）的藥品及醫療器械，而且要求賒賬，王康年向軍方表示自己「店小利薄」，資金無法週轉，且在此之前，中共軍方已先後2次提走藥品，欠下 5億多元的藥款至今沒付，「大康藥房」已經實在無力承受「賒賬」了。
然而王的解釋並沒有得到軍官的同情，反而遭來一頓訓斥。以後該軍官兩次登門，要求「大康藥房」發貨，均遭經理王康年的拒絕，由此埋下了殺身之禍。
栽贓陷害 檢舉揭發
1951年底，為加緊搜刮戰爭資金，中國開展聲勢浩大的「三反、五反」運動（註：即在黨政機關人員中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鬥爭的統稱），刀鋒直指資本家和工商業者。
1952年1月31日，大康藥房的工會主席董淵帶著 4名職工來到因病在家休息的王康年家中，勒令其交代「五反問題」。王康年不解地回答：「我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如果有的話，希望大家提供材料。」董淵按照「黨組織」的統一口徑訓斥王康年：「職工自有職工責任，材料不能給你，你應該自己徹底坦白交代。」
第2天，大康藥房舉行了「職工大會」，在「黨組織」的安排下，董淵、馬維善、滕仲年等人紛紛上台，「義憤填膺」地對王康年進行了「揭發」。「揭露」他偷、漏國家稅收，用欺詐手法騙取和拖欠國家銀行大量貸款，私套外匯，先後共計盜竊資財26.1億元，使國家遭受極其嚴重損失（註：不知這些「職工」是如何得到如此詳盡「證據」的）。王康年聽了這些無中生有的「檢舉揭發」，猶如晴天霹靂，臉色變得煞白，王對天發誓，甚至不惜以自殺示清白。
2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根據職工「檢舉」的「材料」，將王康年逮捕。
輿論煽動 民眾仇恨
1952年2月7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了有關揭露「奸商王康年罪行」的報導。
《解放日報》還編造了「大康藥房」在49年前因投機失敗而倒閉，49年後「全靠」黨和國家的資助才興旺發達的謊言，指責王康年「忘恩負義、恩將仇報」，大量 「盜騙」國家資財。並列舉大康藥房職工「檢舉」的材料，稱被王騙取的訂貨款多達11億元。
王康年的「罪惡行徑」見諸報端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許多人紛紛寫信給報社表示：「我們決不能為了個人利益，讓這種『奸商』繼續存在。這種連『志願軍』的藥品都要吞沒的『黑心商人』，我們要堅決檢舉他，和他鬥爭到底！」，《解放日報》連續兩天就收到讀者來信24封，在這些信上簽名的人數達181人（另有3個團體）。
到2月9日午後，又收到39封來信，這是從運動開展以來已揭露的案件中讀者反映最快最多的一次。這些信件一致憤慨地要求政府把王康年交給人民公審，處以極刑。長江航務局上海分局工人鄭家興、鄭宏基等在信上表示：「奸商王康年喪盡天良把『志願軍』購買藥物的錢騙來做投機，絕對不能容忍！」
許多學生的信中都表示從王康年的案件中進一步認識到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程度和對國家民族的「危害」。
榆林區工商界代表、西藥攤販朱志淮的信上說：「看到『奸商王康年』這段事實後，我恨不得立刻把他碎屍萬段……奸商是人民的敵人，每一個正當的工商業者必須積極行動起來，向危害人民的不法商人作堅決鬥爭！」
中國人民是崇尚善良和正義的人民，他們對「罪孽」和「邪惡」有著與生俱來的「水火不容」。然而他們沒有想到，中共會利用中國人民的善良天性，將無中生有、誣陷捏造的罪名全部套在王康年頭上，把王康年製作成一具喪盡天良、十惡不赦的「惡魔」標本，以煽動人們對「階級敵人」仇恨的情緒。
「三反五反」的祭刀品
