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彥:從啟東事件看國家控制力下降

【新唐人2012年9月2日訊】江蘇啟東事件的啟廸

啟東環境抗議運動發生有一段時間了,總體上來說從民間社會到國內外媒體都對這次抗議給予正面評價。在網路上,人們更是將啟東的群眾示威遊行看作光榮的勝利,是對犧牲環境盲目發展GDP的有力反擊,更是對政府以及國家暴力機器的群體性回應。迄今為止,大多數對於啟東抗議的評論僅此而已。並且,此次事件中出現的維穩警察也被廣泛地視作專制政府濫用暴力、窮兇極惡的證據。然而,在縱向比較的意義上,我不能贊成這樣的看法。

我傾向於不把啟東抗議看作獨立的事件──它是這段時間以來曝光率較高的群體事件中的一環,反映了民眾和政府博弈力量的變化。烏坎事件、什邡抗議、啟東遊行有內在的共通點,而這對於我們理解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和可能的走向有著重大意義。在什邡民眾抗議爆發以後,我就從基層維穩人員的變化分析了國家控制力的下降。這一點,放在啟東遊行爆發以後尤顯說服力。無論什邡事件還是啟東事件,大多數參與評論的人一面倒地批評國家專制工具的殘酷,但我以為,這很大程度上只是常年來定勢思維下的習慣性看法。事實上,完全的、高度封閉和強硬的國家暴力機器時代已經被網絡改變了,因此現在人們才能發出一些批評政府和體制的言論。也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烏坎事件、什邡抗議、啟東遊行等群眾事件才會發生、擴散、曝光以及結束。從這些事件,尤其後面兩個例子中我們應當高度注意的是政府的軟化。只停留於讚美民眾將會忽視更深層面的變數──這正是我們窺視中國可能之變局的視窗。

國家暴力機器在軟化中

在什邡抗議中,全國網民圍觀了警察的暴力並且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和嘲笑;在啟東事件中,維穩警察更進一步了,在現場對民眾的示威活動袖手旁觀。雖然說後來由於本地警察的集體不作為而導致外地警察大批增援,他們對抗議民眾的態度要更加強硬,但是到騷亂結束也沒有發現他們做出實質上很激進的暴力鎮壓。這種暴力的削弱,如果做一下縱向比較就更加清楚了,譬如一九八九年政府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在全世界記者的圍觀下用坦克鎮壓參與示威的學生,造成死傷無數的大慘案。自八九年以降,國內風氣大變,無人再敢於談論民主、挑釁政府,因為那往往意味著最高的懲罰:囚禁和死亡。在恐怖統治下,所有人都保持沉默,學著視而不見──無聲的沉默解釋了一切。只有在目前專制統治的力量被削弱,社會環境愈加寬鬆的情況下,才可能出現類似啟東這樣的抗議遊行:政府被人群衝擊,率先打砸辦公室的人被視為英雄,政府官員被加以人身侮辱而不敢還擊,登峰造極的是在場警察完全不履行維穩職責,連敷衍的姿態都不屑於做出。這樣鮮明的事實對比,難道還不能表明國家暴力機器的軟化嗎?正是由於暴力機器的軟化,所以人們才敢於大規模地衝擊政府。因為他們在具體的環境中感受到了政府方面對於他們的無能為力,而這種無能為力就進一步變相刺激了民眾進一步的激烈行為。

中共進入弱主時代

在中國這樣典型的專制國家,政府──民眾是最大、最重要的博弈雙方,這一對力量的博弈極大地影響和決定了中國未來的走向。在最近這些群眾事件中,人們無意識地探索著政府的容忍底線。可以確認的是,迄今為止政府方面表現出來的容忍度明顯提高了。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這和最高領導層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自從江澤民、胡錦濤以來,人們形成了共識:中國最高領導人一言定天下的絕對政治強人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是群龍無首的共主時代,總書記更多的是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胡錦濤長期被架空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在此情形下,最高領導層必然會紛紛迴避某些惹火燒身的要害問題和麻煩事件,誰也不願意承擔大規模開動暴力機器的責任。天安門大屠殺越來越成為中共統治的巨大污點,當年捲入此事的領導人不是過世就是多方面洗白自己。另外,中南海清除了妄圖另立中央的薄熙來,暗中支持薄熙來的周永康也隨即失勢。值得一提的是,周永康主導的政法委長期以來充當了用國家恐怖主義來殘酷鎮壓國內異見的急先鋒。稍早一些,薄熙來事件未發時,周永康強硬風格的對內鎮壓與汪洋解決烏坎事件的政府協商模式還是一時難分伯仲,而現在前者被冷藏、政法委被降級削權,汪洋懷柔風格的模式被中央肯定。在這一系列的變動下,不難發現政府越來越不願意採取激烈的手段來應對國內群眾事件。

對於中國這種缺乏政治合法性的專制國家而言,政治強人的缺位必然會導致當下群龍無首的時代,加上日益公開化的高層分歧,必然會造成專制政府控制力和威懾力的急劇下降。我們很早就知道政府早已無力控制內部──只能放任甚至縱容各級官僚無法無天,以利益驅動換取他們對體制暫時的效忠以維持基本的統治。而現在的情況是,政府對外部,即人民和社會的控制力也在急劇下降,這對於專制統治而言幾乎就等於滅頂之災,這正是專制政體末期的表徵。

中共群龍無首,大變在即

總之,三個原因決定了中共對外控制力的削弱和暴力機器的相對軟化:一、政治強人缺位導致最高領導集團中無人敢於在已經變化的政治環境中重開極端國家暴力機器,進行絕對的、大規模的鎮壓。二、周永康失勢,政法委被降級削權,這就註定了過去政法委常用的暴力鎮壓也被摒棄,其原因一部分是這種手段越來越容易引起民眾反彈,爭議太大,導致事件失控,另一部分則是政法委這個原本負責維穩的機器由於獲得資源太多反過來形成了對中央的挑戰和威脅,故而被冷落。但是至今為止,到底怎樣應對人民日益增長的不滿,怎樣有效處理群眾事件,中南海並沒有找到合適的路,換言之國家機器的相對軟化狀態會繼續下去。三、中共危機的深層原因之一即高層的分歧乃至於公開化的分裂,使得他們在面對國家重大危機時限於爭論和拖延,使執行命令的國家機器難以適從,錯過最佳時機。

二月份以來,中南海表面的和諧已經被撕破,內部的爭權奪利、古老宮廷式政變、血腥的謀殺等等,全部大白於天下。中國各方面的危機都越來越明顯,人心思變,大有山雨欲來之勢,黨內嚴重的、公開化的分裂必然將導致國家控制力的進一步下降和面對危機時的軟弱無力。隨著形勢惡化,某些關鍵性條件成熟,國內爆發全面危機的可能性也在不斷增大,但是國家的控制力卻在不斷下降,這就將導致情況的失控,以及秘而不宣的最終崩潰的到來。當然,具體情況如何,十八大以後除了人事方面調整,執政手段有否突破,這些都將增加變數,並有待於進一步的觀察。

文章來源:《爭鳴》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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