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傳珩:公民正當性抗爭運動走向前台

【新唐人2011年9月21日訊】當今中國的政治現代化因官權阻隔而轉型困難,正是當今公民正當性抗爭運動被迫走向前台的根本原因。在如此背景下,也只有公民正當性抗爭運動走向前台,才是解放自我和救贖民族的根本出路。

突尼西亞和埃及「茉莉花革命」,充分印證了公民抗爭是藉助于群體的、公開的、和平的方式完成的。他們憑群體顯示力量;借公開發揮作用;假和平維繫秩序,運用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遊行示威等正義性表達,藉助網路這個現代化的工具與平台,利用「推特」和「面書」等聯絡功效,在極短的時期里迅速聚集,同時爆發,致使獨裁者在十幾天內垮台。如此北非「茉莉花革命」,與曾發生在緬甸的「藏紅色革命」一脈相承,當時緬甸民眾抗爭就採用了包括閃電式集結,互聯網上博客,手機簡訊等組織了良好的、時散時聚的抗議等等行動,致使緬甸軍政府處於進退兩難的尷尬。

此據《國際先驅導報》文章稱,一隻蝴蝶,抖動翅膀,在浩瀚的亞馬遜河谷翩翩起舞,其渺小的蹤跡很容易被斑駁的陽光及細碎的水影所隱沒。但是,由於某種人類五官難以感知的聲波共振,這殊難察覺的蝶舞居然在幾周后喚醒一股巨大的張力,推動洋流排山倒海直擊數千里之外的大西洋彼岸……這就是氣象學上著名的「蝴蝶效應」。如今,「茉莉花革命」已在多個國家不斷蔓延,不僅導致了卡達非垮台,也在突尼西亞、埃及和平改變了政權,而且波及了擁有王室的約旦、阿拉伯世界最貧窮的葉門、突尼西亞的近鄰阿爾及利亞、一黨獨大的敘利亞、海灣的阿曼、及遠在西北非的茅利塔尼亞。如此現實,又一次驗證了社會運動的「蝴蝶效應」。

公民正當性抗爭常態化

2010年1月12日下午,中國貴州省安順市關嶺派出所副所長張磊在處置民事糾紛時對一方當事人郭永華掏出手槍說,「跪倒,否則我斃了你!」。對方回了一句:「我沒有犯法,你不敢開槍。」於是張磊的槍機朝郭永華的頭部摳響,因此引發輿論一片嘩然。這個事件標志著中國的「公權力」已經喪失了最起碼的法律與人道底線。如此公權力的暴戾與傲慢,在當今中國已經成為了社會的常態,於是就發生了轟動中外輿論、極具諷刺性的「民眾集體下跪抗議事件」——湖北公安縣數百名教師集體下跪縣政府。今年來,一周內至少有一起重大群體性事件發生,而兩周內,至少有一起特別重大群體性事件。按照中國官方的定義:「參与人數在300人以上、1000人以下,為重大群體性事件;參与人數在1000人以上,為特別重大群體性事件」。8月17日,山東濟南剛剛發生一起獄警因毆打兩名修車老年夫婦而引發的群體激憤抗議事件。市民將肇事者從車中拖出,肇事女獄警被迫下跪道歉,相關照片、言論踢爆網路。這起事件,標志著中國公民正當性抗爭運動,已經開始轉向讓象徵著欺壓民眾的「大蓋帽」下跪的新階段。

近年來,從廈門海滄PX項目聚集萬人上街「散步」,到上海民眾為拒絕「磁懸浮」萬人上街,以「散步」方式集體請願,引發海內外網民的聯合互動,都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成功,至少也聚焦了廣泛的社會輿論,贏得了普遍的大眾聲援。如此公民「街頭維權」的和平抗爭,都具有法理與道德的雙重正當性。

受廈門、上海「街頭維權」垂范效應影響的又一個典例,是發生於去年7月的蘇州群體事件。當地民眾為通安片區的拆遷向政府要說法,「乘涼式散步」維權持續長達10餘天。他們以群體動員的街頭乘涼、留守、圍觀方式向政府展示力量,面對鎮壓,他們以人流循環「你來我走,你走我來」的軟抗爭方式應對,既降低了民眾的維權成本,又最終迫使政府作出某些讓步。

今年3月,南京當局因修地鐵對市內有歷史意義的法國梧桐樹進行「大屠殺」,引起海峽兩岸民間不滿,南京市民為此發起「捍衛梧桐樹」靜坐示威集會,可謂一個更為經典的「街頭維權」範例。儘管當局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去信向關注事件的國民黨立委邱毅認錯,表示不會再砍梧桐、逐個致電集會號召者發警告、禁止大學生集會、大肆封網刪貼等等,但仍擋不住南京市民「街頭維權」的靜坐抗議行動。此次抗議以80后大學生和網民為主的近千名年輕人,不懼當局恐嚇打壓,沒有旗幟口號,而用和平與微笑,向當權者抗拒民意表達不滿,最終獲得成功,為中國「街頭抗爭」模式書寫上新的一頁。

今年8月14日,大連「拒絕PX」衝擊波再次上演了民眾上街「散步」的維權模式新版本。他們面對官方出動大批全副武裝的武警層層包圍,卻毫不畏懼,拉起「PX不滾蛋,大連就完蛋」的橫幅,有的戴上防毒面具或寫有「拒絕PX」的口罩,連兒童都舉起「PX OUT」的標語介入老人抗議之中,甚至狗也掛上「福佳PX滾出大連」的牌子。在大連市政府浩浩蕩蕩的抗議人群面前,政府當場妥協,領導人向民眾保證一定搬走PX工廠,但民眾仍要追問時間,當得不到答覆后,齊聲高喊「滾蛋」。有市民稱:這是「六四」以來北方城市最大的一次示威集會活動,引發海內外輿論高度關注,聚焦起全體國民的互動聲援熱情。由此可見,在當今中國,權力腐敗、官民對抗、兩極分化,民眾街頭抗議事件無可置疑地已經常態化。

