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檔案】四川達州「三年災害」紀實

【新唐人2011年11月27日訊】50年過去了,朱全森仍無法忘記那持續多年的飢餓體驗。

1959年,當飢餓在四川省東部蔓延開來時,26周歲的朱全森,是四川省達縣專區(現為達州市)碑廟鄉中心校教師,「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數十年後,他參与《達州市志》三卷本的編纂工作,主筆大躍進等政治運動,對那段歲月有刻骨銘心的反思。

朱全森說,在三年災害期間,達縣專區(下轄達縣、巴中、通江、宣漢等縣,1992年撤銷),出現過數十起人吃人的案例,讓他頗感悲傷。「人吃人不止一地,全國很多地方都發生過。」這並非秘密。在王光美、劉源等人所著《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書中,也曾記載,劉少奇曾在「七千人大會」后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書的。」

《達州市志》稱,1959年~1961年,達縣專區連續三年旱災,1959年6月30日起,達縣、宣漢等地持續伏旱49~67天,1960年,各縣伏旱20~47天,1961年夏全境乾旱及中南部伏旱(大竹縣54天),使糧食連續三年減產。不過,朱全森更願意用「人禍」來形容這場災害,他和達州市公安局文史工作者何大地均對南都記者說,那三年,栽秧時節水稻田裡是有水的,那點乾旱在正常情況下根本餓不死人。

給那段慘痛歷史做註腳的數字是,1962年,達縣專區總人口354.2254萬人,比1958年減少30.4396萬人,年均減少7.6099萬人,年均遞減19.78%;而在1950~1957年,人口是呈增長態勢的,年均增長率為16.81%(據《達州市志》)。官方的人口統計是否準確,仍有很多爭議。達縣縣委黨史研究室在編著《中國共產黨達縣歷史第二卷(1949-1978)》時,就迴避了該縣死亡人數,僅提及「1961年春,全縣10餘萬人出現水腫病。」據達縣縣誌,1961年達縣人口88萬餘人。黨史研究室主任楊吉文對南都記者說,「統計數字是失真的,和實際與推論不符合,死的人應該更多些。」

「達縣專區餓死人的情況,在四川算嚴重,但不是最嚴重。專區內部也不平衡,要看地方領導的領導水平如何,有的領導更過火,有的手軟些。達縣專區11個縣,災害最嚴重的是宣漢縣,而宣漢縣內也不平衡,基層執行並不完全一致。」朱全森說。

這一段餓死人的故事,是從「大躍進」開始的。

「我叫我兒子、孫子以後都畝產萬斤」

周永開,生於1928年,是民國時期加入中共地下黨的老革命,「大躍進」開始時,他是達縣專區巴中縣主管農業的縣委副書記。

「1958年,巴中縣大鍊鋼鐵、大辦水利,把農民抽走,農田裡沒勞動力了,糧食都沒收回來,紅薯在田裡都爛掉了,但後來還算到總產量里去了。」周永開對大躍進的回憶,從農田荒廢開始。他對南都記者說,在1958年之前,全國經濟上升,大環境很好。而轉折就發生在1958年。

這一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被提上日程。總路線、大躍進與隨後出現的人民公社,被稱為「三面紅旗」,開始在全國大力度推行。

「大躍進」語境下,達縣專區也開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工業上號召「超英趕美」,組織了大約85萬人的鋼鐵大軍,建成土高爐上萬座,鐵質的生活用品和碑、鍾等文物都被拿去鍊鋼了。僅宣漢縣,就有4557間農民住房、5997間牲畜圈舍和1659萬株成林樹木被拆毀砍伐,充當燃料。農業上,則實行人民公社體制,統一勞動和吃飯供給。

「大辦公共食堂,不準自己家冒煙做飯,農民也沒自留地了,三自一包(自由市場、自留地、自負盈虧、包產到戶)和四大自由(僱工、貿易、借貸、租地)都當資本主義尾巴割了……沒有三面紅旗,農民要好過得多。」時為達縣專區黨委辦公室工作人員的嚴宗全對南都記者說。農民的命運和人民公社緊緊捆綁在一起,為此後的災害埋下了伏筆。

朱全森說,為響應「一大二公」的口號,「我們那兒就把兩個食堂合併成了一個,小李家溝的人都要去大李家溝吃飯。開始時,有的婦女覺得還可以,因為不做家務了。後來從覺得不合口味開始,慢慢問題越來越多。」

