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天:與胡軍的故事

【新唐人2012年9月19日訊】我,李天天,是上海國保員警的眼中釘肉中刺,被他們說成是其黑名單裏的NO.1,而胡軍也是新疆國保的眼中釘肉中刺,新疆政府黑名單上的NO.1。中國政府對我們的迫害,其方法之毒辣,幾乎可以申請世界吉尼斯記錄了。上海員警6次綁架我,1次送去深圳,5次送到戶籍地新疆;他們無故抓捕我,讓我無法進行律師工作,以此斬斷我的經濟來源;他們囚禁我在沒有窗戶的房間裏95天,不給放風,幾乎把人折磨得要瘋;國保查了幾乎40年來,我與所有異性床上、床下的關係,其詳細的程度乃至到做愛的方式。為搞臭我的名譽,他們真是煞費苦心,費盡周折。

胡軍,新疆政府為阻止他上訪(他因事故造成高位癱瘓,政府卻不給賠償),打掉他堅持維權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氣,將坐輪椅的他關入大牢13年,其間用盡各種聞所未聞的酷刑。但政府對我們超級迫害的結果,只是把我們變成了爭取民主的更堅定更堅強的鬥士。正是因此,我們有機會從網上相識,而走入現實生活,深深相愛,終於締結連理。

胡軍是個坐輪椅的二級傷殘人,他高位癱瘓,下半身完全沒有感覺,哪怕是刀砍下去,他也沒有絲毫的痛感。是的,他的脊椎神經斷得非常徹底,如同他推翻專制制度的決心一樣徹底而決絕。我們相愛的速度也快了點——閃愛,目前蠻流行的,我們算趕了一次時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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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7日,我被上海國保抓去,送回新疆昌吉,而胡軍也住昌吉。我們同是痛恨專制,在網上簡單地聊過一兩次,算是網友。我們在12月19日終於見面了。幾天的相處,我們就決定要一輩子在一起生活了。2012年2月16號,因為國保的干涉,我們只好在網上向記者公開了我們的關係。

清楚地記得2011年12月19號,我被國保綁架送回新疆才兩天,住母親家,母親去深圳了,家裏連個說話的人也沒有,加之我在火車上站了45個小時,才從上海到了新疆,身體非常疲勞,心情也很低落。當日上午,我就早早來到網吧,上了QQ,一個網名叫「MZ小子」的人與我聊,他說也在昌吉,叫胡軍。我很快想起來了,今年5月下旬,我因為「中國茉莉花」的事,被囚95天,被強迫送回新疆時,在網上認識了他,知道他搞維權,政府以他涉嫌「煽動顛覆罪」對他進行監視居住。他提議我去他家,我爽快地答應了。

門開了,讓我震驚的是,開門的中年男人坐著輪椅。他就是胡軍?他有一種很男人的氣質,雖然坐著輪椅,也掩飾不了這一點;或許他還有一種脆弱與堅韌共存的東西交織在他的表情裏,這引起了我內心深處的同情。家中沒有他人,房間很暖和,佈置得清雅整潔,讓人身心感覺到很舒適。

還沒有聊幾句,甚至還沒有坐下,他就說「你做飯吧」。是呀,他坐輪椅,又是吃飯時間。我做飯,他在旁邊有一句沒一句地聊著,而我頭腦裏一直被他坐輪椅搞維權的事震驚著,仿佛看一本小說,剛看了個非常特別的開頭,很想繼續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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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965年出生,在新疆農六師105團長大,高中畢業後,上過新疆的商業學校;我是農八師142團長大的,然後上過護校當過護士,後來做律師,目前是「寧妓不律」了。他與86歲的父親、75歲的母親共同生活,最近幾天父母去四川老家了,要過完春節才回來,所以家裏就他一個人。

1992年,他在昌吉市一家汽車配件公司當銷售員,因為得罪領導被構陷為詐騙犯罪。他在新疆昌吉監獄服刑期間,被安排下煤礦工作,出事故,脊椎骨折,造成高位癱瘓。一次,司法廳一位領導到他的病房,說了些很難聽的話,他非常憤怒,坐在輪椅上扇了他一記耳光,此事可見他的性格。1994年,他服刑期滿,但監獄只給他3萬元了結他的事故傷殘問題。按法律,他的情況應該按工傷對待,如果一次性賠償,至少也應在30萬以上。他出獄後,因為不停地上訪,監獄不給他釋放證,因此他落不了戶口,辦不了身份證,甚至去法院都不容易立上案。他因此去北京上訪,但沒有幾天就被新疆國保員警抓回來。

1995年,他因為上訪,被再次關入監獄。在監獄,他受了不少酷刑,下半身多處褥瘡潰爛,被關入一間羊圈邊的小房子裏,蒼蠅到處飛,能聽到的就是羊叫,有時一天都沒有人去給他送飯吃。他感覺自己就是一堆爛肉。他的床就是一塊竹夾板,類似建築工地上那種竹跳板,竹板之間有夾縫,就是健康人,皮肉也會被壓破磨爛的。這簡直就是刑床。半癱的胡軍被放在為他特製的粗糙的竹夾板床上,潰爛的褥瘡被磨得血肉模糊。還有一種叫「捆繩」的酷刑,將雙手反剪到背後用細繩捆住,雙手因為淤血而疼痛到無法形容。中國的酷刑就是這樣,不動聲色,卻能讓你痛不欲生。說這些的時候,他還帶著笑意,好像在說電影裏的情節,我也沒有流露出過多的震驚和難過。經歷多了,好像大家都很會掩飾自己。有什麼可哭的?有什麼痛苦的?一切都雲淡風輕,有淚,在心裏流吧。

