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22日訊】魏紫丹教授是一個“右派”，而我是一個“右派之子”。
我們曾經“同是天涯淪落人”，今日又“同為海外流亡者”。雖同屬“自我流放”，蓋因我們都是“不要共產黨的人”，而不是“共產黨不要的人”，所以，我們“同氣相求”，自然是“相逢何必曾相識”。當然，“要共產黨的人”和“不要共產黨的人”；或者是“共產黨雖不要你，而你卻要共產黨”，這裏面的區別和講究就大了。因為它決定了我們在海外的感情趨向，基本立場，行為方式。這對於在海外為人與交往，固然是一種界限；而對於一對志在“還原歷史”者，其中的關係便尤其要緊。雖然我要辨識“誰是新中國”，他要“還原一九五七”，但我們注定是要“順途同歸”的。
不過，促使著我們相識的，連接著我們的志向的，加深了我們友情的，還是海外的一家完全獨立的民間歷史文化季刊——黃花崗雜誌。我是這個雜誌的編輯義工，魏老則是這個雜誌的主要作者。我從來稿中，發現了一個情致超然、文筆生動、思想深邃的“老右派”，他則在與我聯繫稿件的交往中，發現了我這個壓根兒就“不承認共產中國是新中國”的右派兒子。我們欣然相識，不僅在對一九五七那個“悲慘世界”的回首中，有著共同的語言；而且在對中國現代歷史的辨識上，一起指斥那個“顛覆了共和、復闢了專制”的馬列中國，絕不是“新中國”。於是，“還原一九五七”這個題目，就首次出現在黃花崗雜誌上，我當時為它寫下的按語便是：“右派分子魏紫丹教授的新著《還原一九五七》一書，無疑會成為一部真正還原了’一九五七’的學術著作。其充滿著學術精神的嚴密論證，特別是他對馬列主義、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毫無戀情和決絕之慨，猶將他對’一九五七’的痛心研究和艱難追述，推升到了一個更其純凈和高遠的歷史境界……”（《黃花崗雜誌》2005年第1期》……”
我與魏老終於成了忘年交。這些年來，我總是認真閱讀他的大作，幾乎每一次都伴隨著我由衷的讚賞和歎息。他則因為對我那本歷史書的滿懷贊成，總是在想著和寫著與之相關的文章。後來，他那晚來的文學興趣，竟促使著他開始閱讀和研究起我早年的小說來了，甚至和另一位因寫文章公開批評我，卻與我成了朋友的大陸教授一起，接二連三、頗費周章地為我三十年前的小說，寫了好幾篇文學評論，可謂字字在理，句句真情。我將它們壓了很久，才負疚似地將它們發表出來。因為我一生從未請人為我寫過一篇“吹捧”的文章，在國內共產黨的那個文壇上，自己向來不屑於此，別人也根本不敢碰我。猶如當年一位時髦的評論家所言：“給他寫評論，就是給自己找麻煩。”是魏紫丹教授才為評論我的小說開了這樣一個頭。而他倆都因沉浸在對時代和生活的反思之中，又置身於自由的海外，所以寫得都相當地透徹與深沉。這對遠離故國，早已背離昔日文壇的我，雖是一種慰藉，還是給了我晚年回歸文學之後，能夠繼續“上下而求索”的信心。
我與魏老的友情，雖然“隔代”，而且“忘年”，卻是日見其深。他對我的關切，甚至是對我的偏愛，總是讓他對我時刻充滿著憂心，時時在我的心中激起重重的溫情。前一向，我因病而未與他聯繫，他因擔心我而寢不能安，信中的憂心悲切之詞，令我心酸。而我，卻因為研究、寫作、講演和編雜誌，四處奔波，太忙也太累。這些年，我一直都沒有為他做過什麼，內心裏雖然對他充滿尊敬與愛戴，卻時時感到自己對他的欠缺。所以，當他要我為他的“還原一九五七”這部巨著寫序時，我雖然覺得難負重任，但是，我與他十年的友情，我與他共同的使命，還有我與他“右派與右派之子的緣份”，都使我不能推卻、也不敢推卸。
魏老從發表志在“還原一九五七”的某些篇章算起，於今已經整整八年了。八年來，他經過不懈的努力，用“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精神，特別是懷著對歷史忠貞不二的意志，懷著對在“一九五七”年所有遇難者的痛苦深情，懷著他對我們民族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期望，終於就要出版他的巨著“還原一九五七”了。
