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6年12月12日】【人傑地靈】魏京生(5)堅持：國外大資本家跟共產黨合夥 非法剝削中國工人。
93年我被釋放的時候，有一天他們突然說放我。我說中國的刑事訴訟法裡的假釋是有條件的，因為刑事訴訟法上寫的非常清楚, 假釋的犯人必須首要條件就是認罪伏法。而我不認罪，我不伏法。或者說我不認罪我伏法，我遵守監規紀律了，但我不認罪。我說你能放我嗎？這是缺少要件啊！他們只好說，“上面要放你，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你不要跟我們繞法律條文什麼的，你趕快走，我們也好完成任務”。所以中國這個法律，他抓你不合法，他放你的時候也不合法。
當時出獄的時候還發生了一個很大的爭議，就是我想把這些年積攢的書信底稿帶出去。很多老員警很早就勸我，說按照他們的紀律，這是不可能的。我說我不管什麼監規紀律，按照法律，這是我的私人財產，沒有什麼理由不讓我帶走，法律也不能剝奪我的私人財產。可是他們仍然說不行，按照規矩不能帶走。我說那好，不能帶走我就不走了，於是我就解打好包的行李。他們一看急了，說等會兒，我們去請示司法部。我說那好，就給你一個小時去請示,不然我就要解行李了。他就去了，過了一個多小時他回來了，說能不能讓他看看那些信。我說你甭給我來這套，我所有的信都是通過你往上轉的， 你都看過，你甭跟我玩這花招。他猶豫了一會兒: 那這麼著，你帶走吧!我覺得這些書信很幸運 ,這些帶出來的信稿最後編成了一本書，能讓大家看到當時監獄裡的實際情況，包括我那時候做了些什麼事，大家都可以通過這本書看到。
93年我被釋放了以後,當時很轟動。人們都期望通過這麼一個釋放，透露出一個信號，就是中國的政治氣候可能會變得好一些，也許會走向民主化，總之人們是懷著這種希望吧。當時這個消息剛一傳出來，在我們家的大院子裡，站了滿滿一院子外國記者，公安局統計了一下可能有300多，最多的時候達到400，平常老是保持在300左右。那些外國記者，一直在那兒等了我一個星期。公安局的這些警察就帶著我四處躲藏。這也表明了它的虛弱之處。據說江澤民去請示了鄧小平，說為了奧運會，把這個人放了，鄧小平就批准了。但是江澤民還是很心虛，害怕這些外國記者，也就是說害怕輿論。事實上，中共的很多做法，哪怕是它做的件好事兒，它都擔心見不得人，也就是說他們是完全沒有自信的一種政治。居然讓那幫員警帶著我在外頭到處遊玩，當然都是公家的錢。遊玩了一個星期，一天換一個地方，就是躲這些外國記者.
十五年之后
我蹲了15年監獄之後，出來我看到的這個中國,巳經和15年以前完全不一樣了。道德的淪喪，當然現在更糟糕。但是93年就已經是道德淪喪，文化破敗，崇洋媚外。當然學點兒西方的東西也不一定是錯的，但是你自己文化傳統裡好的東西，包括從民間發展起來的很多東西，或者是東西方結合的一些文化的東西，都得不到擴展，反而是一種畸型的發展。詳細的情況我就不講了，當時很多情況讓人看了觸目驚心。我就覺得中國真的變化很大，這個變化並不是一個好的變化，而是一個壞的變化。但是確實在中國也仍然有一大批一大批的仁人智士。
那個時候都還沒有什麼工運，工會運動, 但是工人的情況已經變的非常糟糕了。過去在那種所謂”全民所有制”的那個時代, 工資不高,待遇又不好，但是畢竟還有穩定的待遇。但93年的時候失業狀況已經非常嚴重了，這也是讓我沒有想到的事情。我那些在全國總工會工作的朋友跟我講了一些情況，說在底下已經幾乎到了要造反的程度，沒有飯吃,沒有一點錢。現在全國總工會做的工作就是求爺爺告奶奶到處找救濟款，實際上等於是救火隊。總工會找一點什麼破衣服和一點兒糧食什麼的，拿去救濟工人，讓工人別造反，當然還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統治。他告訴我他下礦區去視察的時候，發現那些下崗工人的狀況，就像我們在過去回憶舊社會的那個展覽會上看到的一樣，至於舊社會是否是那樣，我們都沒親眼看見不敢說。但是他說，“現在的工人就是那樣，就是說現在才是真正的舊社會”！他到一個老工人家看,那真是家徒四壁，坑上除了一床破被子，什麼都沒有，沒有糧食，沒有任何東西，家裡面所有的東西都賣光了。