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张灿辉:中共伪装成中国 摧毁中华文化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5月19日讯】中共利用中国文化搞统战,已被世界各国看清,多国孔子学院被关闭就是显著例子。今年高中文凭试(DSE)历史科一条试题要求考生评述是否认同“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的说法,被教育局及中共官媒批为伤害国民感情及尊严,引起轩然大波。

曾任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张灿辉教授接受大纪元《珍言真语》栏目专访时,表达对中共意图以洗脑取代香港教育的愤怒与悲哀。他指出中共将自己伪装成“中国”,动辄代表“所有中华儿女”,其实专门摧毁中国文化。他也勉励知识界以先贤为榜样,担起自己的责任。

考评局两经理辞职 官媒提“鸡笼”论

上周五(15日)教育局要求取消上述试题并派工作组调查考评局。教育局局长杨润雄称,1900年至1945年日本“对中国只有弊,没有任何利”,因此这条题目“没有讨论空间”。

香港教育局长杨润雄。(大纪元)

其后,有消息指考评局负责通识科的两名经理辞职,分别是评核发展部高级经理卢家耀,及评核发展经理梁紫艳。其中卢家耀因为曾在个人脸书(Facebook)发表“林郑滚蛋”及上载游行图片被红媒批斗。

继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在脸书发文后,中共官方新华社也在15日发表评论《香港必须建立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的新教育体制》,重提林郑之教育不能成为“无掩鸡笼”之说,要求特区政府“根治香港教育‘顽疾’”。

中共教育不准独立思考

为说明共产党的“教育”与香港教育的异同,张灿辉讲了奥维尔(George Orwell)小说《1984》中的故事。当拷问者在男主角温斯顿面前伸出四根手指,问他:“这是几根手指?”温斯顿答:“四根。”被电击。温斯顿改口说:“五根。”再被电击。直到温斯顿完全丧失思考辨别能力,不管自己看到什么,说出的只是拷问者想让他说的数字。

张灿辉表示,教育的愿望本来是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分辨是非,懂得分析资料而做出自己的判断。而共产党教育是预先设定“善”与“恶”、“真”与“假”,如学生讲的不符合设定就是错。在共产党教育中“真相不是我们要思考、反省得到的,真相是预先给的”。

如今的香港正在沦落到如此地步。当特首林郑月娥做关于监警会的报告,背景板上写着“香港的真相”。张灿辉说:“我没见过这么大的一个讽刺,她正在讲的是香港的假象。”

张灿辉说,现在的香港是“群丑乱舞”,“黑警说我们市民是‘曱甴’,特首说我们的教育是‘无掩鸡笼’。教育界老师、学生都是鸡?这是最大侮辱。”他续指,林郑“可以在口中讲这样的话,她还有什么公信?”

林郑月娥15日做关于监警会的报告,背景板上写着“香港的真相”。中文大学前哲学系主任张灿辉认为,这是一个大讽刺,林郑讲的是香港的假象。(宋碧龙/大纪元)

张灿辉还提到,近期亲共媒体以各种谎言污蔑香港教育。譬如,上个月有左报批评中文大学通识课“中国文化要义”试题煽动仇警,因引述一警长所说“你这样是不会让我惊的”,要学生用法家思想批评。他说,该报称美国操纵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说法来自2012年浸会大学研究《香港蓝皮书》,早已被证实是假消息,浸会大学已收回该项研究并道歉。而左报重炒这一说法,“睁大眼睛说瞎话”。

中国文化历数千年不败 中共七十年将亡

对于中共动辄以代表“14亿人”、“所有中华儿女”自居,借口“国民感情”打压教育、学术,张灿辉表示,这种假大空说法正体现共产党“罔顾每个人的独特的人格、个性”。

他质问:“你真的觉得14亿人都这样想吗?既然这样试一次公投啊?”

