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12日訊】一番打賭，一陣喧囂之後，諾貝爾文學獎瓜熟蒂落，落到中國作家莫言頭上。十月，因為莫言，中國人感覺諾貝爾文學獎變得如此親切，格外溫柔。網路上洋溢著滿滿的笑臉、祝賀，各種版本的戲說和調侃，讓網友們奢侈地過了一把文學狂歡節。看過和未看過莫言作品的人，都油然而生一種激動。認識和不認識莫言的人，都開始曬簽名和合影。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中國當代文學從沒像今天這樣令人仰望，引發轟動。廟堂和江湖，第一次對中國人獲諾獎，齊豎大拇指。
出孔子的地方，儒家思想的誕生地，出了第一個中國籍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山東，一山一水一聖人，而今加上一莫言，給「好客山東歡迎你」的口號添上現代人文魅力。莫言的山東高密老家，那長滿紅高粱的齊魯小城，前往採訪的各路記者，踏破門檻，比街上行人還要多。隱居鄉村寫作的莫言，得知獲獎後的第一反應：狂喜並惶恐。面對央視白岩松的電視採訪，卻唱起了「無所謂」。在中國，公眾人物都習慣了冠冕堂皇的客套話。
中國白話文寫作的頭把交椅，不知會否因為莫言獲諾獎，而重新排序。之前，魯迅當了很長時間的旗手；李敖自詡「前五百年後五百年」第一；韓寒從天才文學少年轉型到風靡一時的意見領袖。也許，本無所謂頭把交椅，自古文無第一。文學是負責記錄一個國家民族之心靈歷史和現實生活的。任何文學獎項，無論來自國際還是國內，都值得尊重，但也都只是一份帶有局限性的評價。對文學家的最高褒獎，最終來自於他所在國家的國民中經年累月積累的口碑。莫言獲獎的積極意義很多，而中國當代文學缺少現實主義力作的遺憾，仍客觀存在著。諾貝爾文學獎有很強的西方漢學家的趣味和價值：有些趣味是西方獨有的（如喜歡鄉土），其他中國作家大可釋懷；但有些價值和特質卻是文學共有的，如展現深刻與批判及表現苦難和憂思。當代中國文學在這方面似乎還相當缺位。或許，未來中國會有更優秀的作家、更偉大的作品問世。
莫言獲諾獎，不管收穫的是鮮花和掌聲，還是唾沫和睥睨，都不妨礙莫言成功矗立了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里程碑，象徵著中國當代作家、以及中國當代文學成就已經獲得了世界的關注。瑞典文學院頒獎詞說：莫言將現實和幻想、歷史和社會角度結合在一起。他創作中的世界令人聯想起福克納和馬爾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時又在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到一個出發點。莫言以自己的卓越作品，征服了瑞典文學院和西方讀者。獲獎的是他的文學作品，而非其他。
在我看來，莫言獲獎在中國的意義，更在文學之外。
其一，莫言獲獎是一面鏡子，折射了中國心態的糾結。
作為對人類傑出貢獻的公認尺規，世界最具影響力的諾貝爾獎，一直觸及中國人的痛與癢，折射中國人對諾獎複雜的情結與糾結。科技類諾獎，曾經擁有四大發明的中國人，似乎一直有自知之明，從未想入非非。而諾貝爾文學獎，浸潤唐詩宋詞的中國人，總期盼中國作家金榜題名，每年都會熱炒幾個熱門作家和詩人，猛吃一回酸葡萄。諾貝爾獎桂冠的葡萄枝，似乎一直掛在中國文壇窗外。
讓中國官方糾結的是，諾貝爾獎自1901年頒發以來，算上莫言，共有12位華人獲獎。可是，科技類獲獎的，都是外籍華人。獲某些獎的中國人，官方不喜歡、不讓提。文學獎已出過一個華人，也是官方不喜歡、不願提的。十二年前，華裔作家高行健以中文作品《靈山》獲諾獎。外交部很糾結，聲明指出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圖謀」。《人民日報》很生氣，發表評論《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高行健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痛斥「瑞典文學院是一貫反動、一貫敵視紅色政權、一貫敵視中國人民的徹頭徹尾的反動組織」。中國作協更是嗤之以鼻：「諾貝爾文學獎十幾年前就失去權威性了，被用於政治目的。」
