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大游行当日，香港超过100万人上街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人数远超过当年有经济危机负资产与SARS瘟疫失控加倍动员的2003年反23条大游行，甚至超过了1989年的反北京戒严大游行。69大游行后还有为数不少的本土派年轻人在立法会一带尝试留守，在警方强力清场时发生冲突。
这次街头行动，只是新一波反中共强硬殖民的开始。雨伞后中共取消本土派年青人候选人参选资格、起诉运动领袖和其他活跃份子，以为这样便可以将香港人吓怕，将反对力量的组织破坏。但这次大规模群众怒吼，证明香港人是吓不倒的。原来的占领、本土运动领袖很多被关了被流亡了，新一代的领袖还会出来，群众在没有熟悉领袖带领时，也会自发行动。
或者有人会认为，只注重人数的和平示威，无论有多大规模，对现在越来越强硬的中共，已经无法构成任何压力。中共不会因为有很多人上街而妥协。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大规模和平示威本身不能有即时效果。但这不等如说大规模上街完全没有用。它最后能否起作用，还看上街后的后续发展，和香港人与反对运动领袖怎样应对这些后续发展。
大规模上街抗议，最低限度可以向全世界以清清楚楚的一个一个人头表明，香港人是强烈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香港人大声说了不，政府如果还是硬闯，那便是毫不含糊的强暴了。若香港人没有大规模上街，保皇力量通过难以验证的伪签名与谎言，便可以制造香港人不是那么强烈反对甚至支持修例的假象，政府硬闯时，到底算不算强暴，便不是那么确定。作为毫不含糊和强烈的民意表达，上街还是重要的。
当然，现在中共已经是在习近平时代。中国曾有社会学家说，习近平和他同辈的一代领导人如薄熙来，年轻时做过红卫兵，红卫兵一代，特别是出身高干家庭的保皇派红卫兵的特色，便是不像他们前代的谨慎，不信“有理、有利、有节”的重要，觉得天下是老子的，老子有硬干的权利，要斗倒谁就斗倒谁，包围攻击外国大使馆也敢。
习近平下的中共在对美、南海、台湾问题上都是硬干，这次对香港是否也会硬来，无视上街民意强硬通过《逃犯条例》修订，甚至在修订后立刻抓反对派、外国人立威，还是很有可能的。
一个强暴受害人在受害时高声呼救，不一定能阻止暴徒，但清楚说不和拒绝之后，若暴徒还是硬来，受害者便有暴力自卫的权利。这样受害人在反抗过程把暴徒击伤甚至杀害，法庭也不会判受害人有罪。就算受害人没有暴力反抗，路过的路人听到呼救而介入，棒打暴徒，解救受害者，也是天公地道。
同理，在超过一百万人上街后，若政府仍视若无睹，强硬通过《逃犯条例》修订，到时有市民发动更激烈的抗争如罢工罢市罢课甚至占领或冲击，或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谴责制裁，便有了足够的合法性。当然，若果泛民一如以往，在和平游行之后，还只顾谴责之后可能出现的升级抗争或外国政府介入，那便等如让市民游行的努力，前功尽废了。
——转自《自由亚洲》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