张灿辉表示,中共代表不了中国。1949年出生的他问道:“共产党(统治)有多少年?70年,与我一样。你估它会长久下去吗?”他续说,在中共病毒疫情后,在国内国外的不满中,不知中共还能捱过几个月。

而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与70年的中共统治不可相提并论。“譬如我们讲广东话,我们看唐诗宋词,我们看古代的思想家,这些与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共产党只会将民族文化毁灭。”

他又指,中共最近利用中国文化来搞统战,已经被世界各国看清,多国孔子学院被关闭就是显著一例。“大家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里面怎么摧毁中国文化。后来(共产党)觉得不行了,就找一些圣人出来涂脂抹粉,好像孔子学院,现在变成了一个大笑话。它以为德国有歌德学院,中国有孔子学院,但是德国的歌德学院不是搞统战的。”

“中国不等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国。至少在我们当今世界,中国还有中华民国。”张灿辉表示,由孙中山等革命者推翻满清,建立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实现了革命先烈追求的自由、民主理想。

大学知识界应效法先贤

张灿辉说,在香港,“大学教育成为生意,知识成为买卖的商品,老师就是大学雇用的伙计。”在大学里,老师只要教学评核好,每年出版一两篇学术论文就够了,除此之外不需要去关心香港、关心文化问题。如果“不平则鸣”,可能会在续任、升职等方面受到打压。但是知识界是否甘心就此跪下臣服呢?

在充满危机的时代,张灿辉说,他想到中文大学哲学系前辈老师的榜样。曾任教中文大学哲学系的唐君毅、牟宗三、劳思光,他们都是在共产党占据大陆的民族危亡关头,来到香港,为中华文化寻找出路。

“劳思光先生告诉我们,要小心共产党,不要做帮凶。”张灿辉说,虽在学术界的朋友中很多人还记得前辈的风骨,但是心中有一种无能为力的郁结之感。“孙中山讲三民主义,民生、民族、民权,但我们现在听到的香港三民主义,是顺民、移民、暴民。我有朋友讲,移民,我走不了;顺民,我不愿做;暴民,又不够胆,那怎么办呢?”

他勉励学者效法先贤的榜样,在强权压顶的危机中思考、反省,为学生、为学术负起责任。“因安逸的梦已从我们的生活中过去了。”当下的危机,其实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反省,怎样增加力量,“怎样可以对学生、对我们的学术负责任。”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领导者,我们没有一个大台。”张灿辉强调,在港人反抗共产极权运动中,“每个人要信的就是自己的良心”。

以下为采访内容整理。

教育目标是独立思考 当权者不愿民众明辨是非

记者:最近考评局历史学科的考卷受到很大的争议,怎么看?

张灿辉:我看到、听到这两天发生的事,觉得真是很悲哀,一方面也愤怒。历史科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很多位朋友,比如教协写了很多文章,讲题目的内涵,讲1900年到1945年,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等等,是否利多于弊等等。随着很多反、正的东西,其实毛泽东也讲了很多正面的东西。但这问题不在这里,如果作为一个理性学术上讨论的时候,你讲出的这些问题,基本上是错误的,或者说有很多是另一种看法的。

我们一直讲教育的目标、宗旨,是希望学生懂得独立思考,其实这是整个中学通识教育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宗旨,能够懂得分析,懂得从一切资料里,去处理、去分析,然后做一个独立的评估等等。

经常听到很多人说,教育是要教人思想,想东西。但慢慢发觉,希望教到可以明辨是非,理解真假,这种教育的良好意愿,也是我们一直在办教育时的希望。但现在慢慢看到,我们的一些当权者,不是希望我们明辨是非,不是希望我们能够分析真假。而是要知道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知道什么叫做真,什么叫做假,而真和善是早已预定的。也就是说,他们考试里的问题,全部是不相关的,irrelevant没有关系的。他觉得,如果你讲的东西不符合他说的,他不相信的东西,就说是错的。

我很多朋友提到,现在的程度,就好像奥维尔的小说《一九八四》里说的,当温斯顿被别人,即拷问者,递4只手指出来问他,“几只手指?”他说:“4只”,电他;“说5只”,电他。那你说是什么?不是说什么就是什么,是聼我的话。给4只手指时,我说5只,你就要说5只;说6只,你就说6只。也就是说,真相不是我们要思考、反省得到的,真相是预先给的。

林郑在监警会的报告,后面写着“香港真相”。我没见过这么大的一个讽刺,她说香港真相,她正在讲的是香港假相。如果希望知道真相的话,就不可以聼她说。看到她和其他的一些官员是群妖群丑乱舞。

