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先生在八九事件的艱難時刻，力勸學生忍退廣場，曾說「我們老了，無所謂了」。這話當然是極沉痛的，真有家國之慨，似有風木之悲。我想趙先生的感慨，是混雜著自己身處峰頂而即將下位，復念血洗恐將不免的複雜心情而說這番話的。中國自古傷心地，民眾而今仍是屁。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當然以晚生責備賢者的眼光來消極地看，趙先生這話，也不是沒有一些負作用的。因為趙先生這話，有極強大的民眾基礎，以至於成為國人的集體無意識。君不聞鄉村僻野至繁華都市，我們的國人、我們的父兄常如此說：「我們這一代就這樣了，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吧」。一代代地說著這樣的話，人皆得以隸使之，慘死戶牖之下，棄置荒野之中，人之尊嚴幾不曾聞。雖然活得悲慘，但國人的子息繁衍觀念從未曾稍減，正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信條，以及為祖宗存一血脈，為家族留一點生氣的觀念，左右著夫婦倆為生育而奮鬥，至於說他們是否活得幸福，子孫是否有真正人一樣活著的尊嚴，他們是不大考慮的。而對於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雖然也曾有些努力，但卻總是易於灰心失望，而無不寄望於下一代，此種想法，代代相傳，真可謂子子孫孫無窮盡矣。
這種將過上美好有尊嚴的幸福生活的想法，推給下一代，寄望於他們。我認為是我們長輩不負責任，不努力的表現。有許多人把自己不努力盡一些社會責任，包括批評政府的許多措施失當，不發出自己應有的聲音，歸於自己有家有室有子女。這樣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我認為正因為自己有子女，才更應該為子女的未來努力。這種努力，當然不只是讓他們過上比較好的物質生活，更要的是接受良好的教育（有人說我小孩子上的是好學校，但在黨天下的籠罩之下，你的學校有多好呢），做人有尊嚴（這尊嚴是有豪車巨宅就自動有的嗎？一個沒有制約的大黑社會組織，拉肥豬是常有的事。黃光裕的問題可能很複雜，但拉肥豬之嫌豈能完全避免？），恐怕不能完全一代代毫無止境地寄望下去，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做出自己的努力才行。自己的責任不推諉給別人，自己的負擔不隨意卸擔，才有一點起碼的做人態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許太責怪普通老百姓了。但對於有一定知識的階層來說，恐怕此說就不能算苛求。
把任何事之不成，都推給罪惡的制度和惡勢力的強大，當然是很減省的法子，也是自我逃逸的最佳法寶。自己不負此生之責，卻屢屢只寄望於下一代去改變，天下寧有如此之老滑頭耶？制度之改變之改良固然是當下中國的大問題，但在制度未改變之前，就不能做些微的個體改變嗎？就不能做積跬步以至千里之努力嗎？這說明我們自己不僅少責任感，更是急功近利、成王敗寇的嫡傳信徒。做任何事，就希望速成，看得到可以掌控的結果就去做，否則不想與聞，這正是國人太過「聰明」的自我戕害。專制制度當然是造就我們對美好生活缺乏理性預期的大敵，也是讓許多人包括知識分子在短視中自我愚樂、自我欺騙的「護身符」。把責任都推下一代的同時，也還喜歡把所有的問題都推給比較剛性的制度（我再次重申，制度之害是我們美好生活的大敵，但不是全部）。前兩天我寫了幾篇關於告密的問題，有不少人就認為完全是制度的錯，告密的個人似乎不應該負自己的責任。似乎中國人全是受害者，沒有加害者，好像害中國人的都是外星人。所有加害者都把自己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不特如此，還以只是受害者身份混淆視聽。
中國傳統文化最大的一個情感缺點，就是充滿暮氣，悲哉秋之為氣也。裝嫩固然肉麻，但賣老尤為可嘆。人生還沒有暢快地活過，就開始盤算如何苟活，了此殘生。這樣的生命質量雖可以理解，但實在不敢恭維。吾國之人的心態，常是三十歲即開始言老，四十歲即可抬去活埋了，此正是錢玄同在五四時期，大膽狂言四十歲以上之人「皆曰可殺」的憤極之語的內在因由。國人賣老作風之文化遺傳，正所謂心如死灰，枯井無波，無人不作心傷語，見人即作感懷詩，自然受到彼時許多有名的知識分子用「少年中國說」、「新民說」來針砭。
任何人都有自己個人選擇的自由，我們固然不能命令該怎樣做，更不能規劃別人的生活。但我認為要真正過上有尊嚴的生活，我們每個小人物都應該從自己開始做力所能及的改變，使制度趨於合理而良善，而不勞大人物來「傳檄而天下定」，這樣的夢想我們做了幾千，只不過迎來了一批批「沒有最壞、只有更壞」的朱元璋、毛澤東。
2008年12月6日9：30分於成都
（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