對魏紫丹教授的這部巨著，我將有一篇實實在在的專論會發表出來。在這篇短序中，我只想簡略地說，這部巨著的不凡之處，就是它確實達到了那種“純淨和高遠的境界”，而此一境界的三個明顯特徵，就是—— “還原的學術性、還原的真實性和還原的真理性”。
其學術性的表現，便是明晰的哲學高度。而構成這一哲學高度的，就是他為“還原一九五七”，所付以的“高屋建瓴的哲學思考”，所獨自建構的“邏輯嚴密的方法論體系”，還有他那種“貫徹始終的歷史感”。正是上述三個特徵，才體現了這部巨著的深刻的思想性，和悠遠的歷史性。而思想性才是學術性的靈魂所在，歷史性是才學術價值之真正體現。
其真實性的表現，一是“主見在胸，著眼於史”，以親身的經歷，真摯的感情，誠實的反思，來“還原一九五七”。二是以“轉益多師是汝師”的精神，兼收各家之長，批評各家之短，“分類不同右派，釐清還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與其歷史由來的必然聯繫，論證一九五七與其歷史惡果的必然關係，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三界之內，又能跳出三界之外”，從而使這部著述的真實性與歷史性達到了“同一”的境界。為“還原一九五七”留下了一座思想和史實並豐的里程碑。
其真理性的卓然表現，則是集中在他對共產黨及其政治制度的徹底認識和全面批判上。這個認識和批判的原則，就是還原一九五七年“真右派們”對於民主和自由的熱情呼喊，對於崇拜馬列教條、毀我民族國家的痛苦指斥，對於一黨專政和“黨天下”的猛烈抨擊……將至今五十年來不復再現的知識份子群體性“覺醒”和“絕響”，重新予以論證和褒揚，以激勵今日的國人，能夠以“前已有古人，今當有來者”的精神，激勵和鞭策自己……
魏紫丹教授多年來矢志於“還原一九五七”，沉潛於“還原一九五七”，皓首窮經於“還原一九五七”，實非為一己之痛和一己之冤，他如赫爾岑一樣，“向後看，是為了向前進”，是為了我們民族的出路和前程。誠如他在“還原”一書中談及中國前途的慷慨陳詞，就是：“在宏觀上，革命之外無出路！”
魏紫丹教授之所以對現存的專制統治和專制秩序，有著如此的決絕之心，是因為，在中國三十餘年來的“雙重思想解放”的道路上，他一直行走在“人民自身思想解放”的大道上，縱然風雨如晦，他也絕然地不屑於另一條要“助共改良”的所謂思想解放路線；同時，還因為他將“還原一九五七”納為中國大陸民間歷史反思運動的一個環節，既要從“一九五七”出發來還原歷史，又要和人民一起，在對百年中國艱難歷史的反思中，重新認識腥風血雨的“一九五七”之所由來。這就不僅將他錘煉成了一個卓犖不群的“摘帽右派”，又將它磨礪成為一位堅如磐石的“自由鬥士”，正在“九死而不悔”地為他自己的民族和人民的未來艱苦奮求著。
一九五七，是我們民族的一場巨大悲劇。真正地還原這場悲劇用血腥所包裹著的真實性和真理性，才可能使我們的民族擁有未來。所有在“誠意正心”地還原著一九五七者，都將功不可沒。而魏紫丹教授卻以其卓犖不群和堅如磐石的還原精神，以其還原的高度、廣度和深度，實為今人和後人留下了一位“卓越右派”的楷模，一部浸透著還原意志的巨著。誠如我在為他“還原一九五七”的文章所寫的按語所說：“魏紫丹先生……確實將中共發動的那一場’意在進一步整殺全中國知識份子，旨在全方位施行絕對思想統治”的政治運動，講清楚了。他指出，中國從此徹底地喪失了思想，中國的知識界從此成了共產黨統治思想機器的一個部份，它的罪惡源遠流長，甚至直到今天還在控制著相當一部份知識份子的靈魂，特別是那些在共產黨思想統治下既自號為“自由派”、又自稱是“精英”的知識份子們……。 ”（黃花崗雜誌2007年第一期）
然而，只因為魏紫丹們還在，何況“前已有古人，後更有來者”，可以相信，中國知識份子們“魂兮歸來”的日子，中華民族“魂兮歸來”的時代，畢竟已經不會太遠了。
此序為魏紫丹教授的巨著《還原一九五七》而寫，亦為祝賀魏紫丹教授的八十壽辰而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