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7日訊】7月3日《人民日報》海外版面向中國大陸以外的讀者再發奇文，這篇由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剛所撰寫的，名為《輝煌十年，中國成功之道在哪裡》的雄文之所以能夠雷倒眾生，在於發明了一個新名詞「集體總統制」，來盛讚當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9常委制。認為9常委制「是『集體成員』，而不是『個人』；是『多個機構』，而不是『一個機構』；是『集體智慧』，而不是『個人智慧』……」，而且在實際運行中體現了「五大機制」；從實踐效果看，這種「集體總統制」 「遠比『個人總統制』具有明顯的信息優勢和決策優勢，更具民主性、協調性和高效性」。一言以蔽之，共產黨的9常委制不僅是符合「中國特色」、合理得不得了，簡直就是領先世界、超英趕美！
你不得不承認御用學者和金牌五毛的過人之處，一個專制主義的陳糠爛谷，居然能包裝成領先世界的香餑餑，真是巧舌如簧、妙筆生花！6月12日《人民日報》才發表文章《警惕精緻的「利己主義」》話音未落，胡鞍鋼就奉上一篇活教材——某些人為了不被清算，想在「十八大」上維持9常委制，抵制外界盛傳的常委9變7的輿論，手下的寫作班子就應景地炮製出一頂「集體總統制」高帽子，把權爭的動機用如此崇高、偉岸的理念包裝起來，不可謂不「精緻」。
悲哀的是擁有百年歷史的清華大學，其中某些學者、教授的犬儒化竟到了如此地步。古希臘早期的犬儒學派是主張回歸自然、清心寡慾、克己無求、獨善其身，只是對所謂的文明進步成果採取挑剔和嘲弄的態度。其代表人物安提西尼和第歐根尼，都是世所公認的賢達大師。第歐根尼面對世界的征服者亞力山大大帝，仍然是一身桀驁不馴的傲骨，讓亞歷山大不要擋在他與太陽之間。而今日中國大陸的御用學者們也是「犬儒」，卻是把自己變成了不折不扣的「犬」。
任何有政治學常識的人都知道，「集體總統制」的實質就是寡頭政治。中國當前的政治體制用一句話描述就是：共產黨一黨獨裁下的幾個寡頭共治。儘管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專制歷史的國家，但這種少數寡頭「集體領導」的模式也實在不是今天中共的發明創造。早在300多年前，大清王朝的開創者，後金天命汗努爾哈赤就創造過「八王議政」的制度。即：後金的軍國大事，由少數上層貴族協商決定；包括汗位的繼承人選，也由這個「議政會議」來推舉。皇太極稱帝后，皇帝的地位得到了拔升，但這個「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參與者範圍卻擴大了。除八旗的固山額真（後稱都統）繼續兼議政大臣之外，每旗又另設議政大臣三員。清朝入關後，除了八旗旗主、親王、郡王一級的高級貴族參加「議政王大臣會議」之外，較低一級的貴族如貝勒、貝子、公爵一級的也有參加。此外，蒙古八旗的固山額真和中央政府的六部尚書也列為議政大臣。要詳究起來，這個「議政王大臣會議」在「體制內」代表性的廣泛程度，恐怕還在當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
第十七屆中央政治局統共才25人，減去剛剛被拿掉的薄熙來，才24人。而早在滿清入關之前，「議政王大臣會議」包括的八旗固山額真、以及每旗另設的三員議政大臣，就有四八三十二人了。
要從歐洲的政治歷史看，寡頭政治不僅歷史悠久，而且發展程度也比中共的9常委制要完備得多。希臘城邦斯達巴達實行的就是典型的貴族寡頭政體。斯巴達實行「二王制」，同時有兩個國王；另外有5名執政官協助國王處理政務，並擔負監察職責，實權在國王之上。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由30人組成的、由國王擔任議長的元老院。元老院有權決定重大事務、也掌握司法，可以審判和放逐它認為不稱職的官員，直至國王。而元老院又是由全體年滿30歲的男性公民「普選」產生的，只不過有候選人資格的只能是年滿六十歲的貴族公民。