但在1958年,吃飯還不是嚴重的問題。按受訪者的說法,事實上,雖然有農作物腐爛在農地里沒有收割,但這一年的事實糧食產量較1957年為多,這一年並沒出現餓死人的情況,當時的口號是「敞開肚皮吃飽飯,鼓起幹勁搞生產」。也是在1958年,「大放衛星」的風氣開始在全國流行。「糧食都估產很高,從畝產千斤到畝產萬斤。」周永開說。

當時四川省委書記在四川省大躍進上頗費心思。「他講要畝產萬斤,有一次,溫江一位地委副書記說,達到畝產9800斤了。四川省委書記說:只9800斤,一萬斤搞不上?這位地委副書記說,沒得行了,只9000多斤了。省委書記說:我叫我兒子、孫子以後都畝產萬斤。」周永開提及這段往事時,也注意到現在袁隆平超級稻畝產剛剛突破900公斤。

「不相信農民會種田」

為了達到高畝產目標,和國內其他地區一樣,達縣專區也採用了很多辦法。

首先是劃分了很多試驗田,並在耕種方式上力圖革新。比較帶有時代特色的革新包括密植和深挖,這和農民傳統種植方式相去甚遠,但舉國上下強制推廣。

朱全森記得,1959年的一天,他和其他一些人被叫去種植試驗田。「幹部在一邊指手畫腳,叫我種第一行,我就按照密植的要求種了。區委書記表揚我,說我的『四方兜』密植很好,又問我是否會『梅花秧』種法,我說會。他讓大家都這樣種,我們七八個人栽了一下午秧苗。後來沒人去收割。太密了,根本不產糧食。」「四方兜」也好、「梅花秧」也好,一個共同點是密植。

密植不產糧食的現實,並沒有得到及時糾正。朱全森說,到了1960年,四川省又發起「三個一」運動,要求栽秧的行距等都要保持一致,試驗田種地都要拿著尺子,一邊量一邊栽,「太密了,不僅費種子,而且耗工誤農時,十幾個人一天也就載一畝秧。」更關鍵的是,影響收成。示範田,大家要嚴格按要求密植,非示範田就好些。

深耕的經歷同樣慘痛。1959年,朱全森工作的碑廟鄉組織機關幹部和右派分子40多人,去中心校後面一塊田地種植油菜。「挖地,挖三尺深,分三層挖。然後種植油菜。這是最荒唐的事,後來顆粒無收,油菜根都爛了。但到了1960年,還繼續深耕。」

那次深耕,朱全森等人一直勞作到凌晨2點,大家頭髮都被露水打濕,也感覺非常疲憊。一位幹部提議回家休息算了,得到大家響應。他們回去洗洗剛躺下約半個小時,就被哨聲喚醒,原來上級檢查來了。大家趕快起來,又趕往田頭。

「一晚上沒怎麼睡,怎麼辦?早飯後,白天睡。」朱全森把房門外掛上鎖,謊稱下鄉去了,自己則在屋中睡大覺。其他人或者去農民家,或者在山間找塊空地,補回頭晚的損失。

這是當時全國普遍存在的強迫超時勞動現象,普遍的飢餓讓這種勞動強度更加令人難以忍受,民眾在可能的空間內尋求解脫。朱全森說,1958、1959年,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野戰」,到1960年上半年隨著水腫病越來越多,才慢慢少了。有一次,在碑廟中心校搞基建的朱全森去李家營生產隊送木料,看到管理區一個副隊長正組織大家披著蓑衣去農田「野戰」。「沒下雨,怎麼披蓑衣?」朱全森內心奇怪,偷偷跟了過去,原來他們只是在應付上級檢查,在附近一個空房子內地上鋪著蓑衣睡覺。

何大地祖母的弟弟,曾經在背地裡痛罵:這樣背時的政府哪能……,這樣搞生產哪能有吃的?只是那個時候,這種聲音只能在私下講出。「沒人敢說真話。」朱全森說。一個重要的時代背景是,大躍進之前,「整風反右」等運動,噎讓人們懂得管好自己的嘴。