现在中联办出了声,香港政府其实基本上是听话而已。我想一个人,一个所谓我们的领袖,都要有一些修养。当黑警说我们的市民是蟑螂的时候,一个特首会说我们的教育是冇厣鸡笼(自把自为)。我想如果在任何地方,这是一个最侮辱性的言语。冇厣鸡笼(自把自为)是指什么?即我们教育界的老师、学生都是鸡?这是最大的侮辱。

她至少读过大学,我不知道她读过什么,或者她读过社会学,她有没有社会学训练我不知道,但可以在口中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她还有什么公信?还有什么她讲的东西我们能够听得入耳?所以,她越讲,等于我们以前看大陆的报纸一样,《人民日报》一样,它讲A,其实不是讲A,她越讲真相,其实就是没有真相。这使得我们整个社会,整个香港以前相信的,即真理的公开性,真相可以看到,我们的法治里,我们的冲突里,有什么真正的后面的原因,都没有了,全部都遗失了。唯一有的是,一步一步的继续打压,继续强权,继续一个完全的威权社会。我想,他们真的很怨恨,或者邓小平为什么要搞一国两制?从头到尾一国一制就好啦,是不是?

中大通识教育遭污蔑 政府讲假话充当绝对威权

记者:这次考评局的争议,引发打压学术自由的忧虑。其实,打压学术自由不是今天开始的。中大早前也有些争议?

张灿辉:上个月有人发现,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科讲的历史,“中国文化要义”中的一条题目,是用一个警长讲的话,然后叫同学用法家的思想去批评。被拿出来讲,说我们的题目中有仇警意识。但其实可以看到,在4月17日,《大公报》一开始就说,美国在中文大学是以中美中心操纵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说是荼毒学生,为害极大。

我听到这句话,这当然是睁大眼睛说假话,早前我们香港政府里的官员,睁大眼睛说假话。他提出的是什么呢?就是2012年在浸会大学里有一个研究,是关于香港教育,叫做香港蓝皮书。里面有一章讲到,他说中文大学在过去这么多年的通识改革里,是美国人渗入了中文大学里,操纵我们的课程设计等等。那时刚好我退休一年了,加上我在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里,处理了很多年,我知道这当然是讲假话。我记得我们是向当局反映,强烈抗议。使得浸会大学里设立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证明他们这个主持人,就是负责调查的人是讲假话,是错误的,并向我们道歉了。那这件事完全是错的,是完全没有任何证据的,居然还可以拿出来讲。

我想这些东西,他们存着,有一天就慢慢开始向我们开刀。从现在看到的香港的情况,看到监警会,看到我们的考试科,看到612“暴动”的问题,看他怎么去DQ(取消资格)郭荣铿。就是说,在法律界,在整个司法问题,在我们的教育问题,我们相信、还以为一些是公义的,希望通过监警会,希望有对于我们在过去一年里,这么多的事件里,有一点点的方向感,就是我们重新要调查。但他们说,这些全都是对的。有什么好说呢?当然,没得讲的地方,因为我们看到的强权世界就是这样,他抓着权力,他们有枪,他们有他们的绝对威权,就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那我们有什么好说的呢?

当然,这样的情况下,是否我们完全就甘心跪下呢?要臣服呢?如果一些东西,说自己讲真相,其实是讲假话,如果她觉得这样做根本没问题的话,其实有很多问题。

现在,实际上我们的教育荼毒了我们无数的青年,但为什么这些青年人在过去一年里这样出来呢?大学生、中学生,我们见到的朋友中,有他们的家长,和他们的子弟一样,他们对当前政府的不满,那种愤怒,那种悲哀,这些难道是1、2个人,一些“暴徒”所为的吗?这些人说我们抗议者是蟑螂的话,其实他是自己说自己而已。他们说我们是冇厣鸡笼(自把自为),这些无德的言语,其实是在说他们自己。

张灿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做学术界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其实很简单,我们有没有真的根据自己的良心去做事呢?当我们见到不平的事,是不是就不出声?就会接受他呢?尤其是法律界的朋友,他如何在这些完全强权,在不公义下,还要做些公义的事呢?这是件困难的事。