他說妳們這些民主派人士,不能天天在那光喊民主，得關心最基層這些老百姓的生活狀況，否則就要爆發巨大的動亂。他說89年是鄧小平說那是動亂，但那根本不是動亂，那時候社會秩序還挺穩定的。而現在93年，那真的是要社會動亂。那麼多的下崗工人，沒有人管他們的生活。當他自己下到礦區去時，工人領袖直接找到他，說我知道你是從中央來的，全國總公會來的，你就給捎個話，告訴中央：“要不，你現在給我弄來救濟糧，要不這工人就得造反了。我們就得拿起武器造反了，我們現在也能買武器也能造武器,這手藝我們有”。 經過89年那場運動後,大多數中國人都看清楚了咱們需要的是民主，民主挺好。就象北京的處租車司機說的，“至於民主是怎麼回事兒，我也弄不懂，我也不想弄懂，但我就知道一條兒，民主是好的，比現在好。”
我當時非常奇怪，我們79年的時候，就去幫助這些上訪的人，包括後來胡耀邦也弄出很多什麼上訪的制度，怎麼弄了半天到了93年還有那麼多上訪的?最近我看了很多新聞也說國內上訪的好像比79年的時候還要多了。所以應該說現在的社會矛盾，其實比79年那時的社會矛盾還要尖銳。而現在的這個矛盾已經不是老百姓滿意不滿意的問題了，而是一種非常尖銳的階級矛盾。一部分人把持權力的同時把持著財富，把持著所有的社會資源，而大部分人則喪失了這種權力和資源，而且得不到自己的利益，生活處於極端貧困的狀況。那麼這個社會的基本矛盾應該是當前中國社會最基本的矛盾，所以共產黨的那個政權不穩，可能跟這個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第二次入獄
93年我在外頭當然也開始號召大家搞工人運動，包括要組織反對黨。當然我的這些活動,可以說是戳到了共產黨的痛處了。我並不大肆張揚，也不是天天去見外國記者炒作。他們一開始以為最大的威脅來自這些外國記者，但是我們做紮紮實實的工作，號召工人農民去維護自己的權利，這個讓共產黨發現也是不可容忍的，所以很快又把我抓了起來。
抓起來的過程也是一個小故事，是稍微有點傳奇性的小故事吧。當時在美國已經有一個很大的爭論了，就是要不要把人權和貿易脫勾。柯林頓政府為了拍中國政府的馬屁，滿足美國這些大資本家的需要，就要把貿易和人權脫勾，這是六四以後一直在給中國壓力的一個政策。但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產生了很大爭議，當時有好幾個議員到北京和我談到類似的事情，其中最嚴重的一次，就是當時的國務卿克�斯多福，他想到北京去聽我的意見，然後以我的意見為準，來解決美國這場爭論。所以他就決定來中國，讓當時讓助理國務卿沙塔克去打前戰，悄悄的在美國大使館那幾個朋友的幫助下，跟我們聯繫上了.
據說是第二天江澤民把公安局給臭罵了一頓，說人家見面都見完了，你們還不知道，你們該加以阻止，你們沒有阻止，所以就讓公安局把我給扣了。他們就跟我談判，說我們請求你不見，我們願意提供很多交換條件。他說了好幾條:
第一，你只要同意我的條件，你的人我們不抓.他把所有民運的人都算成我的人。我說巳經抓了的呢?他說，巳經抓了的很多人我們會放，我們現在給你一個十五人的名單，我們放這十五個人，其中包括王軍濤、陳子民等等人，其他很多不是那麼有名我們就不提了。這十五人名單，你看夠不夠，我說這不行，太少了。馬上他就拿出一個三十人的名單, 說這名單你看行不行。我說你說話算不算數，他說只要你現在同意我們的條件，不見克理斯多福，我們就放名單上的人 。他說我負責的跟你講，這是江澤民在跟你談判。我說還有這二天剛剛被抓的呢?誰誰誰誰誰，我點了周國強等幾個名字，他說我馬上放，明天就放。他說你不信你明天可以打電話。
第二，我們知道你想組織工會，在一定的程度上我們可以給你放行；你要辦報紙，准許，我給你找批文去，你幫助丁子林這些人，以後我們不幹擾，放行；你們轉款我們一律不扣。
然後他問我還有什麼要提的條件。我發現他們真的很瞭解我，我要能提的條件也就是這些了。
我知道共產黨是不講信用的，但是在那種情況下他提出來了，你要不要冒個險。如果真能有這麼一個機會，通過談判把這個做成了，當然是件好事。哪怕共產黨不講信用，我覺得我可能也要冒一次險，頂多最後被別人罵成是傻帽,受了共產黨一次騙。說實話我很對不起克理斯多福，因為他去見我也是冒了很大的風險，中國政府對他的壓力也非常大.
