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中國特色的“外交關係”?

【新唐人2010年5月3日訊】2010年3月26號,美國《華盛頓郵報》登了一篇 Sebastian Mallaby的文章,這文章我覺得很有趣味。他在中國呆了九天,跟中國許多知識界的人交換了意見,覺得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在尋找一個新的國家的、或者是民族的認同,不甘心跟著西方走,要有自己特殊的表現。對於西方所建立的一種外交秩序、或者叫做世界秩序,都要挑戰。所以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在作者Mallaby的理解上,很像日本在二十年前情況。要尋找一條路、跟西方不同,應該說是合理的想法。可是到底怎麼樣跟西方不同,這就牽涉到中國有沒有自己的對外關係的傳統。

中國的一個特色,就是很多人都研究過的,是一種朝貢制度。如果中國說有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那就是在春秋戰國這一時代。春秋戰國的時候,中國內部分成許多小國,所以那時在中國內部有一種國際關係,我們聽到的比如說是合縱聯橫啊的縱橫之術。可是秦漢統一以後,這個局面就變了。

中國也不是帝國主義,但是好像就是一個很大的文明的整體,當時以為自己就是全世界。所以中國當時的國際觀念就是所謂天下的觀念,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慢慢推廣出去,外面就是比較不文明的蠻夷小國,好像都是沒有開化的。

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中國傳統上一直到清朝跟西方打交道時都沒有所謂真正的平等關係。所以這就是中國到現代以後遇到西方勢力進入沒法應付,怎樣從朝貢制度演變出來,進入所謂國際大家庭這種關係。

當然過去我們都是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之下,只有一個關係,就是帝國主義侵略我們、我們必須反抗。但是這個反抗也不是以平等的身份,孫中山講的是聯合,實際上是要與平等待我的國家共同奮鬥。那個平等待我的國家事實上幾乎是一個空話,因為找不到幾個是平等待我的。

所以共產黨根據另外一個考慮,就是要以社會主義革命代替資本主義。在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舊制度就代表封建、代表半殖民地、代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一種反抗。但是這個反抗又不是自己為主,是以蘇聯老大哥為主。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又變成依附於蘇聯之下。

這個情況一直到斯大林死了以後,慢慢開始起變化。等到毛死了以後,中國跟蘇聯的關係已經是敵對關係了。毛臨死前幾年跟美國建立了關係,只是希望利用美國打擊蘇聯。這也是傳統老辦法,就是以夷制夷,用一個蠻夷的外國來製另外一個蠻夷的外國,這是中國的一種方式。

但有一點很清楚的,就是中國跟西方國家關係弄的非常不好。跟美國因為貿易的關係,跟歐洲也有貿易的關係,人民幣不貶值是一個問題,總之關係越來越壞。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像西方最怕的一些沒有原則的國家,如伊朗、北韓等,都變成了中共的追隨者。中共保護他們,跟西方做對。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就變成了一個很奇怪的局面。中國說是不稱霸,可是事實上到處都是一種霸道的行為,引起許多國家的不滿意。

最近Mallaby到中國看到一種議論。這種議論由一個人為代表,這個人寫了一本書,還是英文的,他是清華大學教授,專門研究國際關係的。他的名字好像叫做閻學通,他寫了一本英文書,好像馬上要出版,好像還受到基辛格的讚揚。

在這本書裡,他說中國要走的路線叫做儒家的外交關係,從Mallaby引的幾段話中間,我覺得問題很多。第一,他好像認為人不一定都是平等的,野蠻人、沒有開化的人,就沒有很高的生命價值,不如文明人的生命價值高。所以中國不願意幫助象非洲得愛滋病的人。如果真是那樣說話,那是很驚人的。因為中國從來沒有這樣的觀念,儒家絕對不是這樣的觀念。

儒家講人都可以成堯舜,這是中國很明顯的一個態度,把人都看成是平等的。而且對於蠻夷國家,要去教化它、去改變它、讓它進入文明狀態。而這位閻先生好像持相反的意見,認為中國人根本就不值得去為外國人和蠻夷國家費心思,這個我想是跟儒家傳統完全背道而馳的。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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