大学教育成大生意 政府白色恐怖控制学者

记者:大学生在抗争第一线,但学术界,够胆量出来说话的学者,似乎不算太多。最近“再出发”联盟邀请了11个大学的校长,10都在其中,有什么感受?香港的学者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张灿辉:我不是在这里要谴责我的同事或朋友,有些人说,我在这里说这些事,是因为我已经退了休,不担心有什么后遗症,不需要考虑升职的事。这个说法是很容易理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负担担当,但我觉得这不是个理由。

现在看到大学很悲哀,大学教育成为一个大的生意,知识成为一种买卖的商品,老师就是大学雇的一个伙计,去教知识给那些学生、那些“顾客”。用这个模式来看,我只是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学者,比如在大学里,只要知道你教学时,评核是挺好,每年出版一两篇学术论文,做一下研究,就够了。一切关心文化问题、香港问题,是不需要的,还有关心学生,都不是你的职责所在。但是如果你要关心学生,关心我们在这个地区,关心我们这个事业,我们还有很多是香港的人,香港出生的朋友,在大学里教书的话,他们是应该有种责任,对我们这个城市、这个地方有态度。他们不讲,我觉得他们是这种看法,比如我认识的朋友里,其实不是不讲,不是不想讲出来,就是白色恐怖的怕。白色恐怖里,当然表面上用升职的理由,用打压的理由等多方面去(打压的),升职、续任,他们很多都用不同的方式去打压。

我在中文大学教书几十年,做教授,学生等等的经历里,我没经历过,但我仍然觉得中文大学和其它大学都仍然很尊重学术自由,直至我离开时候都是。我的同事对我说:“张灿辉你不要那么天真,大学里有没有职业教授在监察着我们呢?”他觉得是有的,只是不知道而已。他这样讲的时侯,其实我也知道,我不是那么笨,难道我看不到吗?我们是没证据,就是这么回事。他没出来,他没出来是因为他现在不会撕破脸出来告诉你听,我想现在慢慢出现,我们的悲哀或者我们的恐惧等这些自然会出现。

他们控制学者,同毛泽东经常觉得我们这些“臭老九”,我们是很容易控制,我们就是一张嘴,只能说而已。有很多方式不给你升职,或者不加薪,或者在研究里做些很简单工作,那么你会怕,就臣服咯。我觉得很悲哀,我们的一些朋友说,志同道合的人说:“读圣贤书,所学、所做、所为何事呢?”尤其是中文大学哲学系里有我们很好的榜样,我们以前的唐君毅老师、牟宗三、劳思光老师,他们的风骨,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对真相、对知识,对真理追求,我都知道,我们很多受过教的人都知道。劳先生告诉我们,要小心共产党,要我们不要做帮凶,都知道,但是,问题是我们在收口,不过我们说的收口,不出声,或者在几年前,可能是没问题,但是现在强权已经出现了,我们怎么办?

孙中山讲民生民族民权 香港讲顺民移民暴民

张灿辉:孙中山讲三民主义,民生、民族、民权。但我们现在听到的、经常说香港“三民主义”,是顺民、移民、暴民。我有朋友讲,移民,我走不了;顺民,我不愿做;暴民,又不够胆量。那怎么办呢?

在现在这个情形下,在我们大学的教授,教授级的朋友都一样,可以做什么呢?我想心中有火,就不想做顺民,但是不做顺民,如何种种延续下去呢?你要做移民,未必是人人都行,因为有很多制肘问题,暴民更加不够胆。在这样一个情形里,很可能看到一个郁结在心里面,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们就无能为力呢?

刚才提到的我们的前辈劳先生、唐先生、牟先生,他们在内战时,在最艰难时会思考。比如我们佩服的国外的一些学者,美国的一位犹太籍的Hannah Arendt,他在二次大战时,在战火连天的年代生活,在考虑问题,或者在危机时,给我们机会,安逸的梦在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我们更加要面对现在的世界,如何去反省,如何更加给力量,更加肯定我们的责任,我们对学生,对我们自己的学术负责任。

我说过到现在为止,香港不是一个搞革命的地方。我们没有任何一个领导者,我们没有一个大台。一方面我们行下一代、自己的路,另一方面讲,自己呢?每个人要信的就是自己的良心,和我们学术的标准。

记者:社会的争议问题,甚至疫情,中共都会挑动种族仇恨,用这个帽子,用民族主义的牌。共产党和民族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样样都扣这个帽子。

张灿辉:因为这个帽子是最容易、最便宜、最好用,一讲就14亿人口,一讲就伟大祖国,一讲中国有4千年文化,这些我们最大的骄傲,这些骄傲里,是不是用这些大帽子压下来时,任何人就因此将黑说成白呢?或者黑不说黑呢?