當時談得很清楚，他們要求我的就是，在克�斯多福在中國期間不要回到北京。我當時還追問一句，那麼在克理斯多福離開中國之後，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北京了?他說當然。所以我在外頭轉了一圈兒，當然是在警察的監護下啊!我到青島看了幾個親戚，到濟南去看了幾個藝術家。
當我到濟南的時候，克理斯多福已經離開中國了，所以我就跟他們說，克理斯多福已經走了，按照咱們原來的談判條件，現在我得回北京了。這個時候他們就反悔了。陪我的人說老魏呀，咱們再玩一玩兒，到南方去玩不是挺好的嘛，南方你還沒去看過，這改革開放…說了一大堆。我說你不要跟我說這些，我可能會去南方，到那個時候，你們可能就沒興趣陪我了。但是我堅持說要回北京，我就讓我的司機開車。中途到天津停了一下,只見了一個朋友，因為這個朋友有很強的官方背景，他父親是原天津市公安局局長，所以我覺得他可能不會受牽連。後來我才知道，我一離開他們家，連他媽都被公安局抓起來了，共產黨這方面是絕對沒有人情味的。但我見了這個朋友,聊了聊天，這個朋友也警告我，說我很危險, 說壓力很大,他們也聽到一些消息等等。還告訴我要小心。
在天津停留期間，我順便考察了一下天津保稅區。他們講了很多實話，他們說，所謂的改革開放、所謂的保稅區，其實就是把外國企業放進來，偷稅、漏稅。外企在中國用了便宜勞動力生產了東西以後，價錢算得很精，進來的原料很貴，出去的產品比正常市場便宜得多，這樣他給你算好了，正好中間沒有利潤，所以他就不用向中國繳稅, 當然他們還用了中國便宜的勞動力。我問那還維持這保稅區幹什麼?他們告訴我，至少有一個好處就是安排了一些工人就業。雖然工資很低，特別是台灣人和韓國人開的廠子，工資很低，日本人開的廠子工資也不高。我一下就明白了為什麼國外的很多報紙會對中國的報導那麼的正面？ 是那些大資本家在報紙後面，在跟共產黨合夥的、非法的剝削中國工人，剝削的錢把自己養肥了以後，在外面替共產黨說話。當時我就是這種感覺，不是我到美國後才瞭解的情況。我當時的直覺就告訴我，這就是江澤民搞的一套外交，就是利用這些外資企業來控制西方的輿論、控制西方的政治，這個他做的很成功，就是在中共的邪惡的手段上又加了一個手段，這是江澤民的功勞。
我到天津的時候，矛盾已經很尖銳了，跟著我的這些警察拚命的阻止我回北京。我問你們當初答應的條件不算數了?他們的回答是：不算數了。於是我被扣押了。前幾天是一種臨時性的扣壓，然後就轉為長期性的扣壓。
釋放
總而言之，不管怎麼樣，在我第二次入獄後還發生了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大概是95年，隨著柯林頓做了讓步，中共的國際社會壓力一下子減輕了許多；所以96年下半年的時候，中共召開了一個什麼政法會議，羅幹主持的，當然是江澤民授意的。意思就是現在我們國際社會壓力已經減輕了，我們現在終於有機會來收拾一下這幫政治犯了，我們要採取嚴厲措施、整肅監獄。
那麼這些措施出來以後，全國的政治犯都受到了迫害。當時我聽說了消息以後，我所在的監獄也開始出現一些奇怪的現象。他們經常悄悄地召集那些看我的犯人去開會，開完會以後，其中的五個人都不願意動手，只有一個，那個小組長，他願意動手。所以這個小組長就不斷的找我麻煩，無緣無故的找我打架。我已經覺察這裡有點奇怪了，因此就在思考怎麼對付他們。因為正好快96年的年底了，我就想，97年江澤民有個大秀，他會非常高興的一個大秀。鄧小平爭取了多少年，終於香港在97年7月份要回歸了。江澤民會很得意地的做一場大秀，這都是咱們能想像的。
然後我就算計著，我如果把這個消息傳出去，就是他們在監獄裡歐打政治犯的消息，肯定會很轟動。那麼我就根據這些我所知道的情況，我就進行設計，哪怕他揪著我的胸口來挑舋，我也不動手。我不動手，但我等，我一直等到97年的四月份，他再伸手挑臖的時候，我就不客氣的把他教訓了一頓。一動手果然跟我預料的一樣，馬上警察就來說，這是你的問題，你打人家，我們要採取這樣這樣這樣的處罰措施，包括上銬什麼的。兩個星期以後,就在每個月接見的時候，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我弟弟，然後他再告訴我在國外的妹妹，然後國外的妹妹馬上通知劉清, 劉清就去炒作。所以後來江澤民得意洋洋去接收香港的時候，從查爾斯王子和安南開始，每一個人見他都要問到這件事,聽說你們現在在虐待政治犯? 江澤民回答說沒有。沒有?那最近我們聽說魏京生怎麼麼怎麼樣，你要說沒有，能不能讓我們去監獄視察? 弄得江澤民很尷尬，回來以後暴跳如雷把這個羅幹給臭罵了一頓、把監獄裡對待政治犯的措施全部取消。