公民抗爭系內生性的自主運動

當下,國內的公民正當性抗爭,如同北非「茉莉花革命」群眾街頭抗議一樣,都兼有政治參与和權利抵抗的雙重特點,也都基本屬於內生性自主運動——開始時均無明顯宗教勢力驅動,無統一的反對派組織領導,無明顯外部敵人教唆,完全是一場自下而上的公民正當性抗爭運動。他們都沒有統一宗旨、口號、綱領和目標,呈現出明顯的隨機性和草根氣質。他們的共同性僅僅在於,在全球化普世價值的傳播、啟蒙、普及背景下,得到世界現代化網路思潮與技術的支撐。

在當今中國,公民正當性抗爭運動,是實現憲法保障基本人權的重要途徑。儘管現行憲法,更多地體現著執政者的單方面意志,但在形式上所承諾公民權利的內容,足以成為現階段中國公民「街頭維權」的法理基礎。國家憲法明確規定:公民對任何國家機關和公務人員都有監督和提出批評、建議的權利,公民有言論、集會、遊行示威,充分表達自己意願的權利。現代社會的法治秩序,是在公民權利對公共權力的博弈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當下的群體性事件多為公民大眾基於聯合行動機制而實施的公民集體行動,屬於公民權的基本憲法權能。它在將多元主體的利益訴求付諸公開集體抗爭形式的同時,為建構一種滿足多元利益主體之間和平溝通的政治生態提供了模式。對於公民正當性抗爭運動而言,學會以最少的成本投入,贏得最大效益的發展,是關乎自身命運生死存亡的關鍵。

在當今世界民主現代化進程高度整合的今天,中國網路時代「我的鍵盤我做主」的「網路民主牆」運動,有效承接了上個世紀70年代末的「北京民主牆」運動的接力棒,再次發起了對一切政治控制的衝擊與解構。根據亨廷頓的政治發展理論,后發國家的政治現代化必然面臨政治參与的擴大和政治制度化之間的矛盾。眼下,中國傳統社會的管理方式與社會渴望變革的內在衝動矛盾激化,這導致了整個社會的政治發展危機,即管治危機、認同危機、合法性危機、參与危機、整合危機和分配危機。

然而,當世界民主現代化進程整合浪潮瀕臨北京城下時,以永保絕對領導權威為「核心利益」的中共政府,卻忙於應付合法性危機而無暇承擔民主現代化的使命,憑藉手中把持的公權力,違背時代潮流與民意,繼續強化對社會的政治控制,打壓民間社會發展,致使政治系統過於膨脹,因而必然造成世界現代化進程整合性的衝突在中國爆發。這就是當今中國政治事件不斷,民間維權運動越來越激烈的原因。中國政治發展雖具有很強的時代性民主大潮盤整的受動性,但同時又是具有民眾相當自覺性和自主性的內需衝動。因為,世界性的現代化發展所形成的強大政治動員,必然要找到社會運載主體,通過內在的變革訴求表現出來。這就決定了中國公民正當性抗爭運動必然因時代召喚,由內在需要勃發而走向前台。

中國當代公民抗爭運動的啟示與特點:1、在當代世界化民主浪潮的洗禮下,公民意識已在政治層面上全面覺醒,公民能力在質量上得到全面提高。公民集體街頭抗爭表現出相當的智慧、理性、節奏和技巧的靈活性。2、這種抗爭形式是一種公開的、秩序的、和平的,採用的方式主要是街頭權利要求表達,一般是以具體的「事件」為背景,主要是一種有關集體利益的聯合抗爭。3、新型網路通信技術和草根媒體,孕育了一代「我的鍵盤我做主」的新型年輕人。他們有了獨立於政府的價值觀和紅色意識形態的思維空間,成為擺脫傳統政治理念羈絆的公民集體街頭抗爭的先鋒。4、許多參与者與公共事件本身並沒有直接的利益訴求,而是因曾經遭受過官府不公平對待,長期積累下不滿情緒,感覺到自己是現在或潛在的被公權力欺凌與迫害者,於是便加入維權聯合體,走向街頭,藉機表達。5、以微博、論壇、QQ群等為代表的嶄新表達形式與信息傳遞,使得公眾事件能夠得以迅即傳播、聯動,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導致公眾認同、公眾集結、同時爆發。6、當代公民抗爭運動不再需要暴力領導者或秘密組織的事先動員策劃,而是自發性、隨機性興起。這類運動沒有統一綱領、沒有統一口號,更不需要外部勢力推動,也沒有「一小撮別有用心者」幕後黑手,和「不明真相者」的受騙上當,其中的每一個參与者都是自覺自愿的責任承受者。

當今中國的政治現代化因官權阻隔而轉型困難,正是當今公民正當性抗爭運動被迫走向前台的根本原因。在如此背景下,也只有公民正當性抗爭運動走向前台,才是解放自我和救贖民族的根本出路。

在這個過程中,如果公民正當性抗爭遭到公權力的暴力壓制而導致衝突升級,就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暫時的秩序動蕩、社會混亂等負面問題。但這些問題產生的主要責任不在公民正當性抗爭運動本身,而在「兩個絕不」與「五個不搞」當政者,抵制內生需要的現代化轉型,繼續堅持其壟斷權力的制度設計和發展模式之誤。從客觀的意義上講,官權違反憲法,拒絕公民和平抗爭,才是社會動亂的真正罪魁禍首。利比亞的卡達菲,對此已做出了最好的詮釋。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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