记者:还有外国势力,比如通识科说美国要渗透进去,都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帽子是如何形成的?

张灿辉:我想很容易的,有些朋友以前讲的都是对的,“当他自己是玻璃心的性格时,为了要保护自己,就更加要骂别人。”我们看到,多少人骂川普,多少美国新闻传媒将川普骂的如何惨、如何惨,《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上说的事情,都可以讲。我们很简单地问:我们国内,有没有一张报纸够胆像骂川普那样骂习近平呢?没有一个吧!怎么去比较哪一个更好呢?一张嘴就是3000年的文化;一张嘴就是14亿的人口。这就了不起了?这不是说你的人多,这个事你就对,就正确。

有人说我们要继续做我们的中国梦。我有朋友就讲:“你做你的梦,但是你不可以逼我做你的梦。”我们睡觉的时候,不一定能做一样的梦啊。这个梦是强加下来的时候,就罔顾了每一个人独特的人格,独特的个性,独特的主体。其实就是虚伪。我要是全部都相信的话,我们就可以一起真的看到伟大和光明的前途?现在很明显,大陆的政权能不能挨过未来几个月,我们都不知道。当疫情过去之后会怎么样?四面八方的包括国内、国外的人对你(中共政权)的不满。在国内,我们不知道很多人(真的)很满意吗?满足吗?是不是这样?

中国不等于中国共产党 大陆人敢怒不敢言

记者:关键是爱国和爱共产党要分开。

张灿辉:这个我很早就知道了,如果一个国家等于共产党的话,那我不要(它)。在中国问题里,中国等于共产党,那对我来讲我不是中国人。但是中国是更多的。中国共产党有多少年啊?70年。它会长久下去吗?在中国2、3千年里讲中国文化发展的时候,我们讲广东话,看唐诗、宋词,我们看小说,看思想家教我们些什么。这些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中国共产党是在毁灭中国文化,大家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里是怎么摧毁中国文化。后来(共产党)觉得不行了,就找一些圣人出来涂脂抹粉,像孔子学院,现在变成了一个大笑话。它以为德国有歌德学院,中国有孔子学院。但是德国的歌德学院不是搞统战的。它(孔子学院)在搞统战,都被人都知道了。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都认同中国是中国文化,而中国不是等于中国共产党。中国还有中华民国。在我们当前、当今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值得我们自豪的民主、自由的一个地方,就是孙中山建立的推翻满清的,真的就有一个民主国家在70年之后,在革命之后在台湾实现了。那你说哪个是中国呢?

如果你说中国不是共产党就伤害了民族情感,伤害了14亿人的感情,那怎么办?那你这么讲我只能说OK,我没办法和你去辩驳。但是你真的觉得这14亿人口都是这么想的吗?这些假大空的话。如果这14亿人都是跟我一样呢!有的人就不敢讲,要是敢讲那就试一试(全民)公投啊!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官方一些表面上的打压,和官方后面的人民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

这么多年我理解到我国内的朋友里,大部分都是精神分裂,就是公和私是分开的。就公方面,那就是大陆的那套说辞。其实就是怕,它用的是白色恐怖。但是私下来讲,他们知道,这个民怨、民愤什么时候会爆发出来,我们不知道。那我比较悲观了,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但是我知道,历史会不断的重复,但它不是这样的重复。中国历史不只是过去这50年、70年。看世界历史也不会只看过去70年,还有二十世纪之后,这么多历史里面的理解。

记者:真相不是某个政权或者某个领导人来界定的。现在是一个讲真话的时代,珍言真语》节目鼓励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平台讲出自己的真心话。

张灿辉:这个真话里也不一定完全都是真的。但是至少有一个自由的地方,让我们每个人可以讲自己心里的话,最主要的是可以讲人话。不是说有个剧本在这里读。其实有很多人是在读剧本的,我们想讲我们想讲的事情。如果我们还可以自由的去讲的话,那香港在这方面的自由是宝贵的,是值得珍惜的。

(转自香港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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