莫言獲獎，官方變得不糾結，不生氣，上了新聞聯播，滾動播發。相信中國作協心花怒放，一定會喜不自禁地盛讚：「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繁榮昌盛的最好體現，是文化強國建設的一大成就，也是我國文化戰線向黨的十八大獻上的最好禮物」。
但這回輪到普羅大眾糾結。一方面糾結，這是一個中國文人百年之夢，人們都期待一個中國作家獲獎，莫言獲獎，名至實歸，但在拓展話語空間和爭取公民權利方面，莫言似乎做的太少，有悖於一個作家的良知。而參與抄寫連自己都反思批判的政治領袖的講話，以此為榮，缺失一個作家應有的獨立人格，不能不說是一個諾獎作家的操守瑕疵。服務於權力的文化不會真正繁榮，獻媚於當權者的作家不會崇高偉大。另一方面糾結，同是中文作品獲得諾獎，高行健和莫言的差別咋就這麼大呢？十二年前飛向瑞典文學院的唾沫，乾了沒？更讓我們藉此反思，當代文學都能獲諾獎，中國自然科學為什麼從未獲獎？
諾獎在中國的情結，是民族自尊和國家軟實力的情結。諾獎在中國的糾結，是進步與僵化的糾結，是普世價值與專制遺毒的糾結，是思想不能自由、心情不能舒暢、創造力不能蓬勃的糾結。歸根到底，都歸在政治文明這個結。
其二、莫言獲獎是一把尺子，丈量了中西文明的距離。
中國與西方文明有多遠？一言難盡。一個中國，五個影子，分別是經濟中國、體育中國、文化中國、軍事中國和政治中國。不同影子的中國，與世界距離不一樣。
若論「經濟中國」，中國經濟總量雄踞世界第二，傲視群雄，成了歐洲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眼裏的香餑餑。若論「體育中國」，成功舉辦了世界讚歎、精彩絕倫的北京奧運會，在舉國體制的給力下，中國當之無愧成了奧運金牌大國。若論「軍事中國」，中國早進入世界核俱樂部，太空科技和先進常規武器日新月異，軍事實力排名世界第三，亮出的肌肉已讓世界任何軍事強國不敢輕舉妄動。
若論「文化中國」，老祖宗留下的四大文明古國的底子，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在孔子、易經、瓷器、茶葉、中醫藥以及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白酒對國外的輸出，就像今天的美國對其他國家經濟模式、文化觀念的輸出一樣，中國越來越受到世界的尊重和學習。中國電影、攝影、舞蹈、建築藝術、民俗文化等屢屢在國際獲獎，顯示「文化中國」在建設文化強國的號角下，奮發努力，正在煥發光彩。而莫言獲獎，再次證明，當代中文寫作在世界文壇已經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中國作家走向了世界，中國作家和讀者從此不再自卑、猥瑣、犯酸。雖然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文化自強的戰略，必須要有文化自由的空間，才能飛得更高、更遠，但互聯時代的世界一體化，轉型時期的中國公民覺醒，將持續催生文化繁榮。
而論「政治中國」，早躋身聯合國五大常，如今已是各國刮目相看的世界大國，在世界事務和地區事務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中國在世界上的老朋友猶如珍稀動物，越來越少。國內政治體制的改革遠遠滯後於經濟發展，由此導致的官民矛盾越來越多，益發尖銳，突發事件此起彼伏。權力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門，依然常常踐踏在法律之上。公民人權依然未能充分保障，權力對思想文化、言論自由的管制，依然不放鬆。
