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3日訊】很多人都知道北京大學的張岱年先生，聲名赫赫的哲學家，2004年作古，活了95歲。他寫於三十年代的《中國哲學大綱》，至今仍是哲學系科學子的必讀書。但對於他的兄長張申府，不用說普通民眾，就是年輕一些的學人，對其人其事有較多瞭解的也屈指寥寥。
二十多年前山東齊魯書社出版過一本《張申府學術論文集》，收文20篇，第一篇就是與胡適辯難文化與文明問題，思想明快，行文簡括，風格灑脫，引起了我的閱讀興趣。2004年河北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張申府文集》，也經友人幫助很快得到一套。
還是在九十年代初，北大中國文化書院一次召開紀念三位中國現代學人100週年誕辰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一位是梁漱溟，一位是湯用彤，另一位就是張申府。在那次會上，由於聽了張岱年先生不無感慨地介紹乃兄的鮮為人知的生平業績，使我從此對這位有大閱歷而為人為學迥異時流的傳奇式人物的歷史命運，有一種特殊的關注。
早期的張申府，是一位共產主義思想的積極擁護者，曾參與組建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北京的共產主義小組，是他與李大釗一起創建。周恩來和朱德都是經他介紹入的黨。後來又參與籌建黃埔軍校，擔任蔣介石的英、德文翻譯。周恩來出任黃浦軍校政治部主任，張申府是鼎力相薦者。但後來他與蔣介石鬧翻。1925年中共在上海召開「四大」，在討論黨綱時，因意見不同與人發生爭執，一氣之下宣佈退黨。雖經李大釗、趙世炎百般挽留，仍不回轉，決定採取「在黨外來幫助黨工作」的立場。從此張申府退居學府，任教清華大學，以著述、翻譯、教學為務。
「九一八」事變，國難當頭，他奮起疾呼，呼籲抗日，並發起「北平救國聯合會」，隨後又成為「一二·九」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因此被捕入獄。「中國民主同盟」的組建工作也有他參加。但到了1948年10月，國共兩黨的軍事大決戰已見分曉，這時他在《觀察》雜誌上以《呼籲和平》為題撰寫文章，要求雙方停戰。這一立場，遭到公開批判，並被民盟組織開除盟籍。
所以1949年新政權成立以後，他銷聲匿跡，成了沒有任何發言權的人。供職單位在北京圖書館。誰知1957年舊帳重提，給他戴上了一頂「右派」的帽子，處境淪落到更加不堪。據說五十年代周總理曾派人看望過他，但沒有人能說得確實。
張申府生命的青春期一直熱心政治，激情所自，出於對自己祖國和種族的純真愛戀。但他智慧之優長所在是哲學。很早就畢業於北京大學數學系，但真正感興趣的卻是數理邏輯和西方哲學，尤其羅素哲學令他狂喜無狀。他在《新青年》上著文稱讚羅素是「現代世界至極偉大的數理哲學家，是於近世在科學思想的發展上開一新時期的一種最高妙的新學」。
1927年，他把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翻譯成中文，書名取《名理論》，一個過了多少年之後他還很欣賞的書名。這是一本在三、四十年代有影響的書。維氏哲學後世比當世走紅，張申府不失為有孤明先發之見。他所致力的學術目標，是冀圖把解析哲學與辯證唯物論結合起來，使之成為最理想的世界哲學。他還用一個極富哲學意味的概念涵蓋自己哲學的中心點，稱之為「具體相對論」。
他給自己書齋起名為「名女人許羅齋」。「名」指名學，即邏輯一門。「女」指《列女傳》，他個人對此書有偏好。「人」是三國時期劉劭寫的《人物誌》，一本他平生最推崇的書。許是《說文解字》的作者許慎，「羅」自然是羅素，他最喜歡的西方哲學家。
他還說他一生有「三大愛好」：書、女人、名聲。
然而這樣一副極具想像力的堅強的思維頭腦，當五十五歲之盛年卻停止了思維活動，不是自然規律使然，是環境不容許他思維，這未免太令他痛苦也過分殘酷了。
《張申府學術論文集》以年代為序，只收到1947年，以後無文。《張申府文集》，基本上也都是五十年代以前的著作，五十年代之後，加上檢討，只有16篇短文，其中13篇還寫於八十年代以後。他自己敘錄《解放以來發表的文字》，除1953年的一篇公開檢討文字《自白》，其餘只有兩篇極短的短文。
無怪後來他說，這篇《呼籲和平》是「毀滅了一生政治生命的東西」。
但他的自然生命到1986年才結束，享年九十有三。晚年的張申府，生活是悽慘的，他女兒寫的《先父晚年生活瑣記》，有些段落令人不忍卒讀。
張申府晚年的一件幸事，是一位來自異域的女作家在半年時間裡對他採訪十八次，使他有了用自己的方式回顧自己豐富閱歷的機會。
經歷是痛苦的，回憶卻可以得到心理的補償，特別在自以為是非經久而論定之後。
這位女作家是美國威斯里安大學的舒衡哲教授。她根據訪談寫了一本書，耶魯大學1992年出版，書名是《說真話的時候已經到來——與張申府對話》。
張申府早年在《新青年》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裡，有一段今天讀來猶感警醒的話：「想從根本上打破以虛偽為一種特性的現世界，吾以為很有組織一個『實話黨』的必要。這種黨要從心理上，從形成這種心理的人間關係上，毀掉不說實話的因緣。」
舒衡哲女士在採訪中發現，處於生命晚期的張申府在傾談中經常回到他早年的這一充滿激情的思想。
我生也晚，張申府先生被迫停止思維活動的時候，我還是貪玩的少年。到了渴求知識的年齡，他的言論已不復流行。僅僅由於近年涉獵中國現代學術史，才注意到張申府其人其事。
我感到驚詫悚慄的是，一個社會需要結成怎樣的文化張力，才能做到使這樣一位在二十世紀前半期叱咤風雲的知識界精英，將近四十年的時間突然消失得如此悄沒聲息。
言論需要言論者付出的代價應該如此沉重麼？
文章來源：《新浪》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