那時,朱全森出生地北外公社是達縣專區的樣板公社,另一個魏家公社是達縣的樣板。朱全森記得,魏家公社上報的畝產是6000斤,臨近上級檢查時,就從附近的麻柳鄉挑長勢好、抽穗的穀子拔出來,用汽車運來,堆種在試驗田裡。「結果秋雨來了,穀子不透風,檢查過後,沒有長熟就捂爛了。」

朱全森說,類似的情形一直持續到1961年春《農業六十條》發布,「這才終於相信農民自己會種田。」

「公糧一交,農民沒得吃了」

四川省虛報的高額糧食產量,給了中央超額徵購糧食的理由。

「中央傳達指示說,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只剩下7天糧了,四川要調幾十億斤糧食支援。巴中縣一天有四五千輛車,連續不斷給中央運糧。本來糧食就少了,大家的口糧就慢慢減少。」當時主管農業的巴中縣委副書記周永開說,國務院給四川省委書記打電話,省委書記再給各地縣電話,要求必須調糧,頭等任務就是要保證運到中央。周永開經常參加省委電話會,經常一天有兩三個會議協調調糧,有時還要前往省城成都。

受到影響的不僅是農民,也包括幹部。周永開說,公職人員最初的口糧是每月每人30斤,後來慢慢減為27斤、21斤,最低時僅18斤。不過,那時領導幹部有特殊照顧,所謂大灶、中灶、小灶的區分。周永開每月能額外多分些肉蛋。嚴宗全1961年是副科級幹部,曾享受了三四個月的特供食品,他記得一個月有一條煙、一斤黃豆等。

最慘的還是農民。「公糧一交,農民沒得吃了。」周永開說,那時缺油少鹽,農民還要超負荷重體力勞動,一人每天最少要1斤糧才能吃飽。但幹部還有定量口糧,農民就沒人具體管了,交完公糧剩下多少算多少。

周永開彼時主抓水利建設、農業生產和征糧,他思想上的壓力很大。「主要是糧食壓力,就是要保證把倉庫里的糧食運走。」他說,總體上而言,那時候的老百姓和現在的想法不一樣,巴中是革命老區,人民尤其聽話,特別是聽說調糧是周恩來總理的安排,所以也比較配合。「那時的政治宣傳到這種地步,中央一聲號令,別說要糧,死都願意。」

老百姓的聽話程度,在調糧過程中展露無遺。達縣專區位於大巴山區,交通不便,曾一度用人力背糧行走山路。朱全森說,1960年,濟南軍區派出一個營來到達縣,用汽車往外運糧。在汽車不能抵達的鄉村,只有動員飢餓的農民上陣。

從金石鄉背負糧食到通車的公路,有三十里的上下坡山路。朱全森聽說,有一個農民就在這個過程中餓死在路邊。但也有農民會藉此機會偷偷吃些米。碑廟鄉一位副區長唐成之,就曾看到一個農民用自帶的鐵皮罐頭盒子,在橋邊舀來水,就地煮米飯吃。不過,唐成之並未揪斗此人,只是問他為什麼不到人們看不到的地方去煮。這種不完全執行中央與地方命令,暗中同情農民的官員,被朱全森稱為好乾部。

達縣專區通江縣沙溪公社伏家壩生產隊的何光宇也記得,那時每家都被分配了背糧的任務,不得不完成,村裡連老婆婆都動員起來,背糧走80里山路到毛浴鎮,那裡通公路了,再遠處,廣元的火車站有專列在等著向外運糧。

1960年,達縣專區的糧食被源源不斷地運出去。「那是水腫病最厲害的時期,死人最多是在1960年中國新年前後,尤其是農曆正月、二月的時候。」朱全森回憶。

「那兩年我們村一個娃都沒生」

飢餓從1959年下半年開始。

12周歲的何光宇讀四年級了。放學回家時,因為肚子餓,走山路爬石梯常常爬不動,用手撐在地上一點點挪動。在公共食堂做飯的母親心疼得哭,常常偷偷給他點吃的,所以他身體比一般同學還要好些。

何光宇所在的村子原來有100多人,後來因食堂合併,附近住得分散的村民為避免走十多里山路前來吃飯,也搬過來住,形成200多人的規模。而他們原來的居所就在空蕪中慢慢敗壞。

