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中国经济 告别低素质发展?

“换挡”难,是中国经济的关键难题。过去习惯了的平道“快速挡”,不得不换到走坡道的“爬坡挡”,只有靠技术创新,才能维持经济发展。而“换挡”难的真正原因是,侵犯知识产权在中国早已蔚然成风,创新反而吃亏,这种局面绝非三年五载便能改变的。

一、中国经济这辆车,“换挡”谈何易?

从2014年开始,中国就开始谈论经济进入了“换挡期”,其大意是,中国经济这辆“车”,要从习惯于走平道的“快速挡”,换到走坡道的“爬坡挡”,不能再指望大规模的土木工程投资和廉价劳动力给经济带来增长,而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增长。5年过去了,今年2月16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原财政部长楼继伟说,现在“我国经济仍旧处于换挡期”;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这辆“车”,“换挡”已经试了5年,到现在仍然还在琢磨著怎么“换挡”。看来,“换挡”难,是中国经济的关键难题。“换挡期”这个说法,本身不错;但是,为什么非得“换挡”,北京的智囊们却讲得不清不楚。说白了,是因为经济发展的“路”变了,从一帆风顺的“平道”变成了崎岖的“坡道”,所以,中国经济“这辆车”,不得不从走平顺宽敞的大路的“快速挡”,换到能够走坡道的“爬坡挡”。会开车的人,对这个形象的比喻都能心领神会。“换挡”难,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路况”变了,从“平道”变成了“坡道”;二是,中国经济这辆“车”很难“换挡”,是“司机”们(指企业经营者)不会操作,还是“车”上本无“变速箱”,所以自然就无法“换挡”?

空口说说“换挡期”,当然不难;识别“平道”变“坡道”,也容易得很;但是,要让“驾车人”承认,“车”上本无“变速箱”,就挺难的了,那是“打脸”的事;至于如何造出“变速箱”,再把中国经济这辆“车”大卸八块,安上一个本该有的“变速箱”,就十分困难了。因为,很多“司机” (企业经营者)不喜欢或没本事走“坡道”,安了“变速箱”,他们就不会“开车”了;更另其担忧的是,在“冰雪溜滑的陡坡”上“开车”,闹得不好还可能“车毁人亡”。总之,经济“换挡”,不仅是个“学问”,还会让不少企业、乃至地方政府难以适应,甚至破产。然而,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中美经贸谈判的现实表明,“换挡”一事,不再是选择之一,而是唯一选择了。

二、“平道”和“坡道”,差别何在?

我在去年12月26日登在《大纪元时报》上的文章《2018年:中国经济下行成定势》中提到,到2009年前后,以外商为主的出口创造了持续十年的“出口景气”,但随着成本上升,企业外移,“出口景气”难以为继;此后,政府推动的土木工程投资又“接力”维持了不到十年的“土木工程景气”,而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已接近饱和状态,“土木工程景气”也自然消褪了。

当很多人还沉浸在回味过去20年的经济高增长时,陡然间,中国已不得不对那20年重新审视了:那20年的繁荣,其实不过是在铺设好的一帆风顺的“平道”上奔驰;现在,再如何回想当年的得意,都改变不了走完“平道”后爬不动“陡坡”的困境。我们分别来看看“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之下企业的运营方式,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

在“出口景气”时代,外商运来了设备,拿来了图纸(机电产品产业)、版样(服装制鞋产业),准备好了订单和原材料、零部件;只要建好厂房、招来工人,加以短期培训,然后加班加点,按照技术要求生产出产品,就可以装上集装箱,送到港口,然后就是出口结汇了。在这个过程中,中方的企业管理人员只要按照国外订单和设计要求,维持设备和工人运转,就实现了制造业增长。但是,这些管理者研究过国外市场变化、产品销路、新产品设计吗?没有,那是外商和国外下订单的公司的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外企的技术和设计被“转移”到了其它中资企业手中,但这不属于研发,而是剽窃。本来,一种新的出口产品,从市场调查到产品设计、应用技术开发、原材料实验、加工工艺研究、成本控制、生产管理,直到产品包装、国外市场营销、售后服务、顾客反馈,是一个很长的作业链,能够独立完成所有环节的中国企业,才算是合格的出口导向企业。

中国“出口景气”时代的中方弄潮儿们,他们充其量只是承担了上述作业链当中的成本控制、工厂管理等区区几个环节,剩下的那些事,都由外商或国外客户替他们做完了。所以,他们过去是在别人“铺好”的“平坦大道”上奔驰,走的是别人研发、他们加工的出口“大道”。一旦外商撤了,或者外国订单没了,他们就会发现,这条“平坦大道”不见了,自己其实不足以独立经营出口产业,面前的路变得异常坎坷;这“坡道”何止是陡峭崎岖,同时还“溜滑”,如同冰雪天的上坡路,因为任何不靠抄袭剽窃的自主研发,通常成功率不高于30%,所以,大多数靠真正的研发来寻找国际市场的企业,会从“结冰的陡坡”上滑下来,归于失败。

至于“土木工程景气”带动的企业经营,无非是由政府提出项目并准备好资金,自己找个建筑设计院完成土木工程设计,买来钢筋水泥,招来工人,在工地上按图施工。项目没了,企业也失去了方向。当初提出“一带一路”,其实就包含着为这样的企业找出路的意图。事实上,这样的企业谈不上“换挡”。

三、低素质成长与高素质成长的区别标志:知识产权的收益占多少?