胡軍自殺過。15年過去了,現在大腿根部還有很深的10幾釐米長的刀疤。當時,因為雙腿肌肉血管萎縮,根本沒有流出多少血。他也曾拿鐵釺捅自己的腹部,碰巧捅在兩個臟器的縫隙間,沒致命。總之,他是求生不成,求死不得。他雖然坐輪椅,但一次次去砸監獄的大鐵鎖。監獄頭頭最後實在受不了他的折騰,送他去了偏僻的監獄煤礦。礦領導與他達成交易:你別給我們找麻煩,我們也給你在礦區內活動的自由。

就這樣,他有機會去網吧,並在網上找到了維權人士,把他的冤情通報出去。在各種壓力下,2008年監獄賠償他10萬元,並釋放他出獄。他自由後,立刻毫不猶豫地加入了張建平開辦的權利運動網站,走上公民維權的道路,一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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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見面,吃了飯聊了天,我也該告辭了。他拿出一張自己不用的1000多元的上網卡,希望我能用上。可惜我一般不用這個,他建議我送給需要的朋友,我就留著了,非常感謝他的好意。

準備告辭時,他建議我如果願意可以住在他家,反正父母的房間空著。他說他坐輪椅,不會對誰構成危險。我猶豫了一下,就爽快地答應了。與人交往,我喜歡大方地付出、大方地接受,人應該這樣;可惜專制制度將人性搞壞了,人們多心懷恐懼和猜忌。

第一次見面,他就能慷慨地給朋友這麼多幫助,還毫不客氣地請我做飯,我相信,這樣的人能信任別人,也能被別人信任,能與人建立深厚的關係。總之,我對他有了深深的好感。我同情他的苦難經歷,也被他的勇敢和正氣深深震撼,而且他有良好的心態,樂觀,能與不同素質、不同層次的人進行良好有效的溝通,處理好方方面面的關係。他在沒有一分錢收入的情況下,積極投入維權運動,將各項工作做得井然有序,風聲水起。這些對一個健康人尚不容易,何況對一個坐輪椅的殘疾人。

在一天多的相處之後,我就有一種強烈的很想抱抱他的衝動。是深刻的同情?深深的佩服?深度的理解?深入的好感?或者是我多年來深深的孤獨?可能都有點吧。我沒問過胡軍他是怎麼想的,但一定與我的感覺是同步的。他的女朋友在他出事故兩年以後離開了他,至今快20年了,他的生活中除了家中的女性,幾乎再沒有女人介入。他看起來是個開朗的人,生活規律,無不良嗜好。總之,我感覺他是個非常勇敢、非常愛正義、聰明善良的人。我認為的一個好男人的標準他都具備,我還猶豫什麼呢?

於是我們的關係有了變化,變成了戀人、情人或者說像夫妻。每天,我負責三頓飯、採購;他會洗洗衣服、床單,拖拖地。吃完飯,他上網,我學習我的英語,晚上聊聊天,享受二人世界。一個多月的相處,平靜和諧,沒有人來打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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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才半個月,國保又找藉口在3月9號把我綁架回新疆。沒有猶豫,我下了火車,沒有去母親家,直接去了胡軍家,他的父母還在四川。3月15號,兩群國保先後來家裏,抓走我們倆分別問話,主要是確認我們到底什麼關係。我當然實話實說:想一輩子一起生活的關係。結果國保告訴我我們不能一起生活,除非我在網上不說話,連文章都不要轉,否則他們送我回上海。他們讓我將之當成政府的迫害、父母干涉婚姻自由,那意思就是:別給我們員警講法律,我們就這樣了。無奈,我都答應了他們。4年來頭一次,我對國保投降妥協了,因為他們這次真的捅到了我的軟肋——愛情。

我與胡軍被抓之間有10幾分鐘的間隔,就這麼會兒的工夫,他把我被抓走的事情寫到了權利運動網站。結果,2個多小時後,國保歸還了我的扣壓物品,我的手機也接到了外媒的電話。這樣,我與胡軍相愛並準備在一起生活的新聞就被外媒記者發佈到了網上。當天從警察局回到家,我們倆就用電腦照了合影,放到了網上,公開了我們生活中的這件大事情,網友們紛紛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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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下旬,胡軍的父母回到新疆。二老一定很吃驚,出去3個月,讓他們操心流淚的47歲的兒子胡軍居然找了個媳婦並住到了家裏。生活可真夠有戲劇性的了,如果胡軍的父母不出遠門,他一般也不約網友來家見面;如果上海國保不反復綁架我回新疆,我也沒有機會在生活中認識胡軍。記得劉曉原律師寫推文說我是2011年最倒楣的律師之一,其實他那時候不知道我已經在2011年底認識了胡軍,並深愛上了他,這也算是倒楣中的幸運吧。

是的,有了伴兒的路,並不一定就好走,但能找到合適的伴侶確實是幸運。我與胡軍算是閃愛閃婚了(在目前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我們也無心辦什麼婚禮)。政府不給胡軍辦身份證,我們沒有辦法領結婚證,也不想領這個黑政府的結婚證。在網上我總告訴別人我們是黑夫妻,他是我的黑丈夫。我們這對黑夫妻其實最大的心願是推翻這個專制政府,在新的民主政府裏領到結婚證,做真正的法律意義上的夫妻。我們會努力的!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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