出國
很多人會很奇怪，為什麼我堅持在國內那麼多年，眼看就要得諾貝爾和平獎了，為什麼要出來? 但是我得解釋我出來的原因。得獎當然是一件很好的事，可能對中國的民主運動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對中國老百姓的民心是很大的鼓勵，但我個人並不很看重這件事，而且我覺得，這種鼓勵雖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我堅持那麼多年不出來，但是最後在97年江澤民跟柯林頓做了交易之後，他們來跟我談的時候，我思考了半天以後我決定，還是要出來的。
第一,我確實身體很差，警察們也都好心的提醒我，再在監獄裡待下去，可能沒辦法活著熬完第二個星期了。那麼我是死在裡頭, 對民主運動的幫助更大?還是出來幫助更大呢?當然，出來可能幫助更大，我不必要死在裡面。第二，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當年覺得海外的民運吵成一鍋粥，這個是我在中國的報紙上都能看到的，共產黨是不忌晦報導這些負面的消息的, 反而是加強報導。通過共產黨的這些報導，我發現海外民運一個很大的缺陷，就是他們的工作到了該轉型的時候沒有轉型，還是熱衷於在報紙上和街頭上炒作。
上述做法在89年剛過去的那二、三年裡頭，可能還是比較有效果的，因為那時候，大家還是比較關注中國的事務，包括那個屠殺,人們仍然記憶猶新。但是時間久了以後，人們的記憶就不猶新了,熱度也就下降了，這是很正常的。那麼海外的民主派的工作呢，應該有一個轉型，包括對國內的指導性的工作。
97年當然也是因為在政治壓力之下，當時江澤民要訪問美國，我估計江澤民來美國肯定是有條件的。你要說他賣國，他真的很賣國，而且是拿著中國人自己人去做人質跟人交換，這個在過去已經有很多例子了。 堅持
出獄後，在機場跟家裡人見了一面之後，我就被直接送上了飛機。我一到美國，有很多記者就問說，你在飛機上可能會想很多、好像感情會非常激動。我說我一點都沒有。因為我坐在飛機上,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到了美國會面臨特別特別艱苦的工作，哪有時間去激動啊!我一點都沒有激動，我真的是一點都沒有激動!
當然到了美國以後，我所面對的這個狀況也是很糟糕的。首先來講，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大家都來歡迎你。第二點，熱情支持民運的人非常多，但是呢我在這兒是任何人都不認識，又由於美國這種環境，我很難跟大家碰到一起。而當時，美國方面安排的一些接待的組織和人，也並不一定非常關心中國的民主，他們關心的當然是他們自己的那個形象。
所以這幾種情況加在一起，就是說我到美國以後剛開始工作，環境是錯蹤複雜的，也是非常困難的。所以這�我得給大家交待一下。大家對我們的期望很高，而我們並沒有達到這些期望，那麼這是有很多客觀原因的,確實不是我們自己所能左右的。當然以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工作慢慢展開，我個人覺得我們在海外的工作還是不辜負父老鄉親的期望，還是相當有成果的。而且說實話，一個運動在沒有真正的外援的情況下，不像大家傳說的那樣，美國人給我們很多錢、台灣人給我們很多錢，並沒有這種情況。那麼主要是在靠大家自己掏腰包，艱苦奮鬥搞民運的情況下，還能做到現在這個水平，還能保持這個運動的存在，我覺得這已經是非常不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