中國與西方文明的差距在哪裡？公民素養固然亟待提升，但政治文明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短板。莫言獲獎，獲獎「莫言」。一個維穩有餘、自由不足的國度，給莫言獲獎留下一個「莫言」的特色注解，令人啼笑皆非。曾有黨內學者說：遲遲未政改緣於理論準備不足，不是懼怕民主。請問，莫言獲獎是朝野樂見的好事，為什麼也懼怕評論，不展現從容大度呢？當今世界，哪個國家對國人獲諾獎，如此驚慌失措，把緊風聲的？
莫言獲獎，「文化中國」已然站立；獲獎「莫言」，「政治中國」仍在匍匐。中國政改的關鍵，不是執政黨的理論準備，而是道義準備，是使命、責任和自我超越的勇氣。
其三、莫言獲獎是一支曲子，撥弄了中國大眾的娛樂。
互聯網改變世界，也改變中國，「闡釋年代」結束了，「娛樂時代」翩翩而至。解構中國進入泛娛樂時代，紅塵路上沒有不吃葷的貓。資訊的價值不再取決於社會價值導向，而是取決於是否新奇有趣。新聞、政治、體育、商業、演講、教學活動，甚至不幸事件……幾乎所有的一切都「被娛樂」。長期浸淫於娛樂的環境中，人們學會了感官享受，看過即忘，心不在焉，沒必要當真，但也遺忘了思考、理性、責任甚至起碼的同情。
中國當代文學，在大眾心中，早已不復有上世紀的神聖光環。莫言摘了諾獎的桃子，大眾有同喜同賀的，也有說風涼話和尖刻話的，在網路，網友開始消費莫言獲獎的話題，娛樂到底。一些知名知識份子和網路名人，甚至設想了許多富有國情的「魔幻現實主義」劇情，引來數萬哄客，紛紛轉載。比如，高密市政府會獎勵莫言一套300平方大房子；莫言小時候的幼稚園，宣佈教會他寫第一個漢字；莫言的接生醫院，將拍賣莫言的嬰兒腳印；羅玉鳳會宣佈愛上了莫言；韓國會宣佈莫言有韓國血統；方舟子會聲稱找到了莫言的代筆鐵證；朱軍會約莫言做一期痛哭流涕的《藝術人生》；房地產開發商準備在莫言的故鄉高密，打造一個諾貝爾文學城；北師大宣佈超過北大，成為中國最牛大學，因為培養了兩名諾獎獲得者。更有創意的設想是，再生資源公司陳游標將他的概念型產品「好人空氣」，在媒體面前一言不發的釋放，做一次「莫言」的行為藝術。更有名人戲說「莫言是當代媒體標題党之父」，因為他的《豐乳肥臀》，一點也不豐乳，也不肥臀，和色情風馬牛不相及。
網友對莫言獲獎的娛樂解構，比文學思考多得多。我們在感歎當今「什麼都可以尋開心」、「什麼都可以惡搞」、「什麼都敢娛樂」、「什麼都可以拿來娛樂」的時候，在批評媒體對利潤的追求猶如蒼蠅逐臭之惡時，在埋怨普通民眾的品位如此「不堪」時，可曾意識到知識份子精英群體的失語？某些文化名人，為了吸引眼球、增加粉絲，甚至常常故作話題噱頭，拿肉麻當有趣。從古自今，優秀知識份子既承擔著傳道教化的重任，更有引導社會人文精神趨向真善美的義務，在現代社會，更應有社會正義守望者的擔當。一個由優秀知識份子話語主導的輿論場，才能遠離媚俗，抱持底線。
毋庸置疑，娛樂是人權。中國進入‘娛樂時代’，人們拋棄假大空的精神面具，瓦解了不合乎人情的思想桎梏，在各種話題的調笑、戲說、胡侃中，人們壓抑的情緒得以轉移，精神壓力到緩解，開始回歸到輕鬆的自我和本真。娛樂被賦予創造力的源泉、精神獨立和重拾人性價值的魔力。的確，對於一個曾經忽視個體的意識形態禁錮的國家來說，娛樂的潮湧對衝破藩籬是有極大進步意義的。但是，娛樂消解了一系列由社會制度和生活壓力形成的窘迫，但「娛樂時代」本身對個體的發展乃至存在又何嘗不是一種嚴重的壓迫？
「如果一個民族分心於繁雜瑣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義為娛樂的周而復始，如果嚴肅的公眾對話變成了幼稚的嬰兒語言，總之人們蛻化為被動的受眾，而一切公共事務形同雜耍，那麼這個民族就會發現自己危在旦夕，文化滅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美國學者波茲曼在《娛樂至死》的警醒，有些危言聳聽，但細想，並不是全無道理。在資訊化時代裏，我們關注什麼？我們傳播什麼？我們娛樂什麼？在娛人娛己的輿論場，我們應該建立起一種什麼樣的規則，製造一種什麼樣的氛圍，才能讓我們的身心真正得到愉悅？