 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年代,其实是在低素质制造业的道路上昂首阔步;所谓的“换挡”,就是要转到发展高素质制造业的道路上去。中国已经不再具备靠低成本劳动力挣幸苦钱的条件了,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更低,而中国的打工人口又正在相对减少,这种情况下,只能靠自主研发,才能在国际市场上赢得自主知识产权带来的经济收益。那么,低素质发展和高素质发展之间的区别究竟是什么?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那就是,两种素质之间的差别在于,企业自有知识产权的收益,在企业总资产和利润中占多大比例,比例越大,自有知识产权的收益就越大。。

据《日本经济新闻》最近报道,10年前全球企业的净利润中,美国约占25%,而现在这个比例已大幅度上升到39%。其原因是,美国已经形成了由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创造利润的产业结构。通过调查美国企业持有的资产可以看出,代表技术实力的专利及代表品牌影响力的商标权等无形资产已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了工厂及店铺等有形资产;美国企业无形资产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已达到26%,是10年前的2倍以上,而日本现在的这个比例还只有6.4%。《日本经济新闻》没有说,中国的这个比例是多少;很可能,最多不过是日本的几分之一而已。

中国现在也十分清楚,靠廉价劳动力赚得的利润只是制造业产业链当中的很小一块。于是,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去“捞”外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就成了获取知识产权收益的“捷径”,这样做,说白了就是硬抢外国企业的利润。但是,指望偷和抢来夺取知识产权收益,早晚一天要碰壁的,于是就有了中美之间以侵犯知识产权为主题的经贸谈判。

四、“换挡”却无“变速箱”?

中国的企业就不能走自主研发的道路吗?技术的自主研发谈何容易,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提出这个口号,而在于中国的企业是否存在技术研发的原创动力。知识产权收益的唯一可靠来源是产生原创动力的制度;而原创动力的保持,需要创新的敏感度和技术可用性方面的直觉、风险承受力以及创新成果的安全性。其中,最关键的是创新成果的安全性,如果没有保障创新成果安全性的制度,任何创新都可能被其他企业随意剽窃,那么,哪个企业还愿意投入大量研发投资,最后“为他人做嫁衣”?

中国缺的就是保障创新成果安全性的制度;而企业界的常见做法则是剽窃获利。最近有个网上匿名作者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依赖美国的根本不是经济,而是发展的原创驱动力》的文章,其中提到,“现实情况是:手机支付抄的paypal、百度抄袭google、阿里抄袭亚马讯、腾讯抄袭脸书、华为抄袭思科和高通”。这只是个大而化之的说法,并没有具体举证。但美国在最近的中美经贸谈判中反复强调保护知识产权问题,恰恰证明了此类问题的严重性和美国对此类问题的高度关注。

剽窃其他企业(既包括外国企业,也包括中国企业)的设计、技术、冒用品牌等等,都是侵犯知识产权。这种现象在中国已经存在多年,而长期以来,中国连知识产权法庭都没有,只是由经济法庭的不具备审理知识产权案件能力的法官代为处理,再加上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偏袒,所以,剽窃之风一直盛行。在这种环境下,就算有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自主研发,其创新成果也得不到有效保护,剽窃行为则因惩罚过轻而屡禁不止。

最近两年中国刚设立了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知识产权法院,算是填补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空白。但是,这只是个开头,距离真正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还路途遥远。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涉及各行各业复杂的技术知识,审理这样的案件,哪怕是获得法学和工科双学位的法官,也力所不逮;因此必须要依靠各行各业的技术专家,但通常技术专家又不掌握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知识,所以,新设的知识产权法院还需要相当时间来积累办案经验和办案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相关法律并没有严惩剽窃的相关规定,由于处罚过轻,所以起不到震慑作用。美国之所以能不断保持企业创新的原创动力,就是因为它的相关法律能把侵犯知识产权的企业罚得几乎倾家荡产,从而基本上保护了企业的创新活动。

中国今后经济发展能不能顺利“换挡”,绝对不是提个口号就能实现的轻而易举之事;实际上,就算政府和企业想“换挡”,但中国经济这辆“车”实际上一直没有“变速箱”,所谓的“变速箱”,就是把剽窃成风的企业运营变成依靠源源不断的原创动力来经营,这种制度转换,岂是三年五载便能见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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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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