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先整习仲勋后“叛党自杀”的阎红彦

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上演整人、挨整、被整死的悲剧。1962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先告发,再揭批,后诬陷,充当毛泽东打倒习仲勋的重要打手。到十年文革时,阎红彦成了挨整对象,最后被整死。

阎红彦是“文革”中唯一一个“自杀”的中共上将,也是第一个“自杀”的省委书记。

阎红彦被中共认定“叛党自杀”

1967年1月8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给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打电话,要他接受造反派的批斗:“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过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云南造反派已多次批斗过阎红彦,并且抄了他的家。1967年1月4日,造反派头子要求阎红彦出席在昆明检阅台广场召开的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阎红彦没有去。为保护阎红彦,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当天下午5点把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秘密送到昆明市一个军事基地——小麦峪。到了1月8日,跟陈伯达一番激烈争吵后,阎红彦睡下了。第二天早上,阎红彦的秘书曹贤桢叫他起床时,发现他已经死了。

1967年1月14日,中共总理周恩来主持召开各大区和省委书记会议时,称阎红彦之死是“叛党自杀”。

阎红彦是打倒习仲勋的急先锋

1962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因为小说《刘志丹》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从此,挨整长达16年。习仲勋被打倒,与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有直接关系。

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高岗、习仲勋等都是中共西北地区的领导人。谢子长死于1935年,刘志丹死于1936年。高岗、习仲勋后来被重用。高岗官至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1953年,高岗被扣上“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名打倒,后自杀。习仲勋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阎红彦长期不受重用,直到1959年才成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一直嫉恨高岗。高岗死后,又嫉恨习仲勋。

1962年7月21日,阎红彦从云南到北戴河开会期间,收到小说《刘志丹》送审稿,他在简单看了看之后,就认为这部小说有问题,写信给作者李建彤,阻止小说出版。李建彤没理会。之后,小说《刘志丹》在《工人日报》等报刊上连载。1962年8月中旬,阎红彦看到后,立刻打电话向中央负责文教工作的康生报告。之后,还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信,称这部小说有政治问题。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对阎红彦在打倒习仲勋的过程中起的重要作用写得比较清楚。1962年9月8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上,阎红彦在西南组发言时,首先提出小说问题。他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来闹“翻案”,小说《刘志丹》就是在习仲勋主持下完成的,目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宣传高岗。9月中旬,阎红彦等人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反党集团”,之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甚至诬陷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

习仲勋被打倒后,受牵连的干部群众多达16785人,其中229人被打死、75人被逼疯、53人严重致残。

阎红彦早年就与毛泽东结怨

1934年10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强大攻势下,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8万多人不得不逃离井冈山,开始死伤惨重、前途未卜的“长征”。1935年10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只剩不足8000人。正因为有了刘志丹等创立的陕北根据地,毛泽东才有了一块立足之地。刘志丹、谢子长死后,毛泽东把高岗当成陕北根据地的代表,在大会小会上经常赞扬高岗,还任命高岗为中共西北局书记。

1934年7月,阎红彦被派往苏联。1935年12月,阎红彦回到陕北,对高岗被重用很不以为然。在阎红彦看来,作为刘志丹副手的高岗,同刘志丹一样,不是革命者,而是一帮土匪。阎红彦认为,只有已死的谢子长和他本人,才是陕北根据地的代表。1942年,中共延安整风时,阎红彦向高岗发难,揭露他在一次战斗中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但是,毛泽东根本不相信他的话,对他很冷淡,也不重用他。1945年中共七大上,高岗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政治局委员。

1945年7月,在中共召开的解决西北历史问题会议上,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此后,高岗步步高升。直到1956年中共八大时,阎红彦才成为中央候补委员。

阎红彦在云南两次冒犯毛泽东

1959年至1962年,阎红彦在云南高举毛泽东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结果,饿死很多人,13万多边民纷纷越境外逃。1961年5月9日,阎红彦不顾朋友和助手们的劝阻,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讲真话的信,对毛泽东提倡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表达了不同意见。毛泽东批示:“此信写得很好”,并发文要各地“参考”。当时,毛泽东没整他,但毛是记仇的。

在1962年8~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且决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全国农村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而,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认为,云南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刮单干风,也不存在生产、生活和市场混乱问题,因此,不需要提“以阶级斗争至为纲”。1962年12月21日,云南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的“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文件中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文件发出后,很快就受到中共西南局和中共中央追查。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就这个文件点名批评阎红彦。阎红彦不得不作检讨。

革命40年 落个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在中央,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被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在地方,阎红彦被当成刘少奇、邓小平的“代理人”,新帐旧账一起算。

1966年10月,阎红彦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有人说“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作为邓小平的老部下,阎红彦立即站起来反驳。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很快就把阎红彦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名单”。1966年11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的妻子、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在北京召开大会,指责“昆明文化大革命还是死水一潭”、“局面没有打开”、“保皇派还在保护走资派掌权”、“要求中央文革增派力量,赶赴昆明,彻底扭转局势”。

在江青煽风点火下,昆明造反派像被打了鸡血一样,热血沸腾,呼啦啦占领了省委大院,一次又一次批斗阎红彦。当年阎红彦反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信,要求云南不要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件等,都被翻出来,成为他反党、反毛主席的重要证据。有时从早晨8点一直斗到晚上8点,不能吃一点东西,喝一口水。

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将阎红彦保护起来之后,造反派到处找阎红彦,甚至扬言:“只要抓到阎红彦,就地枪毙。”1967年1月6日,阎红彦得知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造反派五花大绑,戴上高帽,跪在一辆公共汽车顶篷的行李架上游行示众时,悲愤难耐,眼泪夺眶而出。1月7日晚,秦基伟说好上山看望阎红彦的,但到晚8时左右,秦基伟托秘书捎给他一个纸条,大意是说:“情况有变化,我不能来了,我的处境很不安全。”

紧接着,阎红彦的秘书王银山上山报告说:叶剑英元帅从北京来电话问:“阎红彦现在什么地方?住的地方安不安全?身边都有些什么人?”王银山回答说:“目前基本安全。秘书、夫人、司机、警卫员都在。”叶剑英又说:“要说服造反派,不能抄阎红彦的家。”王银山说:“家已被抄了。”叶剑英难过的叹了一口气,放下了话筒。阎红彦默默在屋子里踱了几步,说:“叶帅也管不住了。”阎红彦绝望至极,当天夜里“自杀”。

1967年2月,在中南海召开的两次中共政治局碰头会上,一批老干部跟江青等人发生激烈冲突。这件事被称为“二月逆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指著江青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都打光。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40年革命,落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寒心啊。我一辈子没有哭过,现在我真想哭三天三夜。”

结语:

阎红彦1925年加入中共。早年参与创建陕北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3团团长。国共内战时期,随刘伯承、邓小平转战华北、中原、华东、西南,出生入死。1949年中共建政后,曾任四川省政府副主席,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整人的政治运动,他都参加了。到1967年1月,为中共卖命41年的阎红彦,竟得个“叛党自杀”的下场!而类似经历的人又何止阎红彦一人?这就是共产党的体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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