其四、莫言獲獎是一具梯子，抬高了中國崛起的自信。
在莫言獲獎之前，中國作家和讀者對諾貝爾文學獎一直有驅不散的焦灼症。這種焦灼症，其實是一種國民自卑心理的折射。何謂自卑？低估自己的能力，覺得自己各方面不如人。
中國人的大國情懷早在鴉片戰爭後，就被大打折扣了。20世紀初，以胡適為代表的文化激進派，乾脆提出「漢字不廢，中國必亡」，建議全盤西化。被譽為「先知」的文化巨擎尚且如此，何況平民？而日本大規模侵華，更把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打上恥辱的烙印。沉重的自卑心理，在國人心頭壓了百年，「卑入骨髓」，近乎自賤。
同樣在中國工廠生產的衣裳，貼上外國商標，立馬身價百倍。中國品牌非要註冊個英文商標，狐假虎威。坐在星巴克喝咖啡，自我感覺頓時良好，投向窗外的眼光，都透出莫名的優越感。老外用的東西就是好、老外用的藥就是神效。品牌自卑無處不在。各國旅遊城市的奢侈品免稅商店，被中國遊客擠爆。女士拎國外名包，男士戴國外名錶，成為世俗社會的成功標籤。
在文化領域，自卑氣息四處彌漫。偶然「獲賞」的一個小獎項，便引為「中國人的驕傲」並瘋狂炒作，把自卑暴露得更徹底。只有懂洋文化、滿口洋名詞、偶爾夾雜幾句英文的中國人，才算「有品位、有層次、有素質」。文化自閉固然是錯，但文化自殘更是可怕和悲哀，把老祖宗的文化精華棄之如履，而獨崇西方文化，無異於自毀。中國思想文化的創新，仿佛只有經過洋教主的加冕，才發亮。奧運金牌，成了稀釋民族自卑的興奮劑。教育亦是如此，「留學」光環背後，藏著國人深重的自卑心理，一聽說「我剛從國外學習回來」時，不管有否真才實學，眼神瞬間發出尊敬、膜拜的光芒。
中國人的自卑，並不都是因為現實不如意，一方面是因為無法從那一段屈辱的歷史記憶中走出來，這種自卑更多是一種集體心理慣性；一方面是在近現代史上，生產力和創造力落後，對本民族的文明不自信；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長期以來政治對人權的壓抑，造成個體生命空間的逼仄，導致心態的焦慮和人格的畏縮。中國人自卑帶有鮮明的民族特色，主要體現在，原本正常的事情被賦予了對外證明的色彩。體育明星被綁上愛國主義的大篷車。不喜歡姚明就是不愛國。李娜一會被捧為「民族英雄」，一會被貶為「缺乏教養」。所有榮譽，都能與政治掛鈎。中國自卑，喜歡事事不計成本地證明自己，奧運會、世博會無不如此。一直焦慮諾貝爾文學獎，不也這樣嗎？
文化自卑讓歐美影劇流行，卻也逼著文化自覺、文化自強，在世界上漸有了聲音，顯出了特色；教育自卑讓「留學」大軍瘋狂增加，卻也逼著國內教育體制深度改革；經濟自卑讓「洋品牌」做大，但也逼出了中國製造轉型升級。不知中國政治體制的諸多弊端，在國內引發民怨，在世界上廣受詬病，能否逼出民主憲政的一片新天？
世界本沒有牆。也許阻隔我們與世界自由交往的，是心牆。莫言獲獎，證明了瑞典文學院客觀獨立，沒有戴有色眼鏡，更沒有一貫敵視中國，沒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圖謀」。莫言與高行健一樣，他們的作品獲獎，是因為關注了人本身，而不是把文學弄成國家的頌歌、民族的旗幟、政黨的喉舌，或階級與集團的代言。
誠如莫言在東亞文學論壇上的演講：「我們的文學其實擔當著重大責任，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類的責任，我們要用我們的作品告訴人們，尤其是那些用不正當手段獲得了財富和權勢的富貴者們，他們是罪人，神靈是不會保佑他們的。我們要用我們的作品告訴那些虛偽的政治家們，所謂的國家利益並不是至高無上的，真正至高無上的是人類的長遠利益。」
政治不能超越人性，這是「以人為本」最本質的解讀。中國做到了，做好了，就真正崛起了，從容自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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