其實王康年經營的僅僅是一家普通藥房，所有藥品都是從其它藥廠進貨而來，「大康藥房」只做零售，自身並不具備「製假」的能力。
然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在精心製作下，一個個被打造出來的「妖魔鬼怪」紛紛登場，其中著名的有「收租院」中的劉文彩、《半夜雞叫》中的周扒皮、「白毛女」中的黃世仁，將編造的謊言當做歷史的真跡，用來欺騙和恐嚇民眾，以此製造階級矛盾、煽動階級仇恨、鼓吹階級鬥爭。王康年也成了無數被刻意「打造」出來的 「政治妖魔」中的一個。
由於沒有真憑實據，王康年的案子一直拖到了第二年。直到毛對「三反、五反」運動發出指示：「一定要在運動中殺幾個做樣板，用來教育群眾！」上海市法院才於1953年2月28日宣佈罪犯王康年「證據確鑿、罪行成立，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就這樣，王康年成了「三反、五反」運動的無辜祭刀品，如同「土改」時的地主、「鎮反」時的前國民黨軍政人員一樣，被當局血淋淋地送上了「紅色祭壇」。
在導演的這場「法庭舞台劇」中，除了「罪犯」王康年以外，沒有一個人因「受賄」被起訴，沒有一家藥廠因「製假」遭查封，也沒有一名「受害」的「志願軍」士兵在法庭上出庭作證，王康年所有的「罪行」均來自於「職工」的「揭發」，本人的「供認」以及報紙的「宣傳」。
在司法「黑箱」操作下，一個善良、本分的年輕工商業主，被製作成了一具「黑心黑肺」、「面目猙獰」的「妖魔」標本，成為用來恫嚇資本家和商人業主的「政治恐龍」。被關在黑牢中與世隔絕的王康年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在公安局刑偵人員的連續刑訊下，除了招認所有捏造的「罪行」以求速死之外，沒有任何為自己申辯的權利，其家人自王康年被逮捕直到槍斃，也沒能見上一面。
宣判後的當天下午，一輛黑色的囚車載著五花大綁的王康年駛出了監獄大門，朝著龍華荒野的刑場疾馳而去，這時天空忽然飄起了濛濛細雨，老天也似乎在為這顆冤屈的靈魂送行……
王康年被處決不久 其妻也服毒自盡
王康年被逮捕以後，全國的資本家和工商業者開始「踴躍」響應「黨的號召」，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捐飛機」熱潮。據統計，僅上海的資本家和工商業者們「捐款」的金額就高達6千多億，折合飛機404架，受到了陳毅市長的「高度讚賞」。
1985年盛夏的一個夜晚，在上海福州路雲南路口「匯樂裡」的一間又暗又破的弄堂小屋裡，當年大名鼎鼎「奸商王康年」的親哥哥王康慶業已重病纏身，氣喘吁吁。王康年被槍斃以後，「大康藥房」的所有資產、房產均被政府沒收，王康慶也成了「壞分子」被趕出了藥房，成了「管制分子」，從此一生潦倒。
談起當年的往事，談起弟弟康年，王康慶老人混濁的眼珠裡閃動著淚花，身子不斷哆嗦著連聲說道：「康年啊……小孩子，不懂事體，不懂事體啊……脾氣犟啊……」
老人說，當年幹部曾多次找王康年談話，讓他主動「捐飛機、捐大炮」，支援「抗美援朝」，但年少氣盛的王康年沒有搭理。他也勸過弟弟幾次，王康年也沒有聽進去，果然過了不久大禍便臨頭了。
老人哭訴道：「康年他死得冤啊……死得冤啊……怎麼弄得過土匪啊……他們不止搶財產，還殺人啊！」
老人還說，王康年被處決以後不久，其妻子也服毒自盡了……
當年在「三反五反」運動這場慘烈運動中遭誣陷而自殺的上海資本家和工商業主不下百人。據說當年上海市長陳毅每晚坐在沙發上品著香茗聽取秘書匯報時，總要悠閒地問上一句：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啊？意思是問，又有多少資本家、商人跳樓了。
原標題：賣假藥給志願軍的「奸商王康年」冤案真相（有刪改）
文章來源： 《青石的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