將家中茶壺都砸爛去鍊鋼的日子很快就過去了,「敞開肚皮吃飯」的好景也不長,1959年的飢荒襲來,公共食堂吃得都是「超級稀飯」。吃飯時,「每人一勺稀飯,和炊事員關係好的,一勺幹些的稀飯,不好的,水就多些。吃野菜,只要豬能吃的人也吃。」

讀小學的何光宇也被要求每天挖6斤葛根,上交食堂。這個東西深埋在地底,要動用鋼釺、鎚子,費好大勁才能挖出來。何光宇的一位同齡同學何光森,因患有癲癇病,身體差,完不成任務,就被生產隊的幹部毆打。「用濕樹條打他。他回家后沒吃的,過兩三天就死了。」

伏家壩生產隊一共餓死了4個人,其他三個是飯量大的精壯勞力。死人相對較少,因為附近的樹皮草根比較多,可以充饑。食堂附近的原村民比外遷過來的佔有優勢,晚上生產隊長會偷偷與大家私分些食物。

巴中縣玉山區官公鄉英雄大隊就沒有那麼好運。雖然英雄大隊地理條件非常優越,土地平曠,水利好,有河水自流灌溉,產糧也多。但正因其產量多,在極左幹部的強迫下,徵購糧也格外多。「結果大隊1100多人,死了約200人。這是巴中縣死人最多的地方。我們就批,死這麼多人,哪裡是英雄,是狗熊!」周永開說,他去這個村視察,村民反映上面應該給村民撥糧,大家的意見主要集中在鄉、村幹部浮夸和工作作風粗暴上,對縣級幹部都不予批評。

大家普遍患有水腫病,女人則閉經和子宮脫落。「那兩年,我們村一個娃都沒生。」何光宇說,他的哥哥在不遠的洪口鄉教書,那裡死人相對更多,常常有人走路時倒下,再也沒能起來。而在沙溪公社文勝鄉,還曾發生轟動一時的食人案。

「執行的背時,不執行的也背時」

飢餓的年代,階級鬥爭的弦常常綳得更緊。在達縣公安局檔案目錄上,南都記者看到不少這一時期的「反革命」等案件。另外,也有很多以「刀兒教」等名義的小範圍預謀暴動,很快即被鎮壓。

對「三面紅旗」心懷異議,在當時是件很危險的事。

伏家壩大隊有個叫王成木的社員,因為對統購統銷征糧過多有意見,在1958年時就被生產隊長打成「壞分子、右派」。何光宇記得,有一天晚上,生產隊在學校會議室里開會,書桌都被移到一邊,屋裡燃起一堆火,他聽見生產隊長一聲吆喝,「把反對統購統銷的壞分子王成木抓上來」,立刻就有幾個積極分子從人群中把王成木押上台,按在地上拿棒子打。

那次對王成木的批鬥持續約半個小時,給年幼的何光宇留下很深印象。「那時動不動就打人。後來給王成木平反時,發現檔案里沒有壞分子和右派帽子,一直是生產隊長自己說他壞分子、右派。」

在達縣金椏公社,有個地主成分的楊光金,因為向《四川日報》寫信,對糧食政策有意見。1960年被「抓獲」,罪名是反對統購統銷與大躍進。

「三面紅旗,只能說好,不能批評,否則,想斗你就斗你。」朱全森說,面對自中央傳達下來的指示,基層幹部也常常不知所措,「執行的背時(倒霉),不執行的也背時。」

不執行中央決策者,完不成徵購糧食任務,要受到處分;嚴格執行者,少不了手上添很多血債。1961年,政策開始有所轉向,體現在達縣專區基層的,是「反軍閥作風」運動。部分幹部因推行強迫命令逼死人而受到批鬥。朱全森說,達縣安雲公社雙河口村支書鄭道福,因工作積極,嚴格執行上級命令而升遷為公社副書記,但在反軍閥作風運動時禍臨己身。「他人比較耿直,想不開,就在達縣縣委賓館廁所里上弔死了。」

在達縣專區,反軍閥作風的對象,主要集中在鄉村幹部,連縣級官員都很少觸及。朱全森特別提及,餓死人最多的宣漢縣,縣委書記在群眾中印象很差,最後只是調到專區某部任副部長而已。

餓死人的現象在1962年開始緩解。這得益於年初「七千人大會」的召開。周永開參加了這次大會,他最終聽到了四川省委書記在餓死人事件上的檢討。

文章來源:《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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