由此可見，在胡鞍鋼祭出「集體總統制」大讚共產黨的9常委制之前，「集體國王制」早在幾千年前就存在，而且權力的分配與制衡比「集體總統」制更加科學、 合理。
胡鞍剛的搞笑之處在於，他固執地認為「總統」越多就越先進、越科學、越民主。卻忽略了一黨獨裁這個大前提。且不說9常委，就是把政治局那20幾人全都冠以「總統」頭銜，也仍然是共產黨的一黨天下。誰上誰下，權力的歸屬都不變，肉都爛在鍋裡，到不了別人的碗裡。總統再多，老百姓選出來的也是零。然而民主選舉的前提必須是選民有選擇，一定要有在綱領和施政措施上有競爭性的不同政黨參選。 這樣的總統一個就夠了，如不稱職過4年、5年再推翻他，另選一人上來即可。要那麼多幹甚麼？
對於寡頭政治一直存在著一種迷思。有部分人認為，寡頭相比起獨裁多少是一種進步，畢竟權力由領袖一人獨掌變成了在小圈子內分享，久而久之就會由寡頭衍生出政治觀點對立的派系、再由派系衍生為競爭的政黨，從而以一化多，漸進地實現民主。「特殊國情論」加在這種觀點之上倒是再合適不過，中國社會的財富和階層分化的極端程度，使得這種設想缺乏「變現」的土壤。在2009年6月份舉行的中國政協十一屆常委會會議上，蔡繼明委員引用一份報告說：0.4%的人掌握了70%的社會財富。2010年又有一個來自於「世界銀行」的數字說，中國是1％的人掌握了社會41.4%的財富。後來這些數字遭到喉舌媒體的口誅筆伐。到底中國有多少既得利益者掌握了多大比例的社會財富，大概只要共產黨存在就是一個謎，要在中國做這樣的全面調查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從教育、醫療等民生項目的凋蔽，與官老爺們的豪華辦公樓和公車的對比中，一般百姓對這樣一個結論都不會有懷疑：中國的錢都在一小撮中的一小撮人手上。
寡頭共治能夠向民主政體轉變的前提是，寡頭集團（或家族）要與其他的社會階層、群體發生聯繫，彼此的利益要有銜接點，以至於當寡頭之間鬥爭激化時，某個寡頭認為求助於其他社會群體和階層也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哪怕是讓渡一部分權力。可是中國當今的現實是，那「一小撮中的一小撮」已經和90％以上的普通民眾形成了有你沒我、有我沒你的絕對對立狀態。
中共的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共有委員204人，候補中央委員167人，在中共自己宣稱的幾千萬黨員中，連萬分之一的比例都遠遠不到。中央政治局9常委，又是中央委員會裡的「一小撮」。就算是在那200個出頭的中央委員裡全部平分權力，他們連自己的黨員也都代表不了（中央委員會是逐級「選舉」產生的，不是黨員一人一票「普選」產生的），跟剩下那10幾億的中國人更是扯不上一點關係。共產黨的寡頭集團中不管怎樣分幫劃派，他們的現實利益基礎也都與普通民眾沒有聯結點，與99％以上的民眾都毫無關係。
中共的寡頭內鬥導致破局，從而導致某些寡頭與其他社會階層結盟，形成更廣泛的權力參與機制，這種情況大概只有在鬥爭中的一方有喪失生命的危急——也就是要錢還是要命的情況下，才有些許發生的可能。這種情況如若發生當然是好事，但把希望建立在寡頭內鬥自然地會向民主演進這個假設上，就實在是一廂情願了。
「集體總統制」的荒謬之處更在於它套用了民主政體下的「總統制」的概念，再加上「集體」這個定語，卻拋棄了民主政治對「總統制」定義的絕大部分內涵——多黨競爭、三權分立、選舉程序等。相當於是「發明」了一個新的「總統制」名詞，與《環球時報》6月份宣佈「中國早已進入民主國家」的豪言有異曲同工之妙。有趣的是，這種山寨版的發明創造，居然通過《人民日報》海外版向全世界廣而告之，真是不怕全世界笑掉大牙。真乃——人至賤則無敵——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