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時代，無論什么樣的人，哪怕是普通的工人、農民，在戶口登記表冊或人事檔案中，除姓名、年齡、籍貫、學歷、簡歷、本人成份等項外，還必須填寫 “家庭出身”。家庭出身以父親從事的社會職業界定，父親是什么的“階級”，子女們的家庭出身便是什么樣的階級，無論升學、就業、參軍，入團，都要審查他們的“家庭出身”，追溯祖宗三代的政治面貌，确認隸屬于哪一個階級？入党、提干就更加嚴格，必須組織人馬四處核實。按傳統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會打洞”觀念，出身于敵對階級的人，無一不飽受各方面的岐視，表現再好則被疑“偽裝”，學有所長則被視為“走白專道路”。
全國解放初期，“家庭出身”的填寫不外乎：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富階級、中農階級、貧農階級以及革命軍人、革命干部等八大類。我在云南和平解放后實行軍事管制時期，當上了昆明市公安局第四分局的警察，后來稱“參加革命”。局里的各級領導大多是由軍隊調配來的軍人擔任，原有的舊警察因工作需要，繼續供職，稱為“留用人員”，或稱“起義人員”。我則被稱為“新同志”，頗感自豪榮耀！
一位文化水平不高的軍管干部在填寫人事檔案時問我：
“啥階級出身？”
“無產階級。”我回答說。這個名詞是從舅舅口中听來的，他解放前是共產党的地下工作者，向我講了許多革命道理，我知道工人、農民、勞苦大眾都屬于無產階級。我的父親是飯館里的堂倌，我曾幫舅舅夜里在街頭張貼過“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打倒反動派，解放全中國”等類的標語；把傳單偷偷扔進行人的提籃里，塞進店鋪和居民住戶的門縫里；利用自已年紀小、不引人注目的“优勢”幫他傳遞情報。我因此自詡為也算是個“革命者”，自認為是純正品牌的無產階級出身。
“啥樣的無產階級？”這位軍管干部來自山東農村，1948年3月當兵，胸前只挂着一塊“渡江戰役”的紀念章。接着問我：“你家里啥都沒有嗎？”
“有的。”
“有些啥？”
“一張木床、一張方桌、一張供桌、兩個條凳、一把銅茶壺，碗筷一共……”
“得！得！得！有那么多東西算啥無產階級，俺早就猜中你們城里人不可能是無產階級。”
“那……我算啥階級呀？”
“小資產階級。”
后來申請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時，團支部書記審查我的申請后說：“小資產階級入什么團，不行！”
一個留用人員對我說：“你去問問他，叫花子討飯也有個碗、有根打狗棍，難道也是小資產階級？”
我用這話找到總支書記申辯后說：“團章并沒有規定小資產階級不可以入團。”總支書記仔細問了我的三代家庭情況后，讓我改為“貧民階級”。
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公安部對“家庭出身”統一划分為地主、富農、貧農、雇農、工人、商人、舊職員、舊軍人等類，把醫生和教師歸納為“自由職業者”；從事算命卜卦和制作、販賣香燭紙錢的，稱為“迷信職業者”，不再使用“階級”這個慨念化的詞語，于是，我的“家庭出身”就變成了“工人”。
1951─1955年我在派出所當戶籍警察，塞滿警察頭腦的政治常識是：共產主義是天堂，資本主義是地獄，只有共產党才能解放全人類，只有共產党才能救中國；不是共產党講的話都是反動言論；不是共產党領導的政府都是偽政府、反動政府；不是共產党領導的軍隊都是偽軍隊、反動軍隊，他們的子女的“家庭出身”，在戶籍檔案里填寫的是“偽官僚”或“偽軍人”。他們中，被殺、關、管的子女，或因刑事犯罪被殺、關、管的子女，統稱“反犯屬”，都必需另行建立《反革命社會活動基礎》檔案，納入日常監控視線，防止他們因心怀不滿而參与各种顛覆新中國政權的反革命活動……。
“家庭出身”這個政治怪胎，孕育于封建社會的“株連九族”，茁壯于毛澤東時代的“階級斗爭”，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登峰造极,像一道邪惡的符咒，攪得周天寒徹，日月無光！全中國的青少年按父母的社會職業划為“紅五類”（革命軍人、革命干部、工人、貧農、下中農）与“黑五類”（地、富、反、坏、右）兩大群体。以劉少奇為首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和黑幫、黑線人物的子女，統統划歸“黑五類”。
“紅五類”的子女們被尊為老子英難的“好漢儿”，威風十足，橫行天下，任意打、砸、搶、抄、抓，堂堂的國家主席，功勳卓著的開國元帥，施政一方的省委書記，都在他們面前像無助的螻蟻，任其擺布，他們的子女也瞬間便從青云之上跌落到深淵之下……。
“黑五類”的子女們被咒為老子反動的“混蛋儿”或“狗崽子”，受盡各种精神上的凌辱，肉体上的傷害，有的流浪街頭，有的逃出國門，有的被遞奪了寶貴的性命……。湖南道縣橫岭中心小學教師蔣漢正因為“家庭出身”是地主，三個4—8歲的“狗崽子”也被造反派判處死刑，扔進岩洞中！大興縣造反派殺害的一個“狗崽子”，出生僅38天。24歲的北京青年遇羅克因為寫了篇批評“出身論”的文章，便被冠以反革命罪，公審后槍決！
“黑五類”子女中，有的對父親切齒痛恨而堅決与之“划清界線”；有的動員母親离婚另嫁，以求改換門庭；許多成年的姑娘為擺脫家庭的影響，迫切另立門戶，委身于絲毫也不喜歡、但“根正苗紅”的丑老頭；有的趁“上山下鄉”到邊疆農村插隊務農之机，越境投奔緬甸共產党領導的軍隊，充當名副其實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以換取一段光榮歷史……。凡是勇敢地与父母划清界線；勇敢地參与揪斗親生父母；勇敢地帶領紅衛兵抄自己的家；勇敢地“想貧下中農所想，急貧下中農所急”而獻出處女貞操的，稱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個政治怪胎產下的畸形儿，在人類史上絕無僅有，沒听說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等超級惡魔的子女被論證可否“教育好”。肯定地說，著名于世的科學家楊振宁、李政道、袁家騮、吳健雄等人﹐倘若出生在這個怪胎里，絕對只能是“混蛋”，絕對成不了材。
時至今日，“家庭出身”依然是一道念念有詞的符咒：“若要發，靠老爸”，“出國鍍金，不如有個好父親”，“爹娘有來頭，吃穿不用愁”……。當年的 “紅五類”大都成了新貴，安享尊榮，紙醉金迷取代了階級斗爭，燈紅酒綠取代了血雨腥風，他們的子女也都“日邊紅杏依云裁”﹐前程似錦，無憂無慮……。當年的“黑五類”，大都生活在社會底層，終日為衣食住行苦苦奔忙，他們的子女也大都在就讀、就業在線苦苦掙扎,“坐觀垂釣者，徒有羡魚情”……。
“家庭出身”這道念念不完的符咒，是最具特色的中國“文化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